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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中產加稅會帶來抗爭嗎?

2016-10-29 09:30 作者:吳強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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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6年10月29日訊】中國大陸公民年入超12萬者將被加?雖然這一消息這幾天在內地傳開,卻迄今沒有哪個部委機關出面證實,似乎又是一次政策變動前的例行放風。不過,這次和之前可能不一樣,波瀾之後,或許就沒有然後了。

12萬就躋身高收入階層?內地社交媒體的第一反應是:Are you kidding me? 一副驚掉下巴的模樣。畢竟,年入12萬,即月入1萬,對京滬穗深(編者註: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特大中心城市的居民來說,真是一個尷尬的收入分界線。從12萬往上到20萬的區間裡,密集著剛剛擺脫低薪階層的普通白領。他們剛夠勉力維持最低水平的中產生活,卻處在中間階級的最底層,隨時面臨貧困化,又難以企及更高收入。

當然,這個收入水平如果放在內地許多三、四線城市,當地房價和消費水平低,可以過上相當優裕的生活,的確算上「高收入階層」。但12萬之所以成為劃線的依據,還是因為國家統計局的收入統計口徑所致。

按統計年鑑和城調隊入戶調查的分類辦法,居民收入被等分為五組:低收入、中等偏下、中等收入、中等偏上和高收入。雖然2015年全國城鎮人均收入為31195元,但是按照五分之一線劃分的高收入戶,北京2015年該組平均收入為103748元。考慮到高收入戶組的實際收入一向被低估,且在統計口徑上去除了2013年前一直有的借貸性收入(2012年為17,521元,同比增長3 .1%),那麼人均年12萬確實反映了統計部門對城鎮居民20%「高收入」群體的劃分標準。

問題在於,可能有百分之十幾的所謂高收入者,擁擠在12萬到20萬之間,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另60%的中等收入者相比,可能只是略為高質一點,卻需要付出更大代價,並可能承受著更大的「稅負痛苦指數」,以及因為子女教育、房貸等產生的更大財務壓力。而他們卻要努力維持所謂「新興中產階級」的體面生活和再生產。

這個所謂「中間收入群體」的中間,也正是在過去數年政治上開始覺醒的新興社會群體。這個群體一方面開始介入公民社會和公益活動;另一方面,他們的忍耐,很大程度上又影響著今天中國的「沉默大多數」。

但是,今年初以來,相繼傳出即將開徵「遺產稅」、「房產稅」等稅種的新聞,加上對這部分「高收入」人群特別課稅的「流言」,這幾日中國內地社交媒體上人心騷動,在稍有歷史常識的人看來,似乎越來越接近法國18世紀的情形。

在大革命前夜的18世紀,因為支持北美獨立運動、並與英國爭奪北美殖民地,法國財政連年告急,「第三等級」的抗稅運動此起彼伏,1789年7月,麵包價格漲到有史以來最高水平,最終爆發大革命。而中國本屆政府上臺伊始,王岐山等人就不斷向各界吹風《舊制度與大革命》,顯示他們對這段歷史的熟衿。路易王朝的絕對主義專制本來就是以稅收為中心,繁榮上升的經濟卻不敵王室自身奢華和對外戰爭的需要,但將不滿轉為革命的領導者卻非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而是貴族——第二階級;同時,不滿的第三等級——佔人口96%的大眾,所要求的也只是恢復他們作為第三等級應得的權利。因為稅負,兩者相加,才讓一場表面上並無新意的造反轉向了真正的革命。

中國當前的情形似乎越來越相像。熟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熟悉財政金融的領導人也深暗:財政問題才是中國啟動改革、對內放權、對外開放的核心。中國政府多年來能夠保證財政收入增長高於經濟增長,除了加入世貿組織後,深度融入全球化、實質增長有力、稅務部門高效等因素,主要依靠IMF1980年代以來推廣的流轉稅,特別是朱鎔基任內推行的增值稅改革。

但是,這種嚴重依靠流轉稅的財政模式太過於依賴經濟增長,在「L型」成為新常態的經濟週期下行階段,便可能隨時造成財政危機甚至政權危機,更不用說地方財政當下已經普遍困難,這或許是地方和中央都急於開徵各種直接稅或者增加所得稅的原因所在,幾乎不顧及直接稅所意味的政治意涵。

中國目前的直接稅佔總稅收不足10%,恰好與直接稅佔90%以上的北歐模式相反。對後者來說,民主程度和福利國家體制,才是國民容忍較大比率直接稅的原因。否則,哪怕些微的直接稅調整,或者將增加國民的相對剝奪感,如各種劫貧濟富的不公抱怨;或者直接引發中產階級的政治訴求,要求以現實的權利保障或福利政策予交換。畢竟,對更富裕者,利用各種逃稅避稅技巧似乎是更簡單的辦法,而依賴薪資生活的中產階級們,卻是加稅之後的主要承擔者。他們眼見到手的工資減少,卻依舊要為子女的幼兒園、學校、房貸和擁擠的交通拚命,對公共服務的低劣買單。

假如真的有一天,「12萬高收入加稅」付諸現實,接下來的或許就是整個「新興中產階級」的不滿和覺醒。而這種不滿,幾乎就是法國大革命前夕貴族和無套褲漢不滿的重合。因為他們當中將湧現許多新的輿論領袖,發出類似「無代表不納稅」或「無權利不納稅」的聲音,要求更多的政治權利和社會福利。而伴隨經濟下行,其中的貧困化群體可能最為積極,一如2011年埃及的中產階級子女——他們在穆巴拉克的裙帶政治模式和全球化體制下陷入貧困化,普遍無力負擔大齡未婚以他們的網路傳播不滿,進而影響整個所謂「高收入階層」,並擴散至中低收入階層。

在這個意義上,12萬加稅之類的稅制「改革」幽靈,彷彿中產階級抗爭的符咒。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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