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干校的慘痛歷史(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2月15日訊】那天,系裡的一位博士生問我:「什麼是‘五七干校’?」我驚愕了,難道這段歷史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它才僅僅過去了四十年!
準確地說,那是1968年的10月5日,《人民日報》於頭版發表了一篇文章:《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柳河在哪裡?沒有人知道。但人們知道的是,這篇文章中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於是乎,就從這天開始,上自中央各部委,下至縣級各機關,數百萬計的機關幹部和知識份子放棄了原有的工作和專業,集中到了這個以「五七指示」為方向的幹部學校裡進行「重新學習」。有人做過統計,當年僅中央和國務院一級的機關,就在河南、湖北、江西、寧夏等地創辦了106所這樣的干校。
我打電話給北京的嚴欣久(嚴文井之女):「有空嗎?一起去咸寧看看,那裡可有咱們父輩留下的足跡……」湖北省咸寧縣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所在地,當年共有6000餘名文化工作者被集中到了這片易名為「向陽湖」的荒湖野灘上,進行「重新學習」和「深刻改造」。在他們中間,包括謝冰心、沈從文、馮雪峰、周巍峙、臧克家、蕭乾、張光年、郭小川、陳翰伯、王子野、吳仲超、周汝昌、王世襄。
我不能不去——為了上一輩人的過去,為了下一輩人的未來,歷史的重任似乎落在了我們這一輩人的身上。那天正值酷暑,當地氣溫高達40度,我們一行三人於武漢會合後,便結伴上路了——博士生帶著輕便錄相機,嚴欣久帶著數碼照相機,我則帶上了父親陳白塵留下的《牛棚日記》。
當年位於「452高地」的校部那一幢幢紅磚平房,如今被兩扇大鐵門圈了起來,門口掛著一塊牌子:向陽湖文化名人舊址。院內靜悄悄的,沒有一絲人跡,但四處卻打掃得干乾淨淨。行至五六十米遠,是一排面對大門的平房,左首的兩間闢為了一個展覽室,面積不大,陳列著一些當年的照片和實物,還有這樣兩行文字:「原始的工具原始地品味著苦辣人生,歷史的籌碼歷史地掂量著沈重記憶。」
我沒有下放過干校,和欣久一樣,文革爆發時都還是高中生,我們要走的「五七道路」是上山下鄉,是插隊落戶。然而不知怎的,當這段歷史猛然間重新撲面而來時,竟一下子慌亂了起來,不知該怎樣去「品味」,怎樣去「掂量」了。博士生緊緊地跟在我的身後,並新奇地用錄相機拍下一件又一件的展品——陳舊的鋤頭、扁擔,破爛的衣物、炊具……整個展覽室內闃寂無聲,好像誰也不願去驚醒這段沉睡的往事。年青人終於開口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五七指示’的出發點應該說是正確的,但始料未及的是,竟被野心家和陰謀家利用了……」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他,心中反覆思考的,卻是欣久提出來的一個問題——「當年文化部為什麼要將干校選在這個地方?」
兩千多年以前,這裡屬於著名的雲夢澤的一部分,水天相連,人跡罕至;兩千多年以後,這裡屬於長江的泄洪通道,湖灘片片,沼澤連連。1969年的秋天,文化部的直屬機關——辦公廳、政治部、電影局、藝術局、出版局、文物局、聯絡司、教育司、群文司,以及下屬的中國作協、中國文聯、故宮博物院、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眾多的單位,被一股腦兒地驅趕到了這裡。據當年許許多多的資料表明:越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單位,越是要將校址選在最為貧困、最為落後的地區,或是黃氾區,或是鹽鹼區,就連兔子也不到那兒去拉屎……其中,內務部等機關,更是跑到了血吸蟲病嚴重流行的區域內,而他們的上級竟向「學員」們嚴密封鎖了消息。國務院的直屬機關選中的是寧夏自治區的平羅縣,那裡是戈壁荒灘,沒有公路,沒有人煙,每隔幾十里便是一座監獄;犯人們被轉移走了,「學員」們被趕了進來,四周是高牆,四角是碉堡,牢房裡散落著手銬和腳鐐,牆壁上書寫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與這些干校相比,湖北咸寧的自然條件要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但是它的最大悲哀卻在於:其本身屬於文化部——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大革文化的命,那麼與文化有關的一切機構以及一切人,便只能首當其衝地成為革命的對象了!其實,早在動身之前,軍代表的一番話已是一語中的了:「要明白,像你們這樣的單位是要徹底砸爛的,你們到干校去是屬於安置性質,從此就在那兒勞動、改造,不要再幻想回北京了!」黃宗英當年屬於上海市作協,她的心情同樣如此。她說:「作家這行當成了多餘的了,成了社會的累贅。干校中的我們便只能理所當然地成為‘留守部隊’!」……
就這樣,這些文化人被一鍋端地逐出了上層建築,逐出了知識領地,甚至是不分老弱病殘。上路的那天是中秋節,北京永定門火車站擠滿了送行的老人和孩子。火車剛一開動,車上車下便哭成一片。著名舞蹈家盛婕來送別自己的丈夫吳曉邦,她說:「車站上的氣氛很緊張,很嚇人。解放軍站成一條封鎖線,誰也不許靠近,就像是押送罪大惡極的犯人……」那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社長韋君宜,則是被送行者,她哭了沒有,無人知道,但她卻說了這樣一句話:「沒有了單位的人,就跟沒有了媽的孩子差不多!」
如今,在展覽室的牆上,懸掛的都是一些高舉紅旗大踏步行進在「五七道路」上的照片。我不清楚在他們的笑容背後是否含著淚水,但我知道從此以後他們的直接領導便更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了。不可否認,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經過「大熔爐」鍛造出來的軍人,立場最為堅定,愛憎最為分明,由他們來佔領上層建築,這無疑是最讓人放心不過的事情了——
這是一位軍代表在五連(中國作家協會)大會上的訓話:「你們這些‘臭老九’必須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打起仗來,先把你們‘突突’了!」一位負責人在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公開揚言:「我們一定要把文藝黑線的根子徹底挖出來,先吃肉再喝湯,最後啃骨頭!」……
就這樣,當知識貶為糞土、文化賤如草芥之後,讀書人終於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嘗到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味道。
那天,就在這一幅幅的照片面前,我流下了眼淚。不為別的,只為當年他們的單純與天真——進入干校之前,他們又有誰不是抱著美好與期待的心情在眺望著它。一位著名的畫家甚至跑到商店裡買來一支竹笛,想像著自己就要成為水墨畫中那個騎在牛背上悠然自得的「牧童」了。父親也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唱名時有如考生聽發榜,怦然心動。」
……那條大堤還在。這是首批來到這裡的「學員」們為了圍湖造田而修築起來的,也是後來他們每天高舉著紅旗去上工的必經之路。當年尚屬「壯小夥子」的崔道怡這樣回憶道:「6500米的圍湖堤壩,兩個月便修築起來了——數九寒天,我是光著脊樑、肩挑重擔爬上陡坡的。1800畝的荒灘造田,趕在春耕前開墾了出來——沼澤地裡,我是赤著雙腳、踏碎冰凌拉犁奮進的。」據說,當年同樣是年青力壯的閻綱實在熬不住了,他悄聲問嚴文井和郭小川:「延安時期,你倆都在南泥灣開過荒,同今天的圍湖造田相比,哪個更苦一些?」不料二人異口同聲地回答道:「無法相比,干校的勞動要比南泥灣苦多了!」
年青人尚且不堪承受,老弱病殘者就只能以生命為代價了——我在父親的日記中找到這樣的記載:「全日在大田挖渠。手足不靈,兩次落水,極為狼狽。」「雷鳴風吼,冰雪交加,行及半途幾不能支,以心臟壓迫甚,作絞痛也。」……然而比他更慘的卻比比皆是:孟超的脊椎摔斷了,仍得拄著枴杖參加勞動;侯金鏡患有嚴重的高血壓,還得於月光下加班加點,挑水澆田,最後累死在菜園中……如此的折磨,就連當地的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他們紛紛站出來講話:「我們種了一輩子的田,過了60歲也都不下地了。你們怎麼能讓那麼一把年紀的人去幹重活呢?幾可憐喲!」
文革結束以後,記者曾去採訪周巍峙,他這樣說道:「幹部參加勞動,益處是很多的,我們也並不厭惡勞動,重活髒活都願意幹,而且幹起來非常認真。但是被當成了‘專政對象’,進行勞動改造,心裏很不平!」——他一語道出了五七干校的「性質」!為了想方設法折磨這些「專政對象」們,當年在其他的干校中,也曾五花八門地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口號——位於河南淮陽的北京廣播學院的干校中,拖拉機被閑置在一旁,硬讓「學員」們用自己的身體去拉犁,目的是:「寧要革命化,不要機械化!」插秧時,他們又提出了這樣的口號:「五十米不抬頭,一百米不直腰!」為了防止「磨洋工」,田頭上竟連簡易廁所也不修造,不論男女一律在水田裡自行解決。
……那片操場還在。這是當年批鬥「反動分子」的會場,經常是彩旗招展,口號震天。展覽室內,一張發黃的照片證實了這一切——台下,人們高舉著胳膊呼喊口號;台上,被斗者深深地垂著頭一言不發……這個人是誰?看不清他的臉。其實又何必去辨認呢?——這就是真實的歷史!五七干校的歷史!我的心頭一陣發酸,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我想起了父親,想起了他在日記中留下的文字:「……全身沸騰,幾欲發狂,卻又不得不鎮靜自己,不露聲色。」身為「牛鬼蛇神」的他,欲哭無淚,欲訴無門,只能於夜深人靜之時一個人於大堤上狂奔;他對著四周呼喊,但四周卻是一片沼澤,連一聲回音也沒有……
後來讀到許覺民的文章,才知道飽嘗這種生不如死滋味的人,並非父親一個。他寫道:「我不瞭解過去法國第三等級的人過的是什麼日子,我想我不會比他們再差了,我是一個十足的賤民!」那年,蕭乾的一家也被驅逐到了這裡,他的妻子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家中的小貓失蹤了,等到找回來時兩條腿都被人打斷。同病相憐的蕭乾嘆了一口氣:「與其看著你活活受罪,不如給你一個‘安樂死’吧!」他碾碎了幾粒安眠藥,和在了牛奶裡……
不曾想,這樣的一種折磨,很快又擴大到了年青一代的身上,一場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於干校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其聲勢之大,可謂人人過關;其刑法之酷,可謂慘絕人寰——用煙頭燙,用皮鞋踢,搞「車輪戰」,使「熬鷹法」……閻綱曾這樣描述他被帶進審訊室時的心情:「週身的熱血直衝腦門:‘這不是進了《紅岩》裡的中美合作所嗎?’」再到後來,就連老牌的「黑幫分子」們也無不暗自「慶幸」了:「其刑法,只要用其一端,我命休矣!」
僅僅幾年的工夫,這所美其名曰「向陽湖」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終於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此間被折磨致死、折磨致殘的一共有多少人,已經無法統計清了。韋君宜寫過一篇文章《抹不掉的記憶》,記載了僅僅發生在她身邊的十個「無罪者」的故事。她淒楚地寫道:「當初我們是一起被趕下來的,如今卻不能一起走了……」
還需要怎樣去評述它呢?——蕭乾說了:「建立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個不剩地把知識份子從上層建築中趕出去,以確保那一幫人的江山永不變色。」閻綱說了:「應該面對事實,把五七干校如實地看作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整治國家幹部(特別是知識份子)的管制所。」牧惠更是發出了這樣的呼籲:「‘文革博物館’就從這裡開始!」
從校部出來,我們一行前往當年的集體宿舍參觀。在路上大家討論起了這樣一個問題——「五七干校能否稱為‘流放地’和‘集中營’?」持肯定意見的人認為:原本代表先進文化的知識份子,在這裡卻變成了「軍事管制」的對象,不是「集中營」又是什麼?持否定意見的人則認為:他們畢竟還帶有工資,還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我向陪同參觀的人們講起了父親的一個故事:那是1970年的初冬,剛剛搬進新落成的宿舍還不到三個月的他,被派往湖中的大田看守菜園子。也就是說,此時的他必須離開自己的住處,離開原本的集體,獨自一人搬進那個杳無人煙的荒灘裡,搬進那個孤伶伶的草棚中。他這樣描寫自己的「新家」:「……不過是以油毛氈蓋頂、以蘆席圍牆、不到10平方米的一個工棚而已。雖有門框,卻無門扇。至於屋頂,西北風一刮,大有被隨時掀走之勢。」然而,此時的他不僅沒有絲毫的沮喪,反而是滿心的高興。他說了,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能夠「離群索居」,能夠徹底脫離那個令他窒息的「集中營」。
欣久也講了一個有關她父親的故事:當年她在內蒙插隊,曾經寫過很多封信,希望能來咸寧看一看自己的爸爸。不料一貫慈祥的父親卻堅決表示反對,理由是:「周圍有那麼多雙眼睛在盯著我,到時即便想給自己的女兒改善一下伙食,也是不可能的。他們會尋找事端,會不由分說地批評我:「你又想搞什麼陰謀?」
……望著博士生那一臉的茫然,我真想告訴他,這兩個故事正是對這種「集中營」式的管理制度的一個最好的註腳。從表面上看,它雖然不同於俄國流放「政治犯」的西伯利亞,也不同於法西斯關押猶太人的「奧斯威辛集中營」;但是從實質而言,二者又有什麼區別呢?——不知是為了顯示「鋼鐵長城」的威力,還是為了更方便地管制這群早已成為「專政對象」的文化人,那支先後由北京軍區和湖北省軍區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竟於整個干校中實行了軍隊的建制——「學員」們按照原先的單位和系統,被強制分成5個大隊、26個連隊;連的下面是排,排的下面是班。
至於管理,同樣是「准軍事化」,一切均以軍隊的紀律嚴格要求之——白天,在連長、排長以及班長的帶領下進行勞動;晚上,則以班排為單位繼續開展「斗批改」。不僅平時根本不准請假,就連每週一天的休息制度也被徹底取消了。更有甚者的是,哪怕深更半夜,也要時不時地被哨聲喚起,強行「拉練」。年屆六旬的蕭乾不堪其苦,他說:「我最怕月亮,尤其怕月圓,因為軍宣隊半夜裡會吹哨‘拉練’。我只敢和衣而眠,夢中還得豎起耳朵聽著隨時可能吹響的哨子……」一次,馮雪峰在翻越一座土崗時跌倒了,蕭乾急忙上去攙扶,但是這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幹部卻上氣不接下氣地推開他:「別管我,快跑,跟上隊伍,不然要挨批評的!」
後來,讀了別的干校的材料,才知道這種制度並非是咸寧干校的「專利」。在位於河北的中央直屬藝術院團的干校中,甚至出現過這樣的笑話:看露天電影時,所有的人也必須整隊,帶著小板凳,以班為單位排成一溜,班長坐在最後邊。哪個人要上廁所了,只能一個一個地往後傳,向班長請示報告;而班長的答覆,同樣是一個一個地往前傳,或是「快去快回」,或是「再憋一會」。
很可能也是為了這一同樣的原因吧,在「准軍事化」的干校中,原有的家庭結構竟然也被強行拆散了——當初有些「學員」是將整個家搬下來的:或是因為夫妻雙方均在一個單位裡,或是因為夫妻二人不願長期分離。然而進得干校後才得知:這裡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區別——不管你是夫妻,還是其他什麼關係,一律按照性別的不同,住進男生宿舍或女生宿舍裡。
我不敢拿太平天國時期的「男營」、「女營」作比較。干校這種做法,時間一長,問題便接二連三地出現了:青年人要解決「性」的問題,老年人要解決生活問題。至於前者,尚可想出種種辦法,甚至去「野合」;後者,便只能是「好自為之」了。——沈從文初下干校時已近耄耋,卻無法與隸屬於另一個大隊的夫人生活在一起,他在家書中淒涼地寫道:「……目前的困難,總還是能克服。至於病,有個親人在一處,自然好得多。但如果已近於無可奈何,那也就一切聽之,接受現實了。萬一忽然完事,也極其自然,不足驚奇,到時讓大弟或小弟同來收拾一下殘局即可。」身患重病的侯金鏡,同樣不能與同在一個連隊的妻子團聚,直到嚥氣,身邊也沒有一個親人。等到妻子趕來時,看到的只剩下這樣一幕了:「一張葦席捲起他的軀體,再用三根草繩分段捆起三道箍,像扔木頭一樣,往卡車上一扔,就開走了……」至於那些隨同父母一齊下放的孩子們——從學齡前的兒童到十幾歲的少年,則一律被集中到了數十里外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裡,兩個星期才能探望一次。塗瑩跟隨父母來到干校時只有6歲,她回憶道:「……送我坐班車去學校的日子到了,我獨自逃到山後的林子中間,失魂落魄地奔跑。我不害怕草叢中的各種蟲子甚至毒蛇,但我害怕去學校!」
……欣久一路上手持相機拍個不停:甘棠鎮、魯家灣、紅旗橋、五七道……結果還沒到達目的地,電池便消耗盡了,相機徹底「罷」了「工」。我笑著批評她道:「不能省著點嘛?」她卻賭氣似地看了我一眼:「你說,哪處地方可以‘省’掉?……」我啞然了。是啊,面對著這片曾經上演過無數悲劇的土地,又有哪一處不該去記錄、不該去探尋呢?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跋涉,我們終於來到了「王六嘴」。這是一個小小的山崗,當年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宿營地就建在這裡。如今那一排排的紅磚平房依然靜靜地矗立在那裡,但是其所有權已經轉讓給了向陽湖奶牛良種場,成為職工們的家屬宿舍了。
我的心很沉很沉,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莊子的一句話:「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溪。」難道生存空間的狹小最終將一定導致出精神空間的狹小嗎?可他們畢竟都是文化人而非封建家庭中的「婦姑」啊!
我不能不再一次地細細打量這排平房。當年在它裡邊,沒有孩子的歡笑,沒有家庭的溫馨,取代它們的是一個個因為「軍管」的需要而重新組合的「人群」。其中的成員,按照當年顧學頡的說法,一共分成了四類人物、四種等級:頭等的,是上級派來的軍宣隊;二等的,是革命造反派;三等的,為一般的革命群眾;四等的,則是被批被斗的「牛鬼蛇神」……於是乎,當這四種不同階層的人被強行「集中」到了同一個屋檐下時,彼此間的「勃溪」則是不言而喻了!——十四連就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食堂裡宰殺鴨子,有人「義正辭嚴」地提出意見,鴨肉分給革命群眾,審查對象只配吃鴨頭和鴨屁股!
記得當初讀到這段「故事」時曾潸然淚下,卻又不明白人性究竟是怎樣被扭曲了的,怎樣被異化了的。難道就是在這座「集中營」裡嗎?就是在這種「室無空虛」的環境中嗎?——
身為第一等級的軍代表們,權力意識在不斷膨脹,傲慢情緒在不斷增長——大言不慚地將自己比作「文革前的劉白羽」者有之,有恃無恐地猥褻女青年者也有之;明目張膽地竊取公共財物者有之,居高臨下地向被管制對象索取供奉者更有之……
身為其他等級的人們,為了「立功贖罪」,也開始鑽營與投機了起來——有人總結出了看「牛」的經驗,並堂而皇之地刊登在牆報上;有人則以「告密」而邀寵,以「賣友」而求榮:某某某於私下裡偷吃營養品,誰誰誰於背地裏大罵校領導……
當年同樣當過「學員」的火星教授,曾在他的《殘破的世界》一書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造神運動’和‘造鬼運動’,同時也是一場‘造奴運動’!……沒有‘奴’,‘神’是虛空的;沒有‘奴’,百分之五的‘鬼’也無由抓出。」——我不能不佩服他的一針見血,他的入木三分:他揭示出的正是五七干校的罪惡之所在!正是「集中營」的罪惡之所在!
——這就是父親為什麼寧願一個人睡在荒湖野灘上的原因,這也是欣久的爸爸為什麼堅決不同意女兒來看望他的理由。人是需要關愛,需要溫暖的,尤其是在那個畸型的年代裡和畸型的環境中。然而,在干校的這片「土壤」上又能產生出什麼樣的人際關係呢?——王子野身染「出血熱」,危在旦夕,連長卻發話了:「死了活該!這種人死了就像死一條狗,有什麼了不起!」金燦然被鬥得神經失常,有人卻幸災樂禍地說:「這個老呆蟲,除了能抬抬糞,廢物一個!」李季遞了一支香菸給仍在受中央專案組審查的陳白塵,便被扣上了「敵我不分」的罪名;陳早春為深受虐待的老作家說了幾句公道話,即被當成嚴重的「政治事件」,喝令道:「給他點顏色看看!」……
當然,這樣的一種人際關係並非始於五七干校,但干校的這種形式卻無疑助長了人們之間的冷漠與無情。牛漢曾經寫過這樣一首詩:「那些年/我沒有記過一天日記/沒有郵過一封信/沒有被人握過手/沒有叩過誰家的門……」那天,當欣久面對電視臺的記者重新朗讀起這首詩時,我的心在暗暗流淚,我品味出了潛藏在其中的內涵。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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