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八百萬知青下鄉 罪魁禍首是誰？(圖)

一千八百萬知青是文革犧牲品與四個現代化廢品，知青成傻青。（網路圖片）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中譯本），乃「知青學」集大成專著。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知青運動在中國，知青學在國外。《失》著所引參考文獻，外文也比中文熱鬧。

知青運動距今已超過四十週年，按說應該出現「知青學」專家與集大成專著。然而，上山下鄉運動不僅栓繫文革，而且鉤掛紅色意識形態，牽扯著赤左學說的價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馬列之旗還是中國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這場運動肇始者還享有「三七開」的政治豁免權，「知青學」就無法在寰內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展開，就必須「宜粗不宜細」與「淡化處理」。這場規模如此巨大、影響如此深遠的運動，居然從未躋身國家課題，白白「讓」與人家老外。《失落的一代》可謂生逢其辰，覷著其時。

周恩來早已策劃三千萬知青下鄉

大陸「知青學」也出現一些台階性成果，但均屬初級階段的數據性歸掃，由於民間行為，所錄數據大多侷限於下層個體親歷，即便涉及宏觀整體，亦受「必須克制」的侷限，尤其面對出版嚴審雄關，作者本人就「自覺」過濾掉不少數據。失去數據等於失去準確判斷的前提，誰都明白此間「厲害關係」。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在於它對大量原始數據進行全面系統地歸納梳耙，整體考察，取精用宏，立樁深固。就資料而言，一冊在手，「知青」可知。為全面概要瞭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合適的綜述性讀本。

筆者也是知青（鄉齡八年），一直關注「知青學」，但《失》書中一些數據仍聞所未聞，三十多年前的舊聞對我仍是新聞，一路發嘆「原來如此！原來如此！」若非讀到此著，將終身不瞭解這場運動的全局性信息。如從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鄉就和解決失業「結合」起來了；一九六三年周恩來計畫十八年內動員三千五百萬知青下鄉。上山下鄉乃是中共政府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解決失業之策──藉助紅色意識形態，將無法解決的失業大包袱甩給農村。

我從《失》書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對雲南知青作出讓步，與一九七九年初已決定的「對越自衛反擊」有關，「如果在此邊境地區發生大規模社會衝突，就很不利於開展反擊戰鬥。」上山下鄉在一九八○年被終結，並非中央主動認錯，而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抵制與抗爭，在一九七九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就促使政府最終放棄了這場運動。」包括農民的消極抵制。

黑龍江全省百餘農場，每個農場都上報過好幾起女知青遭強姦，有時幾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點被槍斃，後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紹城裡女知青給郊區小夥子，獲罪「破壞上山下鄉」，吃了槍斃！

為維持「安定團結」，政府必須在上山下鄉問題上言行二元化。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說：「國家花了七十億，買了四個不滿意。」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鄧小平也認可。對上山下鄉的荒謬性一清二楚，但決不能承認政策錯誤，在宣傳上還得讓知青認為在廣闊天地得到「寶貴的再教育」。副總理紀登奎明確表述高層共識：「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下，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

尚有八十萬知青永留農村

《失》書提供了一系列數據：八十萬知青被永遠留在「廣闊天地」。一九八○年仍有十五點五萬知青下鄉、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總數四十三萬。得到下鄉豁免權中，幹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學生減少一百多萬，技校生減少二百多萬，整個中學教育停頓，有的地區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高中。

為安置知青，國家投資每人五百，農村插隊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農場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內蒙昭盟送知青下鄉人均每年一千元，相當於中級幹部年收入，但知青卻根本做不到自給。四川某農場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隊工廠一千三百元，進鄉鎮企業僅需五百元，知青下鄉成了比辦廠還昂貴的事兒。還買來四個不滿意，引發對懷疑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三信危機」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對中共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據港府統計，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萬大陸青年逃港。真是何苦來哉？！

《失》書分析深刻，言大陸學人所不敢言：毛也善於耍弄陰謀詭計，在發動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就暴露無遺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識形態是他主要的政治賭注。假如中共政府變成一個注重經濟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會失去他實際權力的一部分。（頁25）狠狠「運動」自己及周圍的一切，乃是極權主義者緊緊攫權必須乘坐的大車。（頁22～23）共產黨的宣傳工具，毫不猶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強加於民的思想說出來。（頁223）

絕大多數大陸學人莫要說「不敢放肆」，就算拎著膽子說出來，也沒有哪家刊物敢為你提供平台。我終於明白自己當年的命運猶如一飄飛葉。一千八百萬知青、被呼「萬歲」的人民，不過是毛澤東這些「歷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犧牲品與四個現代化廢品，知青成傻青。

文革後只有四十三萬九千知青進入大學，進入「上層建築」的知青總數不超過百萬。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萬知青的個人不幸，也是整個國家的災難。全社會最優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須任何文化知識的「世界盡頭」，各行政機構充斥低能幹部。意識形態的價值錯位直接造成如此觸目的賢愚倒置。隨著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識被愚昧扼殺，民主也被暴君徹底坐壓。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點。從五四走來的中共，竟托起毛澤東這位紅色大帝，實在是全體中國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體恥辱。二十世紀中國人文知識份子的集體理性哪去了？文化的過濾功能哪去了？怎麼會讓封建專制如此整體還魂？難道一句「歷史造成的」，能夠避開文化追責嗎？為什麼會由我們東方人（包括東歐）為一項西方學說集體埋單？為什麼我們對赤左謬說只能「實踐而後知」？

至今還有老知青愚呼青春無悔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渾然不知上山下鄉運動「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仍在自娛自慰地高呼「青春無悔」，竭力為當年的苦難尋找浪漫價值，仍在將「白白浪費」說成「無悔犧牲」。作家張承志甚至宣稱：「我們是得天獨厚的一代，我們是幸福的人。」稍感遺憾，《失落的一代》未對這一「老知青現象」展開深入論析。

不過，有始必有終。知青下鄉乃是標準的飲鳩止渴，上山下鄉是赤左學說在紅衛兵一代身上崩潰的起點。上山下鄉使他們走近現實，也就同時使他們認清什麼是反現實。知青成為結束文革的主力軍。一九七八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請願成為最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迫使中共「認清」不發展經濟必然帶來的政治後果，從而推動「工作重心的轉移」。

千萬知青如今「人還在，心未死」，成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堅定的群體。各地知青不斷出新聞，如香港知青協會於二○○八年成立，協會任務之一即「傳承中國知青記憶，獨立表達自己的歷史」，六月六日該會在北角舉辦「知青史研討會」，潘鳴嘯、歐陽因（譯者）、寒山碧先生到會。老知青、兒童文學家周蜜蜜「爆料」：當年粵北農場一些知青晚上關燈集體性愛，她的工作就是陪懷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產；一對知青因戀愛被抓，軍代表召開批鬥大會，逼他們「表演」性愛經過，這對苦命鴛鴦連夜逃上山，告別生命，以死抗爭。在大陸，政府至今仍需為這場運動埋單，如兩萬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為「同等待遇」請願，「知青現象」還在延續。「知青學」必將持續走熱。對國內老知青來說，總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處理」。再不抓緊搶救第一手資料，再不深化認識這場「帶著體溫」的運動，實在有點對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一個隔著千山萬水的法國人（儘管是中國女婿），比我們還「熱愛」知青，還瞭解知青運動，走在我們前面，終究讓我們有點撐不住。畢竟，知青學是我們的「門前雪」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