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科學家徐光啟(圖)


徐光啟與利瑪竇。(網路圖片)

明朝一共277年,入過內閣、掌過相權的人,沒上百也有八十。可這277年裡,取了英文名,信了天主教,寫了一部《農政全書》的科學家徐光啟,只此一位,別無他人。隨便拿本數學書來,點、線、面、直角、四邊形……這些名詞,統統都是徐光啟翻譯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光啟影響了歷史400年,注定還要影響一代代更多的中國人。

傳教士的好朋友

要是趕上大明朝查戶口,徐光啟的資料可就好看了。徐光啟,男,1562年出生,籍貫:松江府(今上海)人;曾用名:子先、玄扈;英文名:Paul保祿;宗教信仰:天主教。

疑問來了——

論環境,明代松江府是個小地方,和幾百年後的國際大都市可不是一個重量級的;論出身,徐光啟家境並不好,父母是耕田的農民,就指望著他讀書中舉光耀門楣。徐光啟哪來的機會,去認識最摩登的傳教士階層?去接觸最新銳的中西思想碰撞的火花?

答案是:一次應聘。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已經31歲並且有了12年教齡的徐光啟,受聘到廣東韶州(今廣東韶關)教書。家鄉連年自然災害,科考又屢試不中,徐光啟把心一橫:出遠門謀生。這次南下,恰恰成為他命運的轉折點。明代的廣東,曾是沿海通商之地,不乏國際友人的身影,韶州教書先生徐光啟便認識了他平生第一個傳教士朋友——義大利傳教士郭居靜。

徐光啟從郭居靜那裡知道了天主教的教義和西方科學知識。於是,徐光啟當機立斷,邀請郭居靜到自己家鄉傳教,西方傳教士正式登上了上海的舞臺。來而不往非禮也,天主教也向好學又好客的徐老師打開了大門,就在徐光啟38歲那年,他赴京參加會試途中,終於和著名的耶穌會士利瑪竇會面了。

三年後,已過不惑之年的徐光啟,不僅在科舉考試的階梯上漸行漸高,而且在宗教信仰上也找到了堅定的方向——南京城內,葡萄牙傳教士羅如堅莊重而立,在他面前,徐光啟宛如初生嬰兒,接受洗禮,並獲教名Paul(保羅);而他的好朋友李之藻、楊廷筠,也在等待著上帝的接納。

這三人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立即轟動朝野,被稱為明朝的「三立柱」。

徐光啟對西學的鍾情,毫無疑問是受益於朋友。徐光啟所認識的傳教士朋友,是如此地富有人格魅力。那是一群聖賢之徒,悲憫而智慧的目光凝視著世人,宣揚著忠孝慈愛、改過自新,這和中國的先儒何等相似。與其說徐光啟膜拜了上帝,不如說他膜拜了朋友——傳教士有他的國度,但真理沒有國度。

更重要的是,「八股」仕途沒有磨滅徐光啟敏銳的觸覺。他已經看到,這群朋友身上有中國先儒所沒有的特點:學有專長,技術興國。當時的晚明,海外貿易快速發展,社會思想多元化,但政治日趨衰敗,女真族的軍隊在步步緊逼,農民起義的烽火在點點燃燒。徐光啟深深地感到,只有崇尚實踐,才能延長明朝微弱的呼吸。

《崇禎曆書》是最大成就

徐光啟的戶口本,如果只有英文名和信仰這兩條,也不會叫人那麼咋舌。關鍵還有——學歷:進士,職務;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在不設宰相的明朝,俗稱「閣老」的內閣大學士,實際上就是手握相權。

名稱換來換去,不打緊,宰相的權力,那是換湯不換藥的。

松江小地方的一個寒門子弟徐光啟,走到這個位子上,的確不容易。

第一步,19歲的徐光啟考中秀才,於是擺脫了務農的命運,可以在私塾教書為生。這一教就是16年,直到去了廣東,他才時來運轉,碰到了賞識他的恩師、歷史學家焦豌,於是中瞭解元,邁出第二步。等到他考上萬曆皇帝的進士時,已經42歲了。嗚呼,入仕的三部曲總算大功告成。

徐光啟到北京後,先在翰林院打了個前哨,接著就到禮部上任了。從萬曆、泰昌、天啟到崇禎,皇帝輪番地換,他的官做得也不大順,三起三落,可是信仰上帝的技術型官員徐光啟,只要在任上,就沒那麼多酸文假醋,他捲起袖子埋頭實幹。他的宗旨就一條:關心國計民生。辦法呢?農業和防務,兩手抓。

這邊廂,他讀兵書練武藝,引進和仿製紅夷大炮,訓練火器營,加強京師的戒備和操練;那邊廂,他忙著興修水利和技術發明,在天津開闢水田,改革軍屯,推廣高產作物。這些技術上的事情,一點也難不倒他,水文、地理、測繪、武器……西洋技術,終於派上用場了。雖說對奄奄一息的明朝不可能妙手回春,但至少對百姓的生活、軍隊的防務,還是頗有益處。

而徐光啟主政的最大成就,應該是編寫《崇禎曆書》。

由於欽天監(明朝官署名,掌管天文、氣象、曆法)推算日食不准,崇禎皇帝召回了已退休的三朝舊臣徐光啟,要他主持曆法改革。70歲的徐光啟以高度的熱情參與到各種測量與編製工作中,他的國際友人湯若望和鄧玉函也加盟其中,一大批年輕官員擔任助手。由於專心過度,徐光啟還不慎從觀象台上摔下來,腰部受了傷。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這部用西方天體理論指導古老中國的奇書,終於完成了。

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崇禎是明朝末代皇帝,國家已風雨飄搖,召回一個重臣,僅僅是為著一部曆書?而這部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救流民的曆書,竟成了徐光啟的政績?莫非朝政已本末倒置?

原來,天文曆法在中國傳統政治中,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地位。無論崇禎還是徐光啟,都是把它當作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來看待的。因此,曆書編好後,崇禎皇帝讓大臣們充分商議,直到1644年明朝滅亡之前才頒行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後,順治皇帝也認為這部曆書非常好,直接改名為《西洋新法曆書》,照樣頒行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戒律,還很好地約束了徐光啟的「官德」,當他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銜的顯赫身份去世時,家屬整理他的臥具,發現了一床破爛的褥子。原因是他生前用的暖壺漏水,久而久之,把褥子漚爛了……

一切從甘薯開始

徐光啟本質上就是個科學天才。

算算看,19歲中秀才,35歲中舉人,42歲中進士,他這前前後後,為科考忙乎了多長時間啊,結果,漫長的趕考歲月、繁忙的行政工作,都沒有影響到他的科研事業,《農政全書》如期出版,他成為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

應該說,這得益於他的童年,以及他的傳教士朋友。

出身社會底層的徐光啟,從小就嘗過耕織的辛勞,他經常下地幫助父親做農活,還向別的老農學技術,給棉花結頂打杈,產量比原來增加不少。小小童心,頗受鼓舞,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已然萌發。後來遇上了利瑪竇,他又深切體會到西方科技對富國強兵的積極意義,於是放棄了詩詞歌賦,重拾童年愛好,在天文地理、水利測繪的技術領域中一點即通、自由穿行。

他對科技的貢獻,該從一個甘薯說起。

父親去世那年,江南水災,農田盡淹。已是朝廷大員的徐光啟回家守孝,十分憂心:若不及時補種別的莊稼,來年肯定會出現飢荒。恰在此時,一位朋友提到,福建一帶從外國引進了一種高產農作物甘薯,極易成活。徐光啟心思一動,立即讓朋友帶來一些秧苗,開荒試種,果然豐收。於是他把種植心得編成小冊,發送鄉鄰。本來只在福建沿海種植的甘薯得以在江浙推廣了。

幾年以後的初冬,守孝後回朝不久的徐光啟因與大臣們政見不合,一氣之下,告病到天津閑住,繼續試種甘薯。他利用地窖保溫技術,成功地將這一高產農作物品種介紹到了嚴寒的北方。而地窖儲存法,也就在北方沿用至今。徐光啟在天津時,見當地的農業種植水平不高,導致軍糧供給緊張、百姓生活困難,又想辦法在房山、淶水兩縣開渠種稻,進行各種農業試驗。

官場日子沒幾年平安,很快,又是宦官魏忠賢權傾朝野,徐光啟拒絕趨炎附勢,遭到參劾,再度退休。這一次,他乾脆回到上海,將積累多年的農業資料系統地進行增廣、審訂、批點、編排。這就是著名的《農政全書》。然而,又有幾人翻閱此書時能想到,這樣一部中國傳統農業耕作技術的集大成之作,竟是一位當朝宰相親身筆耕。

但徐光啟的科學成就還遠不只這本《農政全書》,澤及後人的也絕不僅《崇禎曆書》。他的翻譯天才和中文版《幾何原本》,惠及了世世代代的華夏子孫。

徐光啟考中進士後不久,有一次去看望利瑪竇。利瑪竇談道:古代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德有一本拉丁文著作,名叫《幾何原本》,在歐洲影響深遠,可惜要譯成漢語很難。徐光啟說:「既然有這樣好書,您如果願意教我,不管有多麼困難,我也要把它翻譯成中文。」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徐光啟一離開翰林院,就趕到利瑪竇那兒,由利瑪竇講述,徐光啟筆譯。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嘗試,譯名全部從無到有,只能靠徐光啟去體悟創造。不可思議的是,徐光啟的許多譯名十分恰當,點、線、直線、曲線、平行線、角、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四邊形……這些數學課本上耳熟能詳的術語,都是徐光啟在400年前定下來的。不但在我國沿用至今,並且還影響到朝鮮、日本。

歷時一年,《幾何原本》譯出六卷,刊印發行。徐光啟撫摸著書,感慨道:這部光輝的數學著作在此後的一百年裡,必將成為天下學子必讀之書,但到那時候只怕已太晚了。

可歷史,比他預感的更悲哀。

明朝覆亡,清朝建立,權力更迭之際,科學再度被打入了冷宮,不但書的後半部分遲遲不能翻譯,就連他已經譯出的上半部分也不再發行。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技著作,成為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獨享的業餘愛好。直到晚清廢科舉、興新式學堂時,幾何學才成為學生的必修課程,這與徐光啟發出的「百年」之嘆,又晚了近兩百年,遭遇同樣命運的,還有徐光啟的《崇禎曆書》。儘管他的摯友、西洋傳教士湯若望竭力保全了這部曆法,並致力推廣,卻再也無力鼓動清朝皇帝們把歐洲最新的「日心說」引人中國,重訂曆書。

幸而,1633年,徐光啟閉上了他才華橫溢的雙目,終此一生,沒有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科技理想的雙重複沒。只是,歷史給明朝的最後一個復甦機會,到底沒有被當朝抓住,這也應該是明朝該滅亡的天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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