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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揭祕:毛澤東如何利用一代憤青的真相(圖)

 2017-01-10 02:0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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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揭祕:毛澤東如何利用一代憤青的真相
毛澤東如何利用一代憤青?(網路圖片)

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學生,因此他支持紅衛兵。紅衛兵組織是在毛澤東支持之下發展起來的。但是,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自然消失了,這與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有直接關係。

毛鼓動紅衛兵發動文革的原因

毛澤東走的道路是參照蘇聯的模式,特別是斯大林大清洗的做法,給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有效的參照,毛澤東也搞各種運動肅清反革命。他已經習慣於戰爭期間養成的「個人說了算,大家圍著轉」的領導方式,因此對於正常的和平時期比較寬鬆的思維和自主意識感到緊張。

尤其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蘇聯赫魯曉夫上台後,對斯大林獨裁暴政進行清算,實行了比較開明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同時,匈牙利發生了爭取自由而反對獨裁暴政的「布拉格之春」事件,這對毛澤東都是個極大的刺激。他雖然跟斯大林也有矛盾,但是維護斯大林的絕對權威地位,就等於是維護共產黨人走過的革命歷史。他絕不允許這類事情在中國發生。任何跟他思想不一致的事情和人,都令他敏感和反感,似乎那是潛在的危險,務必要清除。

1963年,他就認為中國存在一個官僚資產階級,並且已經掌握了基層一大部分權力。到1964年,他認為,搞「四清」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要尋找新的解決辦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更加偏移。他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共中央內部,已經產生了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他們是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簡稱「小五界」)的領導權已經不在無產階級手裡了;在黨、政府、軍隊裡,也有一部分權力被這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掌握。

如果不搞掉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就會像赫魯曉夫一樣「奪取」政權,從而改變自己既定的歷史方向。因此,他下決心,要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被所謂「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篡奪的權力奪回來,以保證「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而要整倒劉少奇等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又必須先從「小五界」下手,這就需要搞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從「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誰?毛澤東經過認真思考之後,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學生身上。因為青年學生最天真、最積極,白紙一張很少成人式的「保守」思想,有一點知識而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知半解,正好適合於在以「小五界」為重點的「文化大革命」中當主力、打先鋒。

杜勒斯認為自由民主是世界的潮流,中國年輕一代必然會尋求自由,反對獨裁專制。這就是毛澤東懼怕的和平演變。毛澤東想試試群眾運動,培養一種嚴控思想的機制模式,毛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教育,鍛鍊他們的本領……

正是在對所謂「小五界」中存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全國各地高校和青年學生中,湧現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學生,並且自發地組成了一個又一個鬆散的組織,產生了一些小頭目。但是,這些學生組織以「紅衛兵」作為自己的名稱,已是1966年5月以後的事了。

1966年8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除了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內容,就是肯定紅衛兵組織。8月1日開會當天,全會就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覆信。全會於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中,非常明確地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全會開會期間的8月10日下午,毛澤東親自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對前來慶祝《十六條》的群眾(包括紅衛兵)代表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全會的決定和毛澤東的講話,實際上已經明確肯定:紅衛兵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先鋒、闖將。當時,毛澤東正是依靠紅衛兵來搞「文化大革命」的。

毛接見紅衛兵態度的轉變

接著,毛澤東自己主動提出要接見紅衛兵,並且先後接見了8次。可是,毛澤東在8次接見過程中,逐漸發現了紅衛兵存在的問題,對紅衛兵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有一個過程。

毛澤東前三次接見紅衛兵時,真心誠意地肯定和支持紅衛兵,他希望依靠紅衛兵奪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中的權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舉行有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大會召開之前,毛澤東並沒有出席這次大會的打算。當他得知參加大會的多數是紅衛兵時,臨時表示要出席這次大會。他出席大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見一見紅衛兵。他還要求工作人員為他準備了一套綠軍裝。這是建國後毛澤東首次穿軍裝。這個舉動帶有深意,說明毛澤東要直接管軍隊,還說明毛澤東鼓勵軍隊要支持紅衛兵造反。

當天,毛澤東身著綠軍裝,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幾百名紅衛兵的代表。接著,毛澤東走過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一直走到群眾當中,同周圍的許多人緊緊握手,並且向全場革命群眾招手致意。這時,廣場上沸騰起來,人人雙手高舉過頂,向著毛澤東跳躍著,歡呼著,拍著手。許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紅了,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

毛澤東這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人也參加了。當時正身處逆境的劉少奇、鄧小平也參加了接見。劉少奇的精神狀態很好,只是面對這種場面,有些憂心忡忡的樣子。

當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表現出了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對身旁的林彪說:「這次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很快就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從國內報紙上發表的消息來看,全國出現一片歡呼和慶祝的聲音,國外一些左派政黨和組織也表示祝賀。此後,全國的紅衛兵組織展開了「破四舊」的大規模行動。與此同時,在北京大興縣發生了殘殺「地富反壞」的事情,有40多名成分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及其子女無辜被殺。8月23日當天,《人民日報》發表兩篇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好得很》,對紅衛兵掃「四舊」表示支持。此後,一個橫掃「四舊」,揪鬥領導幹部的風潮在全國刮了起來。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後,中共中央於9月5日發出通知,決定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全國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聯的高潮。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由於紅衛兵已經成了毛澤東的客人,北京各單位都對到京的外地紅衛兵熱情接待,因此來北京的紅衛兵更多了。當天被接見的紅衛兵約有100萬人。毛澤東這次接見紅衛兵之後,黨中央內圍繞著紅衛兵運動,明顯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完全肯定;一種是反對紅衛兵造反時打倒一切領導幹部,衝擊工農業生產。這兩種聲音,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第16期《紅旗》雜誌上同時出現。

毛澤東第四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的講話和《紅旗》雜誌社論,引導了紅衛兵的鬥爭方向。此後,紅衛兵的造反行動,主要是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紅衛兵「三司」在首都工人體育場發起召開有北京和地方各大專院校師生10萬人參加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在這次會上,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率先代表中央公開點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名。

1966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7週年紀念日。毛澤東決定把慶祝建國17週年大會和接見紅衛兵合併進行,因此這次被接見的紅衛兵比以前要多,有150萬人。許多紅衛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門廣場等待毛澤東接見。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天有的紅衛兵組織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橫幅,公開呼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

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第五次接見紅衛兵。這次接見,毛澤東的興致明顯不如以前高。據毛澤東的警衛們回憶,他在這次接見紅衛兵時,已經明顯表現出很無奈的神情,他雖微笑著,但表情卻很嚴肅。

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時,已經很不情願了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紅衛兵越來越多,都要求毛澤東接見,不接見,他們就不走。無法,11月3日,毛澤東只好再接見紅衛兵。這是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人數比前幾次都多,有200萬人。毛澤東這次乘敞篷吉普車接見紅衛兵,顯得比上次還要疲乏,表現出很無奈的神情。毛澤東此時接見紅衛兵已經很不情願了。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紅衛兵更多了。無奈,毛澤東決定當月的11日接見紅衛兵。這是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了。

這次接見結束後,毛澤東焦急地問周恩來:「我已經幾次接見紅衛兵了,為什麼北京還有這麼多紅衛兵要接見?」周恩來回答說:「你不見他們,他們不走啊!」毛澤東又問:「中央不是決定停止串聯,要紅衛兵回原地鬧革命嗎?」周恩來回答說:「這些紅衛兵已經來北京了,天氣又漸漸冷了,北京市的壓力很大,要盡快想辦法見他們,讓他們回去。」於是,毛澤東當即決定:「11月25日、26日連續兩天接見紅衛兵,讓在北京的紅衛兵都參加接見。接見完畢後,再不接見紅衛兵了。由中央起草一個通知,以後串聯再不實行免費了。」

轉而支持「工人」造反奪權,下放知青

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後,轉為依靠工人階級,明確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6年11月,上海發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臥軌攔車,造成全國主要鐵路中斷。毛澤東明確表示支持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又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毛澤東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奪權。這就是震動全國的「一月奪權事件」。此後,毛澤東主要矚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後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奪權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紅衛兵奪權了。十分明顯,毛澤東已經決心依靠工人階級搞「文化大革命」了。

對於青年學生及其組織紅衛兵,毛澤東是不再信任了。不僅不信任,他還認為,這些青年學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採取了三個措施:一是派工宣隊進駐各學校,由工人維持學校的秩序,甚至在黨委已經倒台的情況下,由工人代表來當學校的負責人;二是派軍宣隊進駐各學校,由軍代表主持學校的工作;三是在後來成立的「三結合」領導班子中,讓軍隊幹部、工人代表、老幹部代表擔任主要領導人,青年學生代表雖然也結合進領導班子,但是位置排後,不擔任主要領導工作。

然而,毛澤東發起的紅衛兵大串聯運動已經使學生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心態,全國的大學、中學都停課鬧革命。加上全國各地都處於混亂之中,學生到了畢業期,卻難以分配工作。再到後來,毛澤東看到,軍宣隊進校也不能使學校的秩序穩定下來,怎麼辦?毛澤東想出一個妙招,就是讓大學畢業的學生到工廠、部隊去,接受工人階級和解放軍戰士的再教育,讓中學畢業的學生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於是,大學生們逐步分配出去了,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開展起來了。學校也相對安靜了下來。

此後,紅衛兵組織大多自然消失,紅衛兵運動沉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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