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陸漂」的中港政治世界(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10月12日訊】幾年前許子揚失戀了,女友暗示他缺乏上進心,沒有向上爬的動力,他一氣之下跑遍中國各大省份,周遊全球60國,為的是證明自己儘管沒爭名奪利的能耐,至少都曾經遊歷四方,見多識廣。一開始只為了治療情傷,但人在旅途上,許子揚逐漸迷戀上千變萬化的風土人情,鬼斧神工的湖光山色,失落情人搖身一變,成為旅遊達人,享受追星逐月的異域漫遊,他獲得了新生。
如果沒有遇上那女生,或者許子揚現在不會慨嘆,巴西聖保羅大教堂門前擠滿乞丐,亦無法如數家珍般憶述,曾於喬治亞小鎮瞻仰史達林像,更想像不到自己會於古巴街頭,品嚐各式雞尾酒。可惜我對兒女私情沒多大興趣,他也不願對我多談,於是我們回到旅程的起點──中國北京,許子揚就在這城市邂逅那女生,那時他正就讀於北京某名校。
雖然高考英文不合格,許子揚本來可以選擇留港升學,報讀專上高級文憑(比大學本科學位次一等),他亦有自信很快就能銜接大學學位,但與此同時,他獲得北京某校國際關係學院錄取,學費便宜一大截,又是學士資歷。他兩相權衡,結果離開生活近二十載的香港,北上求學,當起陸漂。然而一如所有人生抉擇的老套故事,功利計算只是其中一面,許子揚還有一個更為遠大的目標。
追尋那陌生的中國「異域」
我和許子揚出生於港英末年,成長於一國兩制下,無可否認,大陸對我們來說是陌生他者,共產黨治下的威權社會,通行普通話和簡體字,市容雜亂骯髒,人權自由不值一文,全國上下眼中只有權和錢。或對或錯,我們那一輩人心中都充斥著這些刻板印象。7年前許子揚走到十字路口,於留港或北上之間,錢和時間不是唯一考量,他想到大陸走走,親眼見證這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我有一個很好的教中國歷史科老師,他教導我們下判斷前要先找證據。」文科生許子揚解說過去時,總是自然而然地帶出品德教訓。
他就學人大那4年,遇過自由派教授公然傳誦《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堅信禁書中所描述的「紅太陽」淫穢私生活,另一邊又有左派教授宣揚愛國激情,勸導學生多多參考鐵血網(註:中國民族主義軍事網站)內容。許子揚說自己兩邊都不喜歡,他們都滿口黨同伐異言論,詆毀敵對意見,很少會評估手上到底有多少證據,謙虛檢討自家立場。我雖聽著他批評學校師資,腦海卻浮現一個容得下百家爭鳴的校園。
於「比較政治制度」考試,教授給我們一個題目:「給你一個國,你會怎樣治?」許子揚不是籠統回答了事,反而於捲上質疑現在要治理的是什麼國家,因為各地國情各有不同,考生難以一概而論。接著是「法國大革命帶出什麼教訓?」他再次不耐煩地反問,考生不知道要受教訓的是路易十六還是雅各賓黨,無從作答。結果呢?教授給了滿分,對於這位敢於挑戰權威的學生,他大概是衷心欣賞吧。
許子揚笑言自己做過不少「傻事」,不過有些事真的不能一笑置之。大一時必修課不合格,事後有港人同學提醒他,講課教授一見是正體字答案,看都不看內容就會打出不合格分數。下一學年許子揚報讀同一門課,期末考問題幾乎與去年一樣,這次他以簡體字作答,獲得良好成績。取得必修學分後,他跑到該教授面前,手上拿著剪刀和書,然後當眾於課室內,將教授著作一分為二。事件雖然驚動許子揚的班主任,所幸最後不了了之。
「正如我之前所說,拿到證據才能作出指控。」許子揚提起往事仍語帶怒氣。為什麼不向校方投訴呢?教務處早已勸戒過他,不可歧視正體字呀,但一點用都沒有,這就是制度問題。校園以外,許子揚親睹北京發展迅速,「硬體」設施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制度「軟體」卻依舊落後,連空氣品質與食品安全都無法保障。小小校園當然亦難以倖免,一場選戰卻令他見識到制度問題有多複雜。
國際關係學院學生會常委會改選,9名候選人競逐6個席位,其中6個候選人串通做票,公開販售會內幾十個部長及副部長職位,賄賂選民,最終一如所料,幾乎每張選票都劃掉其餘3名候選人,6人成功當選。如此明目張膽作弊激起公憤,主事老師要以學生會當然常委身份,收拾殘局,他為免動搖大局,宣布維持選舉結果有效,但剝奪當選人任免權,由他這位老師親自選任各部領導。
許子揚舉這個例,原本是想以小見大,展示何謂大陸制度問題,但他轉念一想又補充:「不要誤會啊,那6個人雖然手段卑劣,但他們都是實至名歸的精英,絕對有資格擔任常委。」
「這不是認同或不認同,而是理解。」
我還記得高中時讀過中國文化科,教科書編者都崇尚儒家中國,他們稱歐美推崇「選舉政治」,一人一票以服眾心;而中國「傳統」則奉行「賢能政治」,由體制權威界定和挑選掌政精英,吸納社會人才,我當時就認為「賢能政治」的現代學名正是「民主集中制」。
據許子揚介紹,只有學生代表才有資格成為常委會選民,而學生代表乃由老師委任的班級精英,他們可以競逐學生會公職,以助獲取研究生資格和充實履歷。學生會職務繁重,例如宣傳部長就一整天開會拍片搞活動,但這些頂尖人才卻仍然能保持彪炳學業成績。雖然間中有一兩人靠父蔭或拍馬屁魚目混珠,但整體而言確實是選賢與能。
「我也曾以為民主就是一切,現在認為這只是比較好的制度。」許子揚直言4年大學生涯改變了他的想法。課堂上他讀過菲律賓和印度兩例,明白民主政制不一定能改善經濟民生。後來他親訪菲國,途經馬尼拉貧民窟,見到十多個小孩光著腳踢足球,只不過幾條街外就是光鮮商業區,商場裝潢豪華,名店林立,令他更確信學校研習所得。
講到中國政制問題,許子揚如今同意,由於民主意識不足以及人口規模過大,大陸實行民主可能會適得其反。他又好像經過深思熟慮般告訴我,自己可以接受專制,前提是人民富庶溫飽,又有強大監察機制,中國仍不算合格。聽到這兩點,我想起新加坡,威權、民主加上富裕,香港人許子揚會否願意,放棄現有自由以換取獅城模式呢?他不置可否。
「這不是認同或不認同,而是理解。」回顧4年大學生活,不論是個人處世還是世界觀,許子揚不見得就盲目反抗權威,他習慣先釐清和掌握現實限制,再於言行想法貫徹原則理念,否則他也不會於學分入手後才毀書抗議。由校園選戰到政體爭議,他冷靜客觀地評估中國這片「異域」,分析每個驟眼令他反感的現象,尋找「存在」背後的「合理」機制。
可是,當場景由陌生中國轉回切身香港,他不見得就能保持那實驗室頭腦,不帶絲毫感情地審視動盪不安的故鄉,坦然接受一切改變。
有時候我們只能相信自己的公義
據說每一個思考縝密的人都難免陷入道德矛盾,許子揚也不例外。1989年的六四慘劇,解放軍武力清場,數以千計學生慘死,許子揚似乎曾就此前思後想,最終評價是「合理但錯誤」,合理在於當日如中共倒臺,一旦大陸陷入內亂,改革機遇將會化為烏有。不過他再三強調,「濫殺無辜」怎麼說都是錯誤,後來發展成果不能證成血腥手段,事過境遷幾十年後,當權者應當鄭重道歉,改正錯誤。
「合理但錯誤」,好一個冰冷理智的悖論,我忍不住問許子揚,如果兩年前佔領運動時,當權者應用同一原則,鐵腕鎮壓,又如何呢?他抿嘴苦笑說:「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就是另一回事了。」當日他一得悉警方施放催淚彈,無視荷槍實彈的防暴警察,逕自趕赴佔領現場,他說既是一時之氣,也是不滿當權者違背普選承諾,儘管他已不是民主信徒,甚至不相信香港應行民主政制。
「中老年人全死掉,香港才適合有民主。」許子揚失去一貫溫和,提出驚人見解。在他眼中,香港公民社會於80年代萌芽,大多數中老年人當時已長大成人,未經民主意識薰陶,他們根本意識不到手上一票的份量。他還以母親為例,說她在建制派議員辦公室工作時,說要保住工作所以會投老闆一票,辭職不幹後就立刻轉投激進派議員,因為想看看「癲狗會搞什麼事出來」。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許子揚曾引用唐朝韓愈名句,解釋為何做人要謙虛,他此刻卻修正說法,拋出另一名人:「我和周星馳一樣,最憎蠢人!」
中共是喜歡「打茅波」(註:出奧步之意)的壞人,非贏不可,給面子的話還讓你拿一兩分,撕破臉的話就必定要你大比數慘敗,所以許子揚不認為港獨會有出路。然而,即使時至今日,他仍覺得佔領運動早應升級,攻入政府總部,冒險爭取更多籌碼,不至於最終草草收場。我問他:「這不是不給中共面子嗎?」他說:「是一場賭博,但既然無路可走也要試,我們就是要迫使港府真正成為港人政府,代表我們勸服中共讓步。」
我曾於港獨份子口中聽過相近言論,沒有退路何不放手一搏?我沒想到許子揚也會流露類似想法。他遊覽廣西時,有一位旅館老闆斷言,香港很快就和廣州一樣,沒有人再說廣東話,許子揚當時不以為然,直到近年他漸覺街上普通話此起彼落,才想起萍水之交的「不祥」預言。普通話只是冰山一角,政制也好,社會也罷,他相信香港已經走上「大陸化」不歸路,自由權利與公民價值危在旦夕。
不是嗎?他反問我,我語塞無言,理智其實有其極限,特別到了關鍵時刻,我們都求不到確鑿答案。「Massage?Massage?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柬埔寨雛妓向許子揚招生意,他當下就判斷是絕對錯誤的事情,無合理基礎可言,為什麼可以如此決斷呢?有人會辯解生活所迫,赤貧幼童沒有選擇,不做皺妓就會餓死,許子揚不接受這種講法,他說有時候我們只能相信自己的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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