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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改造知識份子的絕招:令其自我羞辱(圖)

2016-06-15 06:00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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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鼓勵知識份子用大字報的形式互相揭發。(網路圖片)

1949年以後,知識份子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並不是當局對他們的迫害,而是對他們的改造。或者說,改造乃是最大的迫害。如今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或多或少地,都是經過改造後的知識怪胎。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道德準則,定下這個準則的孟子,開出的條件其實很低:「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或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就是說,知識份子要維護尊嚴,並不需要吶喊抗爭,只要三緘其口就行了。如此卑微的要求,在古代社會基本都得到了滿足。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改造就從此處著手:任何人都沒有沉默的權利,否則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厲害的是,迫你開口,又並不是讓你分析辯解,而是自我羞辱。所謂「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本身就是以自辱的方式開始的。且不說政權未立之時,毛澤東等人對知識份子尊敬有加,百般誆哄,政權初立,就立即翻臉,六親不認,單說這個運動過程,分明是上面大計早定,卻要讓知識份子負荊請罪,由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配合唱雙簧。

1951年9月,周恩來授意馬寅初給他寫了一封信,以十二位教授的名義,「敦請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周(恩來)總理、朱(德)總司令、董(必武)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教育部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9月29日,經毛澤東批示,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向京津地區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師做報告,題為《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拉開了運動的序幕。

一個月以後,毛澤東在政協會議上定下了這場大型手術的方案:「知識份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隨後,在威逼利誘之下,知識份子們開始寫檢查。很多人以為,矇混一下就能過關,但是人性的弱點一旦發動,就會自我繁殖,不知所終。那些學貫中西、性情孤傲的知識份子,很快展開了一場自我羞辱的競賽。

八十年代以後,在主流輿論中重獲尊敬,甚至被奉為德高望重的大師們,如劇作家曹禺、社會學家費孝通、哲學家馮友蘭、法學家雷潔瓊、漫畫家豐子愷、作曲家賀綠汀、美學家朱光潛、建築學家梁思成、文學批評家吳宓等等,在那場運動中都紛紛自我醜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膿瘡」,或發現自己是「美帝國主義的工具」,或認為自己是「壓榨勞動人民血汗的剝削者」。橋樑專家茅以升一口氣給自己戴上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官僚主義、溫情主義等十三頂大帽子。物理學家周培源,則在《光明日報》上說自己「無恥地向美國物理界的學閥密立根請求工作機會……是我一生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凶的所謂科學工作者……我願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給我的餘毒,下了決心重新做人。」

何以自輕自賤若此?乃緣於中共收拾他們的手法高妙。西方人說「洗腦」,聽起來已經很形象很恐怖了,但是在中國還不夠,全身上下都不留死角,謂之「洗澡」。作家楊絳以《洗澡》為題寫了一部小說,借其中人物說:「難聽著呢!叫什麼‘脫褲子,割尾巴!'女教師也叫她們脫褲子!?」並描述「洗澡勝狀」:職位高的,校長院長之類,洗「大盆」,職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體大會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一般教授,只要洗個「小盆澡」,在本係洗。

設計精微但是言辭粗鄙,就是為了撕下知識份子的斯文面紗,讓你覺得自己不是什麼東西,然後自己打自己耳光。除此之外,還要迫你去「幫助」那些不肯對自己下重手的同行。比如被毛澤東斥為「從此我再不要見他」的哲學教授張東蓀,多次檢討都未能過關,於是翦伯讚、雷潔瓊、賈淑英和一干學生都被安排輪番上場,「揭穿投機政客張東蓀的反動本質」。

民國時期憂國憂民的謙謙君子,到了新中國都被注射了政治狂犬病毒,先瘋狂咬自己,再瘋狂咬別人,經過隨後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之後,知識份子作為一個階層的人格尊嚴,已經蕩然無存。接踵而來的「反右」和「文革」的慘烈鬥爭,則為水到渠成,順理成章。

在這兩場煉獄中,以知識份子身份和靈魂堅持抗爭者已不多見,大批文人學者,跟其他任何人一樣,不過是在身體的存亡之間進行掙扎。曾經抄錄過英國政治理論家柯亨語錄「如有人要我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二者之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於槍斃與絞刑」的張東蓀,被送進了秦城監獄,曾經說過「自由在國民黨是多少的問題,在共產黨是有無的問題」的儲安平失蹤了,「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佔,更不能讓自己的靈魂被否定」的傅雷夫婦自殺了,質問「誰給了他們權力」的老舍跳湖了……,被抄家、捆綁、戴高帽、遊街、吐唾沫、挨打,這些動搖基本人性的侮辱與損害,不僅讓苟全性命於亂世的知識份子徹底喪失了開啟民智、擔當良知的功能,而且和未被開化的民眾一起,成為掌握生死予奪大權的統治者手中的玩偶。學校教材中對於歷史的篡改,八個樣板戲對於文藝的壟斷,「兩報一刊」對於輿論的控制,都是知識份子聽話合謀的結果。其中有不少人,還患上了「斯德哥爾摹綜合症」,對迫害產生了依賴。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文革」結束,思想或者身體的牢籠才剛剛打開一條縫隙,就聽見皇恩浩蕩、感激涕零的聲音響徹神州。被成功改造的知識份子,以及被這些知識份子教育出來的新一代知識份子,雖然有深刻反思「文革」的衝動,但是既沒有闖入思想禁區的勇氣,也算闖入也無所建樹了。「傷痕文學」也好,巴金的《隨想錄》也,儘管不乏揭示歷史真相、喚醒麻木良知的價值,但是也未免淪為當局新政的脂粉。

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希望重現,然而跟改造前的知識份子思想相比,不過是一絲稀薄的微光而已,立即被「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黑雲衝散。「六·四」鎮壓之後,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已成驚弓之鳥,或投筆從商,蠅營狗苟於物質世界;或埋首故紙堆中,美其名曰「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在此種境況中,學問大家錢鍾書、季羨林等人獲得至高榮譽,甚至成為道德楷模,不亦悲乎。

新一代知識份子不再需要被改造,而是從小就接受了共產主義洗禮,畸變成為基因,被期待長大以後又紅又專。無奈時移世易,顏色迅速變得模糊。左顧右盼之後,他們中有不少人想要認祖歸宗。然而回頭的路佈滿荊棘,畸變的靈魂首鼠兩端。早在五四時期都已經坦坦蕩蕩地談過的民主自由,如今還在中國媒體上欲說還休。

責任編輯: 陳天鵬 --轉載請註明出處,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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