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漫長的惡夢 怎一個「悲」字了得？(圖)
——記我的「右派」——「勞教」——「囚徒里程」
人人都有作夢的經歷，人人都會有夢醒的感受。如果是好夢醒來，你也許會感到遺憾、惆悵；如果是惡夢醒來，你大概會暗自慶幸。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在上個世紀1957年以後的二十三年裡，我做了一個難醒的長長的惡夢，直到夢醒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心有餘悸、驚魂難定，不堪回首。
不達「指標」，我成了「補課」中的右派
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交通運輸、金融財政，都可以下達「指標」，努力爭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也下達「指標」。要在你這個單位或系統中，揪出佔總人數百分之五的人為「右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就是「今古奇觀」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歸怪事，事情還非得照辦不可，還美其名曰「補課」。
我當時正在宜賓衛生院擔任醫生，而我們宜賓市衛生系統中百分之五的「任務」就沒有「完成」，怎麼辦？好辦得很，借用電影《抓壯丁》中王保長的一句話，就是「給老子抓啊」！
於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是「犧牲別人」不是犧牲自己），要「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宜賓衛生系統的領導們，便把我們這些人集中在宜賓市現在人民路的一所房子裡，開會學習，動員我們「幫助黨整風」向黨提意見。
由於此時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麼「章羅聯盟」、「黨天下謬論」早已在報上大批特批，「偉大」的「陽謀」已經大白於天下了，所以會上冷冷清清沒人敢說話，即使領導們反指使幾個積極份子帶頭髮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顯。然而在絕對的權勢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禍，最終我還是在劫難逃，浩劫更難逃，我（陳培萬）和胡繼民、程志遠、顧雲鵬、衛竹仁等人一齊「抓」了出來，他們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務，我們卻墜入了萬丈深淵！
惡夢開始：第一站珙興農場
我們幾個人當時的「罪名」大得有點嚇人，是「章羅聯盟」的「吹鼓手」，遺憾的是章伯鈞、羅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我也未見過他們一面，哪裡知道遠在四川的宜賓會有我們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強將」呢？
然而，高壓之下，不服也不行，一些人連忙寫了「認罪書」企求「完大處理」，我則是「態度惡劣」「拒不認罪」，當然後果就更加嚴重，被劃為「極右份子」發配勞動教養。
「勞動教養」這是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中國，而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先進經驗」，怎麼個「先進」法呢？第一他說勞教只是一種行政處分，就像警告、記過、開除一樣，是某行政部門給你的一種處分，問題是這個「某」行政部門、權力大過天，他一句話、一張紙，就可以剝奪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司法程序，不經任何檢察起訴、審判（當然更無辯護）一步到位就把你送進了沒有監獄名稱的監獄——勞教隊。
就這樣，1958年4月，我被送到一個叫珙興農場的勞教隊，此處地處高山距底洞鎮40華里，從山腳到山頂還有十八華里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實的窮山惡水。
珙興農場從建立到撤走，犯人們在這荒山上共開懇了大約四百畝土地。由於惡劣的自然氣候以及貧瘠的土地條件，每年只能種植一委農作物，玉米、紅苕、洋芋，產量也很低，連自給自足的囚糧都辦不夠。成為地區公安處的一個「包袱」。而勞教人員除少數農村裡的「反社會主義分子」無供應外，大多數來自機關、居民，隨戶口辦理了糧食供應證，可以從糧站去糧站購買。所以「囚糧」就不成困難了。
這個珙興農場，雖然搞了幾年，由於山高、路難行，所有監舍、以及幹部們的辦公室、宿舍都是就地取材，用樹木、竹子及芽繭修建的，確是無片磚片瓦。
120多名男女老少勞教分子到來後，為防意外，50多個女勞教分二個大組，住在與幹部辦公宿舍，相連的工棚裡。由一個班的公安戰士相隔其間，通過一塊大地壩（平時作為集合或開大會使用）下面兩排竹木結構的工棚，住著70多個男勞教分子。
勞教分子上山後雖在平壩地區春播季節已過，但山上還是寒意未盡。幹部們監督著「分子」。從早到黑開始「集肥」勞動，準備春播到來。直到農曆的五月，才開始種玉米、種洋芋。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幾個月的勞動成果是：玉米大如雞蛋，洋芋則似蠶豆。10月後開始綿綿細雨，接著雪花飄飄。當然，政府不會白養著120多個分子白吃。於是上面又決定交過120多個勞教分子調到高縣雙河鎮的石灰廠去「改造」。由於那時水泥還是稀有東西，民用或建築都是用石灰，所以石灰的生產和銷售都不成困難。
第二站：中川鐵廠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難當之時，一天午後，地區公安處那輛「戛斯」車，搖搖晃晃的從雙河鎮那條小公路上開到了石灰廠的大壩裡，從車上下來兩個便衣幹部，還有4個全副武裝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勞改、勞教單位慣例，與其條件反射，要麼是逮捕人，要麼是調動人。晚飯後，全部勞教人員集合在大壩裡，先由肖質良幹事講話，並同時指導另一位便衣幹部介紹後，這是樂山中川鐵廠的趙（艮山）幹事，按監獄中的規定，犯人稱幹部為「隊長」，勞教人員稱幹部為「幹事」。下面就由趙幹事給大家作「報告」。這位趙幹事，30多歲，胖胖的，一口樂山話。他說，樂山中川鐵廠，是一座現代化的大工廠，屬於勞教單位，是你們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後「你解除了勞教，就可以成為一名鋼鐵工人……。哪些人去，經所領導研究後並報公安處領導批准，下面，由肖幹事宣布名單。總共30人，都是身強力壯的。我亦在其中。凡點到名的，都是那未來的鋼鐵工人的思想而興奮，那沒有點名的則處於沮喪。悲哀的情緒。為防意外，所以進出路口，由武裝戰士站崗把守。
第二天早飯後，肖、趙兩位幹事，手裡拿著花名冊，凡點到名的，帶好自己簡單行李上車依次坐好，中間一排，車廂兩邊各一排，每排10人，幹事坐進駕駛室，車廂四角，各站一名橫挎衝鋒槍的武裝公安戰士。於是「戛斯」車又搖搖晃晃的上路了。是日一點鐘後，才在榮縣境內公路邊的山鎮上停下車吃午飯。「勞教「們吃飯時，肖、趙幹事，在食堂外把守著，而且食堂裡的服務員，在端飯、端菜，眼神中也流露出詫異的目光。公安兵吃完了飯，又負著看守工作，肖、趙二人才進去吃飯。歷時兩小時，大家又上車，按原有秩序坐好，汽車又開始搖晃著上路。經井研、樂山，汽車才在沙灣鎮大橋頭停下來，分子們下車後，等候在那裡的各車間（中隊）幹部，從肖、趙二人手中接過名單和牛皮紙口袋（檔案）點名後將人帶走。我是醫生，由醫院來的胡幹事（後來才知道此人叫胡少彬，是醫院的幹部）將我帶到公路邊的一座平房裡，這就是中川醫院的辯論部，並指著一位20多歲年輕人說，這是「你們醫生組的召集人」，所謂的「召集人，真實是同類分子的稱謂，你們住宿、工作，由他給你安排。於是那個「召集人」叫我帶上行李隨他到一間農民遺棄的草房裡，指著一排大鋪的裡面，叫我放下行李住在那個角落裡。隨後到伙房去吃晚飯。
第二天早飯後，那個胡幹事對我說，今後你就和「召集人」一起到病房勞動。在部隊時，我已經熟悉這類工作，但初來乍到，又是另一種環境，只得聽從政府安排。跟隨「召集人」每天查房，作一個查房日誌之類的記錄，對病人如何處置，由「召集人「處理。
所謂的病房，實則不如乞丐們的住所，在沿坎一張方掉，是供醫護人員辦公用，病房裡是通鋪，病人像沙丁魚一樣一個緊挨一個。這些病人，都是勞改、勞教人員，也不分科室隔離。如果說這些病人是住院治療疾病，到不如說是暫時停止繁重勞動時的休息場所。
這個中川鐵廠職工醫院，除院長、書記、管教以及那胡幹事是屬幹部，其他的醫生都是勞教人員，他們有重慶醫專、貴陽醫學院等在校學生，而被劃為右派送勞教的。
這座樂山中的鐵廠，離沙灣鎮大約2公里，是那瘋狂年代的產物。追憶它歷史，實在令人噴飯。在鋼鐵大躍進的年代，為了超英趕美，鋼鐵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馬，真是神州大地無處不冒煙。沙灣橋頭的中川紙廠是一座勞改工廠。各行各業都要大辦鋼鐵，勞改單位也不例外。於是發昏發燒的管教們，在紙廠（監獄）裡用沙石砌成了土高爐，從三山採來品位很低的硫鐵礦，從沫江煤礦運來焦炭，利用廠裡的設備電動鼓風機，開始了大辦鋼鐵，但是兩天後那種「鐵水奔流，鋼花四濺」的動人景觀總不出現。人們常說，勞改隊裡不出人才，於是有犯人建議，將那些廢舊的鐵鋼廢料，投入爐中奇蹟終於出現了，那鐵水池中滿滿的一池鐵水，於是做雙「喜」沙盤，產出鐵水，公然取了24公斤的優越成績，一輛汽車上掛滿彩旗、鑼鼓喧嘩，熱熱鬧鬧送到樂山鋼辦，地區公安處報喜。受到上面的嘉獎，從而政法系統為了成為樂山的先進，利用三嵬山上的鐵礦，沫江煤礦的集炭，羅一溪的鹼石（石灰石）原料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統、人力資源（勞教、勞改）更是不缺，所以決定建立中川鐵廠。
中國人的事情，外國人始終是搞不清楚的。中川鐵廠廠部是在公路邊的一座工字形由磚木結構小青瓦的平房。大門口掛著一坎白底黑字的「樂山地方國營中川鋼鐵廠」大木吊牌。工字東邊那一排便是廠部辦公室，沿正中走道兩側，便是財務科、生產科、技安科、政工科、人事科等等科室辦公室字西邊那一排的大門口卻釘著一次「管理教育科」牌子，辦公室內又有兩次白底黑字的吊牌，一次是「四川省勞動改造一支隊三大隊部。另一次是：四川省勞動教養三支隊一大隊部。這就是一個工廠三次吊牌的由來。
那時的中國言必稱「階級」，所謂「階級鬥爭要天天講」叫得震天響，什麼事都來個「親不親，階級分」，但是這階級分最後竟然「分」到了拉屎拉尿，中川鐵廠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個「活標本」。
在中川鐵廠裡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廁所「敵我」二邊分。人分五等是指幹部、工人、就業員、勞教囚犯、在押犯人。幹部是這裡的最高統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權，其次是工人，他們是大躍進中鐵廠叫來的農民，雖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階級，但是這種單位一無權二無勢，只能幹部領工資。第三等人是「就業員」，是勞教期滿後，當局不放心，這些人回到社會上去會「興風作風」，於是來個「強迫留隊」，美其名曰「就業」，這個「就業」並非失業後找到了工作那種可喜之事，而是被強迫扣留在勞教場所，繼續強迫「改造思想」強迫勞動，也就是換湯不換藥的無限期的進行「勞教」，第四種人就是我們這些右派勞教，第五種是在押犯人。
千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飯也得「食具三色」：幹部工人一個食堂，伙食在當時是最好的，經常有葷有肉菜蔬新鮮。就業員、勞教分子一個食堂，優差多了，數量少、質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憐了，連肚子也休想填飽，大概由於「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區別，幹部工人一個廁所，就業員、勞教、犯人一個廁所，廁所也得劃清界限，分清「敵我」，無論「內急」到何種程度，「敵人」絕不敢進「我」方廁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敵」廁，也免喪失立場，喪失尊嚴的身份。
惡夢走向高潮，死神光臨中川
進入一九五九年，隨著衛星滿天飛，凱歌震雲霄的「高歌猛進」，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餓殍遍地，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卻出現了破飯現象，上面發出號召：「低標準、瓜菜代，勤緊褲帶還外債。」幹部們說：是那個「老大哥「背信棄義，硬卡我們的脖子，不吃或少吃糧食，所以人們的糧食標準一降再降。那些重體力勞動者，從原來的48市斤降到38斤。我們從事腦力勞動的醫務人員，從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還要扣除半斤糧食來儲備作為月大的調劑糧，所以每天只有6兩。然而，13000多勞教犯人的繁重勞動卻有增無減，有的長達12小時以上。飢餓、營養不良、體力的加倍消耗，水腫病開始大量上升。加之醫院中藥品匱乏，連普及的維生素及葡萄糖之類的藥品也在嚴格控制之下。當病人處於極度心力衰竭必須使用時，醫生的處方還需院長簽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處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醫院的院長，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認得年月日的12345，只認得他那個「向」字。因為資格老（1942年當八路）他說怎麼辦就是真理，他想罵誰，你就只能低著頭等他罵，稍有辯白將會接受他的耳光拳頭。他的口頭禪是，對你們（勞教、犯人）就要用對付日本鬼子那樣的辦法。
由於嚴重的營養不良，病員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無法容納了。於是又利用一些廢棄的工棚增設了二病區、三病區。這些病區都用木料綁成的通鋪，不管什麼病員，反正「見縫插針」的安置。由於無藥品治療，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因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時當一個死人才抬出去丟在地上，第二個死人馬上又得抬出去丟。對於一天死上三、五個人的現象無論是幹部還是醫務人員都已經司空見慣至麻木。我的歷史記錄，一天死亡22人是在戰爭中死亡人數的幾倍。在三年中中川鐵廠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時至今日，官方也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據我個人概算，決不少於1500∼2000無辜者死於非命。
人死了，總是要掩埋的。醫院裡有一個雜工組，都是身強力壯的勞教人員。雜工組的工作任務是為全醫院幹工伙食團，及勞教、病員伙食團的糧食、蔬菜、燃料等運動工作。
後來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雜工組組長。由組長持醫院辦公室開的證明，到基建中隊的木工房去用邊角余料釘一付匣子再裝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雜工組埋人也很動腦筋的，先在一個土埂上挖一個坑，將木匣子放下後，臨近挖土來掩埋，取土的第二個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類推，卻似農村中栽紅苕時那種苕埂。由於土薄，偶遇大雨沖刷泥土沖走，木匣顯露，那些無辜的死屍成為一群餓狗的美味佳餚。所以當時出現了一種反常現象。人由飢餓而得了水腫病，有的則骨瘦水如柴，可是有幾隻野狗卻長得肥胖胖的，因為它們時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聽用墳」
死人越來越多，到後來連個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沒有了，只好將死者用被單一包就丟進坑裡用土掩上了事。
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後期，神州大地也是哀鴻遍野，關在中川鐵廠的勞教分子，更是有腳無路，自然就只有當「等死隊」隊員的份了。
此時，醫院各病區已人滿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過道上。設備簡陋，藥品匱乏，如果說病區是挽救生命的場所，倒不如說是那些無辜者等待結束生命的「停屍房」。死亡人數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幾個雜工組來掩埋死人已經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體的死人，拋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給人們精神上造成恐慌懼、影響。於是醫院書記楊一萍，召集醫護人員開會，要求各病區的死人，由各病區醫護人員掩埋，如不即時處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要追求責任，同時規定：凡埋一個死人，獎勵飯票一斤。在那個「天堂」歲月年代，一斤飯票的誘惑力勝過百萬黃金。
病區的醫護人員，相對而言，比較年輕，雖然糧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勞動量小，熱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說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開始時，兩個抬一個死人，每人可得飯票半斤。但一個人又不能弄走一個死人。後來，大家為了那貴如黃金的一斤飯票，想出一個辦法；一次挑兩個死人。即用一根繩子將死人的手腳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從中間穿過，那些死人本來已經骨瘦如柴，兩個死人加在一起也不過100多斤，我們這些醫護人員完全可以承擔，而且，並非天天有此繁重體力勞動，何況還有那兩斤糧食的熱能補足。從此，各病區的院壩中，再也見不到堆積的死人了。
一個醫護人員一次挑兩個死人，隨之而來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發現一個山洞，有兩米寬的口徑，有多麼深，誰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邊，繩子解脫（因下次還要用的原因）用腳一蹬，那死屍就掉到洞裡去了。這樣的作為，實屬慘無人道。然而，造成如此慘絕人寰的非人道行為，並非是個人的道德行為，而是惡劣的社會環境把草菅人命成為合法的制度準則。何況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這些牛鬼蛇神如當年的猶太人，如何處理都是自然合理的。
中川鐵廠所在的沙灣鎮，背依荒涼的三峨山，面對洶湧的大渡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國內頗有一點「名氣」。沙灣鎮聞名國內，並不因為她是郭沫若的故鄉，而是從全國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兒千里迢迢到沙灣鎮的中川鐵廠來祭奠親人的亡靈。
這些家屬來到中川鐵廠後，交上《死亡通知》和由當地有關部開具的證明（介紹信）廠部派人帶到管教科辦公室。管教科在核對了證明後並查找死者的檔案，一切核對無誤，才又派人將家屬帶到醫院辦公室。管教幹部根據《死亡通知》上經治醫生的簽名，立即叫該醫生帶上死者的住院「病歷」（都是通過整理的）向家屬介紹，諸如：入院時間、檢查診斷以及治療情況，總之要體現出政府的人道主義、幹部的關心，醫生的努力，終因治療無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歷」材料不要說一般外行，就是專業人士也很難從中找出什麼破綻的。家屬們都要求到自己的親人墳前去祭奠一下，那時候香蠟紙錢是絕買不到的，但到親人的墳前去流幾點眼淚，以寄託哀思之情，也是人類親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眾多的死人拋屍荒山野地，哪有墳墓可指的呢？政府官員們早就想到這點眾多親屬的願望。
還在六○年前，在一病區後山一壩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墳（死者是誰，不知道），墳周用亂石堆砌，墳上長滿了青草，和一般大戶人家的墳頭一樣壯觀。每當有親屬要看時，就帶到這座墳前，用一塊木板臨時寫下×××之墓，家屬信以為真，以為墳內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於是兒哭爹，妻哭夫，一個個哭得死去活來，以後不管哪個家屬，一律照此辦理，萬無一失。至於這座墳內的死者究竟是誰，只有天知道，不過他卻有「幸」成了眾人的「兒子」，眾人的「爹」，眾人的「丈夫」，眾人的「親屬」，而且他還向眾勞教右派的家屬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義，說明自己雖然成為「右派」，成了人民的「敵人」，雖然「死有餘辜」，但死後人民政府還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蕩，說不盡，只有來世再報答！
我每每見此情景，便不禁想起少年時，偶爾也玩一種遊戲叫麻將。麻將牌中有一張牌叫「聽用」，誰拿到了這張牌，最容易「和牌」，因為這張「聽用」牌，可以當任何一張牌使用，你需要「二萬」它就是「二萬」，你需要「紅中」它就是可以作「戲中」，可以隨心所欲，隨便使用，我想那些中川鐵廠的幹部，也許就是從這麻將的「聽用」牌中得到了啟示。於是「發明」了這座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聽用」墳既可以代表張三接待親屬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極了，可惜當時我還不知道什麼吉尼斯世界記錄，否則一定要去註冊申請，一不小心說不定還會抱個金獎、銀獎回來，好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爭光！
怎一個「悲」字了得？
最令人終生難忘的一幕人間悲劇，發生在一九六一年深秋時。三峨山上，深山枯草在秋風中抖瑟，幾株枯樹上，偶而停著一兩隻昏鴉，發出淒涼的哀鳴，更增添在苦難歲月中熬煎著的囚徒悲涼心情。一天中午，醫院領導叫我將死者宋方林的病歷材料帶來，因他的妻子前來詢問。我帶著病歷材料來到辦公室，見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身邊偎依一個7、8歲的女孩，一個大致有4歲的男孩，此情此景不須問，就知道是母子關係。我只能按照以前幾百次的「操作規程」按病歷上記載，向母子三人宣讀其親人的「死亡判詞」。那婦女在聽著我振振的宣讀後，已泣不成聲。兩個孩子看到媽媽在哭泣，那幼小的眼裡也充滿了淚水。那女人提出要去看一看丈夫的墳墓，要求是合理的，醫院領導們的辦法依舊，叫我將母子三人帶到那座「萬人親墳」去祭奠。那女人來到墳前從一個補著補丁的布口袋裡取出兩條冷紅苕，放在墳前稱是千里吊夫的「祭品」。母子三人趴在地上發出陣陣撕心裂肺的哭嚎。漸漸地那女人大的哀器變成微弱的抽泣，我因怕那女妗過份悲傷而再現休克，我只得用一些當時很流行的政治謊言來安慰她，諸如他被劃為右派，是因思想沒有很好的改造……病了後，政府是如何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精神進行醫治……死後又是如何的厚葬……，無論我怎樣以堂皇的政治術語，她就是爬在墳前不起來。
有人說過，中國人的精神承受力是相當驚人的，居世界首位。中國人從降生到懂事開始，比別的學科先學的就是「壓抑」從而便獲得了「壓抑功能」，更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錘打和社會的幫助，建立了「壓抑免疫系統」，在任何社會悲劇面前，都不會讓中國人精神崩潰，因此中國人患精神病比率少於其他西方國家，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在這母女姑人的悲痛中，任何冷血動物、鐵石心腸也不得不流出同情的淚水。大概是「物傷其類」的效果反應吧，此時此景，在腦海裡浮現出一種幻覺，不知何年何月，我的妻兒也會在此上演一幕同樣的悲劇吧。因久勸無效，怕出現意外，我只得坦誠相告，我也是右派，也是勞教人員，只是改造的分工和環境不同，而得苟喘的機會罷了。
那女人聽到後，感到是丈夫的「同類」，心靈上略有一絲寬慰，那一雙充滿淚水眼睛凝視著我，是信？還是不信？不過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誰也不會去冒充壞人的。待她完全停止了啼哭，才將母子三人帶到第一病區的病房（醫院的臨時招待所）住下來，並從病房中選了兩慶比較清潔的被蓋來，叫他們住下。然而吃飯卻成了難題，因為到廚房去吃飯，必須交納糧票和錢。母女三人來自農村，何來糧票呢？看他人、想自己，我只好主動將挑死人得到的「獎賞」拿出一斤，又向其他醫護人員動員，因為我是病區的主治醫生，病區裡除那個一門不懂的護士長（女幹部，其實是幹部家屬）外，我還是有一點權威性，所以當我說明情況後，那些因挑死人而得到「獎勵」的人，也自願拿出二兩、三兩，總共湊了三斤糧（飯）票，才到廚房裡取來三個「罐罐飯」（每罐三兩），炊事員也發了一次善心，將那有鹽無味的牛皮菜又多添了一鐵碗，這在那飢荒歲月裡是何等的難得啊。當我把飯菜端到母女三人面前時，那女人從自己一份又分出一點到兒子的罐罐裡，那小女兒見到媽媽分飯給弟弟，她也從自己的一份中分一點給弟弟，母子情、姐弟情，真令人心酸。
女人的天性從來都是以付出為主，只要她成為感情的俘虜，她可以毫不猶豫地不想任何後果而勇往直前的付出，置入狂熱的付出漩渦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