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科學家徐光啟(圖)
徐光啟與利瑪竇。（網路圖片）
明朝一共277年，入過內閣、掌過相權的人，沒上百也有八十。可這277年裡，取了英文名，信了天主教，寫了一部《農政全書》的科學家徐光啟，只此一位，別無他人。隨便拿本數學書來，點、線、面、直角、四邊形……這些名詞，統統都是徐光啟翻譯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光啟影響了歷史400年，注定還要影響一代代更多的中國人。
傳教士的好朋友
要是趕上大明朝查戶口，徐光啟的資料可就好看了。徐光啟，男，1562年出生，籍貫：松江府（今上海）人；曾用名：子先、玄扈；英文名：Paul保祿；宗教信仰：天主教。
疑問來了——
論環境，明代松江府是個小地方，和幾百年後的國際大都市可不是一個重量級的；論出身，徐光啟家境並不好，父母是耕田的農民，就指望著他讀書中舉光耀門楣。徐光啟哪來的機會，去認識最摩登的傳教士階層？去接觸最新銳的中西思想碰撞的火花？
答案是：一次應聘。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已經31歲並且有了12年教齡的徐光啟，受聘到廣東韶州（今廣東韶關）教書。家鄉連年自然災害，科考又屢試不中，徐光啟把心一橫：出遠門謀生。這次南下，恰恰成為他命運的轉折點。明代的廣東，曾是沿海通商之地，不乏國際友人的身影，韶州教書先生徐光啟便認識了他平生第一個傳教士朋友——義大利傳教士郭居靜。
徐光啟從郭居靜那裡知道了天主教的教義和西方科學知識。於是，徐光啟當機立斷，邀請郭居靜到自己家鄉傳教，西方傳教士正式登上了上海的舞臺。來而不往非禮也，天主教也向好學又好客的徐老師打開了大門，就在徐光啟38歲那年，他赴京參加會試途中，終於和著名的耶穌會士利瑪竇會面了。
三年後，已過不惑之年的徐光啟，不僅在科舉考試的階梯上漸行漸高，而且在宗教信仰上也找到了堅定的方向——南京城內，葡萄牙傳教士羅如堅莊重而立，在他面前，徐光啟宛如初生嬰兒，接受洗禮，並獲教名Paul（保羅）；而他的好朋友李之藻、楊廷筠，也在等待著上帝的接納。
這三人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立即轟動朝野，被稱為明朝的「三立柱」。
徐光啟對西學的鍾情，毫無疑問是受益於朋友。徐光啟所認識的傳教士朋友，是如此地富有人格魅力。那是一群聖賢之徒，悲憫而智慧的目光凝視著世人，宣揚著忠孝慈愛、改過自新，這和中國的先儒何等相似。與其說徐光啟膜拜了上帝，不如說他膜拜了朋友——傳教士有他的國度，但真理沒有國度。
更重要的是，「八股」仕途沒有磨滅徐光啟敏銳的觸覺。他已經看到，這群朋友身上有中國先儒所沒有的特點：學有專長，技術興國。當時的晚明，海外貿易快速發展，社會思想多元化，但政治日趨衰敗，女真族的軍隊在步步緊逼，農民起義的烽火在點點燃燒。徐光啟深深地感到，只有崇尚實踐，才能延長明朝微弱的呼吸。
《崇禎曆書》是最大成就
徐光啟的戶口本，如果只有英文名和信仰這兩條，也不會叫人那麼咋舌。關鍵還有——學歷：進士，職務；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在不設宰相的明朝，俗稱「閣老」的內閣大學士，實際上就是手握相權。
名稱換來換去，不打緊，宰相的權力，那是換湯不換藥的。
松江小地方的一個寒門子弟徐光啟，走到這個位子上，的確不容易。
第一步，19歲的徐光啟考中秀才，於是擺脫了務農的命運，可以在私塾教書為生。這一教就是16年，直到去了廣東，他才時來運轉，碰到了賞識他的恩師、歷史學家焦豌，於是中瞭解元，邁出第二步。等到他考上萬曆皇帝的進士時，已經42歲了。嗚呼，入仕的三部曲總算大功告成。
徐光啟到北京後，先在翰林院打了個前哨，接著就到禮部上任了。從萬曆、泰昌、天啟到崇禎，皇帝輪番地換，他的官做得也不大順，三起三落，可是信仰上帝的技術型官員徐光啟，只要在任上，就沒那麼多酸文假醋，他捲起袖子埋頭實幹。他的宗旨就一條：關心國計民生。辦法呢？農業和防務，兩手抓。
這邊廂，他讀兵書練武藝，引進和仿製紅夷大炮，訓練火器營，加強京師的戒備和操練；那邊廂，他忙著興修水利和技術發明，在天津開闢水田，改革軍屯，推廣高產作物。這些技術上的事情，一點也難不倒他，水文、地理、測繪、武器……西洋技術，終於派上用場了。雖說對奄奄一息的明朝不可能妙手回春，但至少對百姓的生活、軍隊的防務，還是頗有益處。
而徐光啟主政的最大成就，應該是編寫《崇禎曆書》。
由於欽天監（明朝官署名，掌管天文、氣象、曆法）推算日食不准，崇禎皇帝召回了已退休的三朝舊臣徐光啟，要他主持曆法改革。70歲的徐光啟以高度的熱情參與到各種測量與編製工作中，他的國際友人湯若望和鄧玉函也加盟其中，一大批年輕官員擔任助手。由於專心過度，徐光啟還不慎從觀象台上摔下來，腰部受了傷。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這部用西方天體理論指導古老中國的奇書，終於完成了。
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崇禎是明朝末代皇帝，國家已風雨飄搖，召回一個重臣，僅僅是為著一部曆書？而這部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救流民的曆書，竟成了徐光啟的政績？莫非朝政已本末倒置？
原來，天文曆法在中國傳統政治中，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地位。無論崇禎還是徐光啟，都是把它當作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來看待的。因此，曆書編好後，崇禎皇帝讓大臣們充分商議，直到1644年明朝滅亡之前才頒行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後，順治皇帝也認為這部曆書非常好，直接改名為《西洋新法曆書》，照樣頒行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戒律，還很好地約束了徐光啟的「官德」，當他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銜的顯赫身份去世時，家屬整理他的臥具，發現了一床破爛的褥子。原因是他生前用的暖壺漏水，久而久之，把褥子漚爛了……
一切從甘薯開始
徐光啟本質上就是個科學天才。
算算看，19歲中秀才，35歲中舉人，42歲中進士，他這前前後後，為科考忙乎了多長時間啊，結果，漫長的趕考歲月、繁忙的行政工作，都沒有影響到他的科研事業，《農政全書》如期出版，他成為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
應該說，這得益於他的童年，以及他的傳教士朋友。
出身社會底層的徐光啟，從小就嘗過耕織的辛勞，他經常下地幫助父親做農活，還向別的老農學技術，給棉花結頂打杈，產量比原來增加不少。小小童心，頗受鼓舞，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已然萌發。後來遇上了利瑪竇，他又深切體會到西方科技對富國強兵的積極意義，於是放棄了詩詞歌賦，重拾童年愛好，在天文地理、水利測繪的技術領域中一點即通、自由穿行。
他對科技的貢獻，該從一個甘薯說起。
父親去世那年，江南水災，農田盡淹。已是朝廷大員的徐光啟回家守孝，十分憂心：若不及時補種別的莊稼，來年肯定會出現飢荒。恰在此時，一位朋友提到，福建一帶從外國引進了一種高產農作物甘薯，極易成活。徐光啟心思一動，立即讓朋友帶來一些秧苗，開荒試種，果然豐收。於是他把種植心得編成小冊，發送鄉鄰。本來只在福建沿海種植的甘薯得以在江浙推廣了。
幾年以後的初冬，守孝後回朝不久的徐光啟因與大臣們政見不合，一氣之下，告病到天津閑住，繼續試種甘薯。他利用地窖保溫技術，成功地將這一高產農作物品種介紹到了嚴寒的北方。而地窖儲存法，也就在北方沿用至今。徐光啟在天津時，見當地的農業種植水平不高，導致軍糧供給緊張、百姓生活困難，又想辦法在房山、淶水兩縣開渠種稻，進行各種農業試驗。
官場日子沒幾年平安，很快，又是宦官魏忠賢權傾朝野，徐光啟拒絕趨炎附勢，遭到參劾，再度退休。這一次，他乾脆回到上海，將積累多年的農業資料系統地進行增廣、審訂、批點、編排。這就是著名的《農政全書》。然而，又有幾人翻閱此書時能想到，這樣一部中國傳統農業耕作技術的集大成之作，竟是一位當朝宰相親身筆耕。
但徐光啟的科學成就還遠不只這本《農政全書》，澤及後人的也絕不僅《崇禎曆書》。他的翻譯天才和中文版《幾何原本》，惠及了世世代代的華夏子孫。
徐光啟考中進士後不久，有一次去看望利瑪竇。利瑪竇談道：古代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德有一本拉丁文著作，名叫《幾何原本》，在歐洲影響深遠，可惜要譯成漢語很難。徐光啟說：「既然有這樣好書，您如果願意教我，不管有多麼困難，我也要把它翻譯成中文。」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徐光啟一離開翰林院，就趕到利瑪竇那兒，由利瑪竇講述，徐光啟筆譯。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嘗試，譯名全部從無到有，只能靠徐光啟去體悟創造。不可思議的是，徐光啟的許多譯名十分恰當，點、線、直線、曲線、平行線、角、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四邊形……這些數學課本上耳熟能詳的術語，都是徐光啟在400年前定下來的。不但在我國沿用至今，並且還影響到朝鮮、日本。
歷時一年，《幾何原本》譯出六卷，刊印發行。徐光啟撫摸著書，感慨道：這部光輝的數學著作在此後的一百年裡，必將成為天下學子必讀之書，但到那時候只怕已太晚了。
可歷史，比他預感的更悲哀。
明朝覆亡，清朝建立，權力更迭之際，科學再度被打入了冷宮，不但書的後半部分遲遲不能翻譯，就連他已經譯出的上半部分也不再發行。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技著作，成為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獨享的業餘愛好。直到晚清廢科舉、興新式學堂時，幾何學才成為學生的必修課程，這與徐光啟發出的「百年」之嘆，又晚了近兩百年，遭遇同樣命運的，還有徐光啟的《崇禎曆書》。儘管他的摯友、西洋傳教士湯若望竭力保全了這部曆法，並致力推廣，卻再也無力鼓動清朝皇帝們把歐洲最新的「日心說」引人中國，重訂曆書。
幸而，1633年，徐光啟閉上了他才華橫溢的雙目，終此一生，沒有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科技理想的雙重複沒。只是，歷史給明朝的最後一個復甦機會，到底沒有被當朝抓住，這也應該是明朝該滅亡的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