高級特工揭中共混亂男女關係(組圖)
蔡孝干在這本書中回憶了當年中共高層在蘇區混亂的男女關係。
臺灣共產黨書記蔡孝干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也是中共恨之入骨的對象。他早年加入中共，曾參與「紅軍長征」。國民黨退守臺灣後，蔡孝干被中共派到臺灣潛伏，成為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人。1950年被國民黨逮捕後，供出大批中共安插在臺的特務人員，致中共在臺灣的諜報組織被摧毀殆盡。蔡孝干加入國民黨後，撰寫出版了《臺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一書。在這本書中，蔡回憶了當年中共高層在蘇區混亂的男女關係，揭示了在中共控制的江西蘇區，民間傅統的倫理道德觀念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
蔡孝干在書中回憶稱，當年中共在江西建立的所謂蘇區標榜婚姻自由，男女關係極端紊亂。在中共統治下的江西蘇區和陝北蘇區盛行「一杯水主義」的自由婚姻關係，嚴重地破壞了中國固有歷史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觀念。書中寫道，中共在江西蘇區所推行的蘇維埃式的婚姻制度和中共高階層內部在婚姻關係上所表演的醜劇，深刻地影響了那些地區單純簡樸的農民家庭生活的劇烈變化，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據講述，當年蘇區的婦女離婚、結婚都是自由的、任意的，一個女子結婚三、四次，甚至五、六次者都是司空見慣。而這裡所說的，還是指公開的婚姻關係而言，至於非正式的「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之類的現象，更是非常普遍。
鄧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當年就曾在蔡孝乾麵前抱怨說：蘇維埃的《離婚條例》明明規定，蘇維埃公民離婚是自由的，不但男女雙方同意就可以離婚；即使男女任何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也可以離婚。為什麼非紅軍家屬離婚可以自由、而紅屬就沒有這種自由呢？但紅軍家屬在地下亂搞，年輕的紅軍家屬沒有「秘密老公」的實在太少太少了。這不就是對紅軍家屬過份的壓制所造成的惡果嗎？
書中還披露了當年中共高層男女關係的混亂狀況，其中特別細述了楊尚昆、李維漢、張聞天等人各自複雜的婚姻關係。
首先是李伯釗、楊尚昆和王觀瀾的三角關係。
楊尚昆（左）、李伯釗（中）、王觀瀾（右）
據書中回憶，李伯釗早年先和楊尚昆在莫斯科結了婚。但當她被安排到江西後不久，就和王觀瀾姘居了。當年中共炮製的蘇維埃《婚姻條例》雖然明文規定，男女結婚或離婚，都應到鄉蘇或市蘇登記。但事實上，在蘇區，只要男女有了「同居」事實的存在，就承認是「夫妻關係」，登記不登記是無所謂的。所以，當時身為「有夫之婦」的李伯釗在蘇區和王觀瀾同居，並沒有受到蘇維埃法律的約束。後來楊尚昆也來到江西蘇區工作後，李伯釗又棄王而與楊在一起。
金維映、鄧小平和李維漢的三角關係則代是當年中共高層男女關係的另一種典型。
金維映（左）、鄧小平（中）、李維漢（右）（以上皆為網路圖片）
一九三三年鄧小平被國際派指為「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執行者，遭整肅，他的妻子金維映即與他分離，隨後調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不久就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化名羅邁）沒有經過任何手續而結為「夫妻」，而且得到「公認」。但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大批的女學生湧進延安，李維漢很快就另有新歡，金維映成了黃臉婆。最終，她和賀子珍（毛澤東妻）、劉群先（博古妻）都遭遇了同樣的運命：被她們的丈夫以「留學」的名義送到莫斯科，實際上就是被她們的丈夫遺棄了。
至於張聞天與劉伯堅之妻王淑貞之間的曖昧關係，則可以視為「秘密結婚」典型例子。
據講述，張聞天秉性浪漫，在莫斯科時曾與一俄女結婚。入江西蘇區後即鰥居，時張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黨報委員會書記。劉伯堅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長期在前線。劉伯堅的妻子王淑貞初在瑞金紅軍學校任教，後調入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任秘書。不久，王淑貞就成了張聞天的「秘密夫人」。此事在當時中共高級幹部中成了公開的秘密。
一九三五年紅軍西竄到四川省松潘的毛兒蓋，張聞天就與劉英同居了。而這個劉英，也是中共內部婚姻史中「一杯水主義」的典型。
據書中回憶，劉英是湖南籍人士，中學時即加入共青團。一九二七年，她在武漢戀愛結婚不久就被送往莫斯科入中山大學，很快就另與其他人同居。後來她進入江西蘇區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經人撮合與伍修權（當時任教瑞金紅軍學校，兼任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翻譯）結婚。不料，兩人僅同衾兩夜，即宣布離婚，成為中共內部婚姻史中的趣聞。
抗戰初期，劉英也被送到莫斯科「留學」去了，張聞天則又與劉英的胞妹李霞（化名）姘居。李懷孕後，不得已被送到新疆去「生產」，生一子未取名，中共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陳潭秋乃為取名曰「鴻聲」，以影射「聞天」。此事，當時中共高級幹部幾乎無一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