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設計的王健民反革命集團案

【看中國2016年10月04日訊】從王健民案的演變過程可以看出，中國的文革並未真正結束。

兩年多前，香港資深媒體人士王健民，雄心勃勃地展望中國的未來，預測故鄉因薄熙來倒臺而走向政治開明和言論自由，情緒相當高漲。他告訴我，自己要創辦第三本雜誌。而此前的兩本是《新維月刊》與《臉譜》，都曾風靡一時。絡陽紙貴，他取得了經濟和社會效益雙豐收。他常居深圳，卻在香港大展拳腳。因為新聞來源的可靠性，雜誌越辦越好，既不左也不右，自以為是中共可以懷柔的媒體，得天獨厚，呼風喚雨。他是美籍港人，信心十足，又在《亞洲週刊》工作多年，常年往來深港而結交各方面朋友無數，只要不偏不倚認真地辦雜誌，既使不會受到官方重用，也不至於被抓捕和監禁。

但近期，王健民在被關押了兩年多之後，終於被判重刑：5年零3個月。一句話概括他的冤案，表面上，官方強加給他的罪名是「非法經營」，「行賄」和「串通投標罪」，但實際上，他是典型的「反革命集團罪」，和1966年的文革如出一轍。

外加3個月是啥意思？

有許多讀者困惑不解，為何他根據警方的誘騙，辭退了由我推薦的維權律師李方平，做了最大的讓步和妥協，寫了悔過書，在法庭上講了違心的話，怎麼還是判了實刑，5年外加3個月？為什麼一定要這樣，沒有特殊經歷的人不懂。由於筆者完整地走過薄熙來精心設計的冤獄，沿著他劃定的路線，方向，走完公檢法司的全部程序，才真正地明白了，所有的冤獄受害者，必得在生不如死的看守所裡，被羈押到最長限度，因為看守所最苦，而且不減刑。既使違心認罪，也耽擱減刑時間。仇恨嫌犯的權勢者，為了最大限度地整死他人，就鑽法律空子，儘可能地延長嫌犯在看守所關押的時間，這樣就把王健民羈押了2年多。

在我的感覺裡，迫使第一次失去自由的人於希望，失望，絕望，再希望，再失望，再絕望的精神折磨循環的週期中屈服，是最殘忍的一種酷刑。如同抓捕王健民和太太，一定要在「六一兒童節」之前，當著三個孩子的面進行一樣。精心設計這一冤案的權勢者，不知道具體是誰，但他和」薄騙子」一樣，都是製造冤假錯案的高手，是深入瞭解中共操控下的公檢法司的大惡，是心狠手辣，陰險狡詐的壞蛋。他對王健民已經研究了很久，知道他的長處和軟肋。他根據王健民的性格特點，用一把文革時造反派使用過的毒刀，殺死了王健民生命中最寶貴的5年零3個月。

原本，專案組由於第一次提交檢察院的起訴書，只有一個罪名，根本不夠判刑。他們覺得不過癮，又修改起訴書，第二次變更和增加新的罪名，才厚著臉皮，強拉硬扯地把王健民送進了監獄。他們嫌5年時間太短，還不夠勁，再增加3個月。原來，中國的監獄有自己的規章制度，在一般情況下，由於週末都要勞改，犯人都是要減刑的。但此前，除了羈押在看守所不減外，入獄投勞的頭3個月也不減刑，獄警要強送犯人進服刑學習班。

這種更狠的另一種折磨人的酷刑不親身經歷過，不知道其五花八門的名堂有多麼壞。頭3個月，他們強迫每個人洗腦，向獄警行注目禮，交待與獄警往來的規矩，禮貌，強迫他們熟知和運用所謂「文明用語」，即，奴隸俗語，獄警叫「政府」，勞動叫「改造」，出獄叫「新生」，絕食叫「鬧監」，等等，總之，把正常人變成奴隸。可見，增加3個月刑期，意味著被官方欺騙而認罪之後，一點沒得到好處。希望自己認罪服法從輕處罰的的王健民，做滿5年的實刑，還要延緩減刑3個月。可見，整他的權勢者多麼精明而殘忍。不論他們講得多麼動聽，都是一場騙局。如此應當明白，製造21世紀的中國文字獄的文革殘渣餘孽，是頭頂長瘡，腳底冒膿的大壞蛋。

推倒薄熙來的功臣成囚徒

我說王健民是推倒薄熙來的功臣之一，真的不為過。2012年，當谷開來殺人案引爆時，最早報導其殺人實情的是香港的《臉譜》雜誌。而並非人人皆知的是，本人撰寫的《薄熙來傳》（部分章節）也最早刊發於王健民創辦的刊物。阿博羅網站有文章說，我揭露薄熙來的文章先被何x拒發而轉投王的《臉譜》，這是錯誤的。我的文章是首次投給香港《臉譜》的，是由其連載發表的，但因抄襲的文痞太多而只發表一部分而中止。總之，它是薄得意時，唯一的系統而全面地揭露其真面目的實錄。但是，有關谷開來殺人的故事，我不知道，也不是其他媒體先提供的，而是王健民通過另外的途徑得到而首先發布的，這一點有白紙黑字的刊物為證。如今已成為歷史，確有章可循。也就是說，王健民是幫助黨內一個派別，打倒另一派別的推手之一。

按我自己的想像，他既然是功臣，理應得到厚待，但恰恰相反，最終，他什麼好處也沒得到，甚至連他自己都不相信，會被抓捕判刑。記得此前一週，我在網上讀到有關高瑜的報導，立即通過電話奉勸他果斷地撤回香港，我說，只要人不在內地，問題不太大，中國人常說，哥們，形勢不好，跑吧！我就是這樣和王健民說的，我告訴他，高瑜案不是孤立的，只要抓了她，就是傳遞一個強烈的信號，類似她的文人，不論站在哪一邊，被什麼派系所利用，包括王健民在內的書生，都要倒霉，這叫「火燒城門，殃及池魚」，中國的政治體制就是如此。但王健民笑了，他調侃地說，維平啊，中國經歷薄熙來案已經進步了，再不會搞文革了，你是「一年被蛇咬，10年怕草繩」呀，你現在回國都沒事啊，說完，還哈哈大笑起來，至今笑聲還迴盪在我的耳邊，因為他長我幾歲，又學識淵博，品格高尚，對其言我半信半疑，故沒有堅持自己正確的判斷，我只是這樣對他講：共產黨和你翻臉，只需要3分鐘。

共產黨不講情面

本人至今依然是無黨無派的文人書生，但這並不改變一個事實，過去在體制內的媒體混久了，對中共的各級官員瞭如指掌。雖然，中共與世界上所有政黨一樣，由一些理念一致或類似的人組成，其中不可一概而論，有左中右，有好人壞人，比如，胡耀邦，趙紫陽就是善人，李鵬，江澤民就是壞蛋，但總體上看，建政以來，共產黨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殺了，管了，傷害了一批批人，歷次政治運動都有「冤死鬼」，它積累的罪惡太多，使人對其很難恢覆信任感，因此，共產黨不講情面，不僅老百姓這樣認同，中共高官也自以為是。

但在實際生活中，一個人如果不講情，誰願意與其交往呢？政黨是由具體的人組成的，這夥人不重情義，抓捕了王健民，把他在「一國兩制」的香港辦刊物賣雜誌的數量加起來，和在深圳有限定閱的區區書報費扯在一起，作為「非法經營」的標的額，追究其刑事責任，只能勁打官方的臉，告訴全世界的人：我是新的強權者，是不講情義，翻臉不認人的傢伙。其實，香港人人都知道中共嫡系的《大公報》，《文匯報》等，在內地廣設辦事處，記者站，他們無一不在「非法經營」，而且，大張旗鼓，為何共享一片天空，卻有不一樣的法律呢？奧秘是王健民的刊物是民辦的，既有官方喜歡的文章，也有其不高興的文稿，過去與其合作的人，包括提供獨家消息的官員，成分非常複雜，既有這一派的，也有那一派的，當一些人企圖利用他所主管的輿論陣地攻擊政敵時，就好話說盡，一些不負責任的承諾就不絕如縷，王健民卻深信不疑。當形勢大變，更多的官員聚集在一個新的政治強人旗下時，一切都不算數了，王健民成為中共專制政權打擊言論自由「一刀切」的犧牲品。他葬送的不僅僅是5年零3個月，而是一些知識份子對中共部分殘留的信任感。這是令人悲哀的。

上面與下面有何不同

記得去年在香港小住一週光陰，曾有一個機會與劉達文兄傾心交流，當時桂民海的案子剛剛發生。我第一次從他那裡得知，其妻在回鄉探親時被國安的人強制扣留問話，並文字留底。他百思不解的是，以前那些人對其比較友好，經常跨過羅湖橋，到雜誌社作客，劉是一個包容而大度的文人，自然並不牴觸這種私下的合作，但這回為何忽然翻臉呢？劉問我這是廣東地方的擅自行為，還是中南海一聲令下的統一行動，當時我也一頭霧水。不知如何解讀。

如今不需要再懷疑什麼，也不需要過度解釋了，中共不論由誰作最高領導人，只要不想政改，就不會給國民自由地發表言論的好事，有時寬鬆一點，有時緊張一些，都因時而異，其本質都是專制的，中共不會允許香港的一家媒體在大陸講他壞話的，他們治理這個國家需要暴力，也更需要謊言，對付王健民這樣的人，只要政治上需要，就不在乎他是美籍港人，也不在乎他的知名度，更不在乎我的幾篇小文章，假如我再敢進入香港，恐怕也是跑不了的。還是劉達文說得對：「你這次來港，低調得狠，時間也短，香港還沒反應過來呢。總之，我知道，要抓我，不會顧及我曾是「打薄專業戶」，因為中共已丟棄了薄熙來，我們沒有利用價值了。王健民就是前車之鑒。

棉花套似的反革命集團

在文革運動中，紅衛兵為了整人，而把一些沒有內部聯繫的人強力打成反革命集團，其目地是造勢，因為抓捕的人越多，越顯得案子大，他們的成績也大，結果冤枉了無數的好人，從一個胡風案就可以引出許多悲涼悲憤的故事。更可悲的是，經歷過文革，自身也受害或家人父輩的人，一旦掌了權也仿造紅衛兵的做法，大幹一場，唯一的不同是，過去人家把牌子掛在他胸前，如今倒過來，他把「黑帽子」戴在像王健民這樣的文人頭上。其原因不能從某個人品行中去找，而得從政治體制裡追尋。

2014年5月30日，深圳的公安派人在下半夜闖入王健民家，抓走了他們全家，為何要當著未成年的小孩的面，慘忍地對待一個辦雜誌的書生，嚇得孩子尿了一褲襠，那是因為文革的造反派的毒菌已深入權勢者的心肝，非如此不足以泄憤，他們對王健民之類文人批評他們恨之入骨，欲殘殺而後快；為何要不斷擴大戰果，把萵中校，劉海濱，以及王的岳父，太太等都抓捕或軟禁，組成一個反革命集團，那是因為紅衛兵的幽靈在體制裡死灰復燃，要滅掉所有的與官媒不同的聲音，製造一種如同文革盛行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主旋律。

實際上，來到海外的文人都清楚，在香港辦一本雜誌，就是辦一個謀生的小公司，既為了表達觀點，也為了養家餬口，王健民的特長在於文化新聞產業的經營，辦了公司，自然太太和其他親友涉身其中，如此而已，憑什麼也把王太判刑呢，他的雜誌要用編採人員和撰稿人，要發薪水和稿費，自然，王健民要聘請萵中校這樣的資深媒體人，因此，憑什麼要抓捕萵呢，更不能順理成章的是，連遠在外省，只是投稿編版的劉海濱，也被羈押了兩年多，甚至他的岳父都成了嫌犯，老婆徐中雲的名字也寫進判決書，這一牽強附會地整成的一個反革命集團，類似毛時代的組織罪，它越是壯大，越能顯示統治者偉大強硬，不在乎它是「棉花套」，無實質內容，既便如此，還是不夠判，就索興把集團頭子多加幾個罪名，其他人跟著倒霉，這一起訴書提供律師後再變更追加的手法，為文革所未有，他是紅衛兵精神的再發揚廣大，與文革不同之處在於更狡猾，虛偽，卑鄙，文革時代整人不需要貌似合法的判決書，現在確有一種倒退的「進步」，中國還在文化大革命運動裡掙扎，不知道何時再有真正的改革。

王健民的危險處境

在寫這篇文章前，我猶豫了很久，寫不寫，寫什麼，或許對王健民及其家人都一些影響，我知道已經坐牢的囚徒需要什麼，王健民和太太一個在裡，一個在外，他們目前的求生慾望都比較低，只想再好好表現，減一點刑期早早回家，他們自認為這比什麼都好，這是監獄的妙用結果，它以強行剝奪人們自由的辦法，逼人屈服而降低要求，再用謊言和欺騙摧毀人的意志，王健民正在領教這一切。

但是，由上述的「增加3個月」看出，可能問題不那麼簡單，他想早些出來，整他的人想他如何出不來，他們先把他關進去再慢慢地修理他，因為他們知道，文人的特長是什麼，他們不是那麼好糊弄的，整他的絕非一個人，應是一個群體，他們正在嚴密地操控獄警和犯人監禁王，怕他現在亂說亂動，更怕他以後指控他們，因為王健民處於極度危險當中，沒有別的有效辦法，最可靠的是，必須保證持久的知名度，知道和關注的人越多，整他的人越小心。官員除了狠毒還要虛善，恰恰是這一點可以利用。如果王及家人以為，反正還有兩三年，忍一忍，低調一些，就平安無事，不是這樣的。在監獄裡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個細節裡，都可能死人，而在囚徒失去自由，又得不到真相的惡劣環境裡，暗殺一個人，對獄警來講，像踩死一隻螞蟻。

為擺脫死忙和禁聲，王健民必須做到這樣幾點：我希望在獄中收聽廣播或通過其他途徑獲知這一信息的人，把我的話傳遞給他：

第一，多讀書，多思考，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和任何人講話，就變成啞巴，以免被誣告陷害；為了爭取自由，很多犯人假裝知心，同情，或給小恩小惠，從政治犯嘴裡套出點猛料，以求立功減刑，往往對己最熱情的人是最危險的，要多加小心；

第二，不要和牢頭獄霸結仇成冤家，因為所有的監獄都是警匪一家，利用犯人整犯人是通行規則，任何地方都有強權人物，不論理念性情多麼不同，都要明智地爭取他們，團結他們，利用他們，尤其是對那些講義氣，夠朋友的「老大」，一定要靠攏，如有獄警想加害於己，就找不到「工具」，這需要原則的堅定性，策略的靈活性，這方面筆者是高手，怕王健民不及，聽說王在看守所還保持正直，批評那些浪費糧食的嫌犯，真是傻得可愛，千萬不要得罪任何人，不要給獄警提供修理自己的「刀把子」；

第三，嚴密仔細觀察每一個獄友，不是要聽他講什麼，而是看他做什麼，再根據言行一致的程度去判斷他如何，但絕對不要喜形於色，任何人都看不出你的好惡，但心裏必須清楚哪些人有可能被獄警利用，必須嚴加防範。總之，越是臨近獲釋的日子越要小心，對飲食要格外留心，不可靠的東西不要吃，睡覺要留一隻眼睜著，要堅強地充滿智慧地活著出來，並親眼看到整自己的壞蛋受到法律的懲處。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