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想一下,戴晴沒有瘋,她是在極為理性、極為冷靜的狀態下說出這些話的,這不僅是她深思熟慮的結果,也是她一開始就有的判斷。作為紅色貴族的後代,屁股決定腦袋,無論她在80年代寫過什麼好文章,無論她曾擁有「自由派」知識精英的名聲,都掩蓋不住她骨子裡的政治認同、政治身份、政治角色。所以,最終她都只能在政治上下結論,在政治上作出自己的選擇,她只能遵從成王敗寇的邏輯,只能從權力的角度看問題。面對歷史的劫難,她的頭上沒有星空,她的心中沒有道德律令,她選擇的首先不是道義的立場,不是秉承良心的召喚,而是政治成敗的權謀、利害,難怪我們在她身上連女性的善良、母性的光輝都看不到。按她的邏輯,人類文明史上發生過的每一次民眾爭自由、爭人權、爭民主的浪潮,只要失敗,那就一定是一無是處,只能接受被嘲弄、被譴責的命運。說穿了,她的心中只有成敗、沒有是非,這是極端權力化、功利化的傾向,也是與根深蒂固中國專制傳統一脈相承的。自古以來,我們評判一件事往往只有一個標準,就是成敗的標準,這是專制社會的根本特徵之一,也是我們長期徘徊在現代文明社會門檻外的主要原因之一。什麼時候中國人、尤其是掌握更多話語權的知識份子能超越權力成敗的邏輯來看問題,中國就開始出現轉機了。
我從來不認為,15年前發生的那場鋪天蓋地的民主運動不是沒有缺陷的,也不是不能批評的,但我們首先需要作出的是道義判斷,而不是政治判斷。戴晴以某一政治派系的成敗為標準否定整個運動,她的評判至多隻是一種狹隘的政治評判、權力評判,決不是道義評判。知識份子本來是社會的良心,應該超越於政治權力之上。從這一講話公開之日起,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戴晴已宣告死去,剩下的軀殼活多久已無關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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