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皇帝像。(網路圖片)
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必害怕得罪皇帝。因為在明朝,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辭唯恐不誇張,往往憑藉著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他們關心的並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藉刻薄的言辭譁眾取寵,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重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看看明朝的名臣,哪一個沒有被這些言官「罵」過?如海瑞、左光斗、張居正等。
崇禎時期,明朝危機重重,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煥照樣被「罵」,乃至被凌遲處死後,罵聲還在繼續。清軍入關後,南明小王朝還有幾十萬軍隊,還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專心對付來勢洶洶的敵人,而是繼續「罵」,繼續「內訌」,到了這個程度,明朝只有滅亡的份了。
明亡於萬曆皇帝的說法由來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觀點,緣於萬曆皇帝30年怠政,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一段輝煌的時期,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萬曆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也是被言官罵成這樣子的。
敢於罵皇上,直接罵,毫不留情地罵,在中國歷史上以明朝最為突出。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曆皇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是個五毒俱全、一無是處的皇帝。在我們看來,這不是進諫,簡直就是人身攻擊、誹謗侵犯名譽。但萬曆皇帝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這以後,給萬曆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背了革職的處分,後來者,什麼處分都沒有了。萬曆皇帝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任由他們去罵吧。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在明朝,這些文官「罵聲猛於虎」。皇帝尚且如此忍讓,何況那些舞刀弄槍的武將?能幹的人都給罵下臺,大明朝靠什麼來支撐?勇於進諫、盡人臣之責本是件好事,但無端地放縱,逐步扭曲了言官進諫的本意,最終反倒嚴重干擾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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