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五百年後仍有人看的書：《紅色新聞兵》(組圖)
李振盛所著、出版的《紅色新聞兵》 (網路截圖)
【看中國2016年08月15日訊】50年前用相機記錄了文革的攝影師李振聲37年後在紐約出版了《紅色新聞兵》一書，隨後的十幾年裡，他的文革照片像出土文物般日益受到歷史研究者的重視，他本人也因用圖片為那段大歷史提供了見證而蜚聲全球。
李振盛接受美國之音專訪 (美國之音章真拍攝)
李振盛1963年畢業於長春電影學院， 在黑龍江日報任攝影記者記錄文革時他26歲，出版《紅色新聞兵》時他63歲。現年76歲的李振盛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披露了自己「大器晚成」的原因：他很早意識到一個攝影記者應該用相機記錄歷史；他踏上工作崗位的第一天就立志要進入一個更大的世界。
他說，當年他到報社後在第一篇日記裡就立下誓言：第一，絕不老死黑龍江，第二，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文革中他的這篇日記被抄成大字報批判，但「越批判我越記住了自己的誓言，二十年內要離開黑龍江，三十年要遊走世界」。他說，「原來鬼使神差的兩個誓言，後來因為天助神祐居然都做到了。」
誰是他的天？誰保佑了他？從他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中讀者也許能找到答案。以下是專訪實錄：
問：今年是毛澤東發動文革50週年。現在你已經成為中國文革圖片的代表人物。能不能告訴我們，你是在什麼時間點上覺得要用相機來記錄文革的？想想那個年代，意識形態高於一切，相機又那麼稀有，你是怎麼想到做到這點的？
李振盛：文革開始時我是26歲的年輕攝影記者，拍照採訪是我的本職工作，但是我在文革開始時，人們在歡呼，包括我在內，我為什麼感到興奮呢？那時大學生畢業到機關工作帶有原罪性的帽子，就是所謂的「三門幹部」，從家門到校門，從校門到機關門，沒當過工農兵，沒鍛練過。這個帽子不重也不輕，反正有什麼事總讓你去鍛練。我參加過戶口普查、兩期四清，後來趕上文革，心想，這是摘掉「三門幹部」帽子的好機會。毛澤東說，文革的目的是反修訪修，文革的歌裡唱道「毛主席親手點燃的文革烈火把我們百煉成鋼」，我想，在文革中我肯定能摘掉「三門幹部」的帽子了。
李振盛拍攝槍斃反革命犯的照片 (美國之音章真拍攝)
文革十年拍了10萬張底片
但後來我發現文革批鬥革命老幹部，尤其批省委書記任仲夷，他跟新聞界混得特別好，但被批得很慘，我覺得不人道；又看到哈爾濱一個東林教的喇嘛臺被拆毀，還看到極樂寺的和尚被批鬥，我想宗教也是文化，這不是在促進文化大發展，而是在毀滅文化呢。所以，我從那時開始產生動搖了，從原來衷心擁護，後來就產生動搖，促使我去多記錄，尤其那些負面的東西，不見報的東西，我都把它記錄下來。久而久之，文革十年以後，按照報社發的膠卷數量來計算，拍了大約有10萬張底片。
問：那時你有沒感到這樣做很危險？
李振盛：有。當時報紙規定只能發正面的、歌頌的、擁護的場面，學毛著的場面的照片。凡是負面的，批鬥啊、遊街示眾啊、戴高帽啊、抹黑臉啊、抄家啊，一律不准見報。所以在我們攝影記者中有這樣一句話，說要拍有用的照片。所謂有用就是報紙能用。報紙不用的就叫沒用。那麼我就在拍有用的照片的前提下，拍了一些沒用的照片。
拍沒用的照片是很犯忌的。我經常被同事舉報，說他又拍了一些沒用的照片。因為我們拍的膠卷，底片放在烘乾箱裡，大家的底片都在那裡烘乾，一看，小李，你又浪費膠捲了，向總編室主任去報告。領導就找我談話，你怎麼總浪費公家的膠卷，拍沒有用的？所以拍負面照片真的是受到領導不斷地批評。我是表面接受，但是總是不改正。
正面、負面是在什麼情況下拍的呢？比方在一個大批鬥的大會場上，幾十萬人開大會，批鬥省委領導幹部。這個同時有正面和負面的。魔鬼臉、剃鬼頭那些就是負面的，其他攝影記者不拍的，為什麼不拍呢？沒用啊，肯定不發稿。我都把它拍了。
問：那你當時是怎麼想的呢？
李振盛展示任仲夷題詞「讓歷史告訴未來」 (美國之音章真拍攝)
攝影記者應該做歷史的記錄者
李振盛：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長春電影學院，有一位老師叫吳印咸，延安時毛澤東那些照片都是他拍的。後來他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副院長兼攝影系主任。我們電影學院成立後請他來講課。他講的一句話對我印象很深。他說，攝影記者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這兩句話，見證人，人人可以做，只要從那個年代生活過來的人都算見證人。但你有記錄的資料嗎？我手裡有相機，相機最大的功能是記錄紀實，所以我就多拍了一些記錄。我做到了一個歷史的見證人，但又是一個歷史的記錄者。
記錄的方式很多，文字記錄，電臺的人去錄音，這也是記錄，還有美術編輯畫畫，但最好的是影像，那時沒有可能拍活動影像，那就是照相機，拍照片。所以當今就是一句話，說有圖有真相。這個有圖有真相的概念就是它可信。我的一生當中，吳印咸老師的教導影響了我的攝影生涯。
問：當時你想沒想到過若干年後這些沒有用的照片會非常有用？還是覺得先記錄下來了再說。
李振盛：記錄下來再說也是認識到將來會有用。不認為它有用，我就可能不那麼記錄了。我記錄地很刻意，也很完整。每一組照片，比如剃鬼頭，或者批鬥資本家，我都從頭到尾有一個連續的畫面，完整的記錄。
李振盛用「接片」方式拍攝的全景圖 (美國之音章真拍攝)
這個完整的記錄有的時候也很苦啊，比方說，我這個書裡拍過的那個興無滅資大會，就是興無產階級滅資產階級，把那些資本家的證券什麼東西都拿來燒。我看到兩個造反派押著一個女資本家，掛著牌子，讓她搬個椅子，以往都是擺好了，押上去，我就問今天怎麼需要自己搬椅子？哎，這個你還不知道？ 資本家一向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不勞而獲，這次要他們自食其力，搬椅子上臺，站在椅子上挨鬥，然後再搬著椅子下臺。他一說這話啟發了我，這是一個小題材，真是一個小題材。我就盯著這個人，搬椅子上臺我拍了，後來站在椅子上挨斗也很快拍了，但是搬著椅子下臺要等大會結束，三個小時以後，我們的同行通常在那個時候就說，早點拍完回去有稿發就行了，咱們喝酒去。我說，等等，我要拍資本家搬椅子下臺。我就苦苦地等，等到她下臺，拍到了，三張照片，搬上臺，批鬥，搬下臺。應該說我是在有意識地在做這種記錄。
文革後來發展到我的親屬家裡發生被迫自殺的現象，包括我太太的父親；後來又發展到我也被批鬥了。當革命張開了血盆大口要吃掉自己的兒女的時候，我還能擁護它嗎？我還能繼續歡呼嗎？所以，我記錄的軌跡就更加深了。有用是肯定的了，但是有什麼用不知道。但是相信將來會有用的。
問：談談你是怎麼到美國來的？是怎麼出這本書的？
李振盛拍攝槍斃反革命犯的照片 (美國之音章真拍攝)
經劉賓雁介紹獲哈佛邀請
我1996年到美國來的。之前1988年12月我收到哈佛大學訪問講學的邀請。第二年發生了六四事件，這事就放下了。到1996年哈佛大學又重提邀請。哈佛大學怎麼會知道我呢？是因為當時人民日報大記者劉賓雁在美國訪問講學，在哈佛講文革。哈佛的文革課要上三年，而中國的中學生一堂課就帶過了，一堂課講十年，還要講它的偉大成就，比方氫彈在文革中實驗成功，就是文革的偉大成就。那時允許見報的東西用一句話概括就叫到處鶯歌燕舞。
劉賓雁在1979、80年之間到哈爾濱採訪他後來寫的《人妖之間》，主人翁王守信是哈爾濱一家煤炭公司的經理，我和他一起採訪，他住在我們報社很簡陋的招待所裡。他知道我手頭有一些文革的照片。他本來講學結束要回國了，他就向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推薦了我，讓我講一講一個記者眼中的文革，用圖片。劉賓雁他拿不出圖片來，他就是自己的感受，理性的東西很多；我用圖片更直觀，就這樣邀請我了。
後來我到96年才成行。這個過程又很曲折。那時辦因私護照辦不了。我到北京市公安局邊境管理處去辦，處長跟我說——因為我所在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是公安部辦的，算是同行——你這個得到部裡去辦因公護照，我說怎麼可能讓我去講文革呢？他也肯同情我，說，你多大年齡？我說50多了，工作多少年？我說35年了，他說，那行了，你要提前退休，你符合提前退休的標準，過50歲、工齡超過35年就能退休，退休後就可辦因私護照了，這樣我就提前退休了，本來我要2000年退休，我是1940年出生的。就這樣我就跨出了國門，來到了美國。
第一次來我一張底片沒敢帶。因為我不知道跨出國門是什麼個狀況。再來時就試著帶一點底片，還不敢放在行李箱裡，把底片放在太太手提小包的底下，上面都是婦女用品。一帶沒事，好了，往後口子越開越大，我就陸續帶，帶到這裡有三、四萬張底片，當時存在了法拉盛的亞細亞銀行的保險箱。亞細亞位於最低處，幾次下大雨，我恐怕淹了，就換到匯豐銀行的大保險櫃裡存著。
問：你的書是2003年出的？
要出一本500年後仍有人看的書
李振盛：2003年。這個書編了將近4年，編得我很痛苦。異國他鄉編一本書，（《紅色新聞兵》畫冊，2000年1月——2003年9月英文版）我原來想3、5個月足夠了吧。我還經常願意開玩笑，我編這個書一年不行，兩年也不行，三年還不行，編得我十分痛苦。這個編輯羅伯特·普雷吉是一個世界上也是個圖片的頭號編輯（Robert Pledge，Contact Press Image），很有名的一個編輯，做事十分認真。我在中國攝影界都知道李振盛是很認真的，我在這一看，我的天哪，我的認真和他一比啊，完全是小巫見大巫。把那底片三萬張，一次一次地看，看了5遍。第一次每個底片上，他看中的貼上一個紅點，過兩個月他說我再看一次，還得全部看，又貼個黃點，又過一段還要看一次，來來回回看了5遍，上去貼了3個點到5個點，有的一個底片上貼了三四個點，就是每次看這個都是可以的。有的就貼一個點或兩個點。他把這個底片在這個透寫台上一張張拿出來，放大鏡在那看，燈光透寫台上看，等於看了15萬次，三萬張看了五遍嘛。就這麼樣編，編得我十分地十分地痛苦。有翻譯，一個很有名的翻譯是聯合國中文處的姜戎參與了書的編輯工作，做翻譯，有時候我女兒做翻譯。
他深深地感到我的不耐煩了，他就有時候休息、喝咖啡，他就跟我說，咱們編這本書是編一本好書，你要耐住性子、不要著急，編這本書呢，是讓將來100年、200年以後還有人要讀的書。我心裏說，你別拿我開涮了，中國的編輯誰會編一本書想要100年200年以後，除非幾大名著。後來就這樣勸我，後來我也不信。後來英國費登（PHAIDON）出版公司的總裁到紐約，他在紐約有一層樓，就是費登出版社，後來跟我見面談這個書的時候，我說，羅伯特·普雷吉說，他在編一本100年、200年之後還有人看的書。那個總裁笑了，他說，錯了！他一說錯我很高興，普雷吉緊張起來了。他說話大喘氣，他說錯了，100年、200年有人看得書我們不出，我們出的書是300年、500年之後還有人在讀的。後來普雷吉蹦起來了，說我還少說了兩三百年呢。
問：你後來感到普雷吉說的有道理嗎？
文革也是個大歷史
李振盛：有道理。慢工出細活也好，因為他畢竟沒在中國經歷過文革，他當時把美國所有的關於文革和中國歷史的書都買來讀，比方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書，我的書是史景遷做的序啊。後來我也想通了，因為編的是一段歷史，而且這個歷史又不是小歷史，也是一個大歷史。這個大歷史的概念就是，世界人民都關注這件事，中國人民更不用說了。現在國際上對這個書的評價很多，我也看不懂。就這樣出了這本書。
問：介紹一下2012年到英國參加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舉辦的邀請展。
李振盛：英國的展覽是把70年代——有個叫法，世界上12位攝影大師邀請展，他們有的過世了，有的臥床不起了。普雷吉說，英國方面說，一定要去出席開幕式。能坐飛機到倫敦去出席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還有一個南非的大衛·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號稱南非攝影之父。我在中國是很不受待見的，因為我搞這個不是主旋律的嘛。我們倆出席了開幕式，其他的都到不了了。
所以在那裡我展出的，除了我收藏的當年的個人資料、自拍的相冊都在玻璃櫃裡，牆上就是5米多長的接片，現在叫全景圖。當年我是學電影的，電影畫面的構圖，推拉搖移，這種活動性的、區別與靜態照片的那種構圖手段。我搞攝影時就想，怎麼就不能把搖鏡頭的手法用在，因為我用的是標準鏡頭，我有個同學在新華社，他們有一個140度的搖鏡頭，一按快門，鏡頭從這個角移到那個角，出來是個長膠片，我在省報沒有這個條件。當然他那個出來的效果也不好，太廣角了，透視效果沒有衝擊力，我用標準鏡頭我就想，搖鏡頭從這搖到那，那麼我就把它變成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或者五個，五張底片，120的6X6厘米的底片，接起來，接好了以後就是一個很大的照片，一個場面，很有視覺衝擊力。
中國人最瞧不起中國人
我的經紀人普雷吉看了介紹很震撼，他說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人像你這樣拍。他經常被邀請到中國參加影展，他說，你在世界上你的名氣比我響，為什麼中國不邀請你呢？我說把你的臉換給我，那我在中國大地上就平趟了。因為中國人就是這樣，國際攝影節已經邀請幾個國際的藍眼睛大鼻子卷毛頭的人來，我這個中國面孔邀請，你是，就是你有這個位子人家也不大認你啊。請個中國人幹嘛呀？我不明白，我說你假裝不明白，為什麼請你，就是因為你是個洋人。我哪怕不是個中國人，韓國人，或者是日本人，新加坡人，也是一個大師，國際大師，但在中國，大家最······中國人最瞧不起的就是中國人。
所以後來我這個接片、全景圖被證明中國和我這一代人沒有拍的。我的同班同學按說也是電影學院攝影系畢業的吧，他們還問我，老師講這個課了嗎？老師沒有講過拍接片，我說，是沒說過，這就得用上那句話：「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問：你曾說為了保留底片把它藏起來，是什麼時候？怎麼回事？
李振盛：那是文革的前三年，66年開始文革，67年、68年。現在國際上對文革到底是哪幾年有不同說法，一種是三年說，所謂三年說就是66、67、68。我的負面底片就是那三年拍的。後來再要找那種場面也沒有了。我在這裡說說我在文革的一點經歷。我當年採訪最大的問題是群眾集會時，只要有人拿起相機拍照，任何一個紅衛兵就會上來說，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是省報的，記者證，糟糕了。當時黨組織除了黨中央是紅色，其他各省省委都叫黑省委啊，全是黑的，17年的黑線嘛。黑龍江本身就帶黑字，你是黑省委派來的黑探子，拍我們的照片準備秋後算賬。這說明一個很深刻的問題。文革前已經搞了歷次運動了，都是鼓勵大鳴大放也好，說心裏話，但最後就算賬，所以群眾都害怕這個秋後算賬。
後來我看到會場上只要帶著紅袖標的，不管是那個組織的，都可以順利拍照。一看到你帶著紅袖箍，那些人就認為你是一個戰壕的戰友，沒人問你。我就苦惱了，我沒有袖標。我們報社編輯部成立一個紅色造反總隊。我所在的組5個人，組長副組長都加入。我們申請都不吸收。尤其我，他們認為是保守的，不可靠。
當過造反派也挨過批鬥
總編室的副主任，總給我派活，老記者都不願意去，報紙也不發稿，那時也取消了報紙的署名，本報記者攝，這樣那些老記者們就說，小李啊，你接受黨的考驗，多干吧。我那時渴望入黨啊。所以我說，遠主任，你袖標借給我用用吧。那不行。開始我偷偷借了一個工廠赤衛隊的袖標。後來我想，申請成立組織又不需要報批誰啊，我說這樣咱們成立一個組織吧，拿起收發室的登記表，寫了一個成立公告。串聯了根紅苗正的7個人，6男1女，女的後來就是我太太。叫紅色青年戰鬥隊。我開篇兩句話，革命不要誰批准，革命的路靠自己走。還引起了群眾的強烈反響。當時正趕上一月大奪權，哈軍工奪權，毛說真理常常在少數人手裡，我們人少得不能再少了。我們就成了支左支持的一派，成立新生的革委會，我還進了革委會，要我當革委會副主任。後來我一想不行，我不能幹這活，幹這個活我就沒法照相了。我推薦了別人干。後來我選擇當常委，主管辦公室，為什麼？因為有兩個秘書，他倆盯著，我就可以出去照相了。
現在有些人攻擊我，在網上罵我，說他是個造反派，造反派頭頭，當了常委。我本來可以當副主任的，是我推掉的。他們說，什麼人能拍這個照片呢？造反派才能拍。純粹胡說，那時只要有相機就可以拍照，誰都可以拍照，帶上袖標更可以拍照，記者反而不行。我說我是造反派，我說我當過造反派的頭兒，就是成立個七人組織嘛。反正只要你事情做大了，你做成了，一定是招來這樣那樣的罵聲。罵就罵吧。
問：為什麼要把底片藏起來呢？
李振盛：到了1968年在報社的派性鬥爭中我這派失勢了。就是報社有些支左的學生他們都都想留在報社，常委會討論時我主張可以留，但要專業相對對口，這樣對立派常委策動學生，說我反對紅衛兵小將、攻擊省革委會、攻擊三紅：紅衛兵小將、紅色新曙光等，我挨了批判了。我感到不妙，我將要被打倒了。68年春潘復生革委會主任掀起了反右傾運動，我們大禍臨頭了。原來每次我每次都把負面底片裝在底片袋了，正面的還掛著，放在我抽屜的隔層、暗層裡。這時我就把負面底片從辦公室和我愛人下班後裝包裡帶回去。從68年10月開始，對我的批判大字報貼滿報社，把我的日記都炒出來，包括我說的絕不老死黑龍江，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說我是比魯迅筆下的狂人日記還要狂。
地板下藏底片躲過抄家
我住在老毛子（指俄國人）建的平房，底下的夾空很高，地板是很厚的松木，上面又鋪薄薄的硬木，在一個角上鋸開一個洞，想往哪兒放呢？抄家是無處藏無處躲的，我預料會被抄家的。
鋸了一個書本大的口。要現在鋸的話用電鑽，那時沒有啊。你不用電鑽，就給你個鋸，你從哪兒入口啊？真的很費勁。慢慢磨蹭磨蹭，鋸了一個多禮拜，就這麼大個口。另外我想不能直的鋸，得斜的鋸，為什麼？直的鋸，板往上一放，掉下去了，斜的鋸就可以放上去。
我太太，那時叫愛人，不能叫太太，她就在窗口，一樓嘛，不是樓，是平房，一個15平米的房子，她就在窗戶那看著，一有人走過，我們去公共廁所要路過我們窗戶，馬上停止，因為有聲音。我當時鋸的時候就說了，渣滓洞那些想監獄裡的人想出來的時候，就鋸那個鐵窗子，就是用那個鐵杵磨成針的精神來做，鋸了一個多禮拜，鋸開個口。到10月份的時候吧，就把大約有2萬張負面底片，現在那個鳳凰衛視前兩年做我的節目時說10萬張底片埋藏在地板下面，40年後一朝曝光轟動世界，那10萬張多大地方，其實就是那麼一部分底片，不是照片，底片不佔地方嘛，後來這麼包起來。
除了這個以外，還把一些抄家犯忌的東西，也放裡頭了，比方說我是集郵愛好者，收藏郵票的專題是文化藝術類的，其中作家、詩人、畫家、名畫、音樂家，有那個大郵票，西班牙著名畫家戈雅，他畫那個《裸體的馬哈》，三張挺大個兒的郵票，也放在裡面了。還有我媽給我的兩塊銀元，一個是小腦袋蔣介石，一個是大腦袋袁世凱，那時抄家也是不得了的，蔣介石頭像你還留著，所以就把這些東西包起來，那時沒有塑料布，用的是我兒子的黃尿布，油布吧。
12月26日我真的被拉到大會批鬥。那天是毛75歲生日，那天晚上我被批鬥了6個多小時，達到第二天凌晨了，批的時候說，首先是公布，得定個罪名，我父親黨員，我哥哥烈士，歷史反革命都定不上的，給我弄一個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咱不是。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就像我搞四清時，把那老實巴交的農民最後定為漏劃地主。地主是土改是劃地主的嘛，為什麼？他漏劃了。漏劃富農，還有的漏劃右派，就給你加上莫須有的罪名。
到了哪個程度呢？在批鬥會上講，他不是不想老死黑龍江嗎？黑龍江這裡有3200萬人民，祖祖輩輩在這裡繁衍生息，你為什麼不能老死黑龍江？如果他讓我說話的話，我就會說為什麼為什麼，不讓說話，低著頭。再一個說，他說不學英語遊走世界，就是想投敵叛國啊。那時的標準語言，和國外有聯繫都是企圖投敵叛國。後來說，給你20年，廣大革命群眾，咱們看他能不能離開黑龍江，給他30年看他能不能投敵叛國。如果沒有批鬥會上給我限定日期，20年、30年，我說我一定要，咱不用唱英特納雄耐爾，也一定要實現。後來我還真的經過自我奮鬥、秘密奮鬥，不做聲不做響地，19年多，19年頭上，我調到北京了，當時叫國際政治學院，後來改成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新聞系教書。我終於不用老死黑龍江。
30年後，也真的我到了美國來了，96年嘛，我這兩個誓言都兌現了。在哈佛大學做兩次，第二次做影展演講的時候，那個中心的主任宴請我，我的經紀人普雷吉在場，他說，你千萬別學英語，我說怎麼了，我學是我的權利啊，他說，你學了英語，一個吉尼斯記錄就消失了。
好人李明達37年守口如瓶
那麼埋底片的事情就是這樣。埋底片的事情，國際上尤其澳大利亞有一個人，都質問我啊，說這是你們夫妻倆知道的事，無以為憑，就說李振盛在編故事，編吸引眼球的故事。其實我有一個見證人，唯一的一位見證人，就是香港公共電視臺要跟著我到黑龍江去採訪這個人。
當時68年底我們挨斗、抄家，那時箱子櫃子全打開了，我那個板子的洞口壓上了一頭沉（三屜櫃子）。抄家時抄走了很多東西，我的郵票啊，12月26日凌晨，押著我坐吉普車，都是要搞突然襲擊的，打你一個措手不及，其實我早有預謀，已經堅壁清野了。後來到我家抄了很多東西，但是那個地方沒有抄，也沒想到會埋在地板底下。
1969年，把我們夫妻倆被打入另冊，要下放，發配到57干校。中國第一個五七干校是黑龍江慶安縣的柳河五七干校，毛澤東批示的。我去五七干校前，這真是很沒人性的方式，我孩子一歲，68年10月生，69年還不到一歲就送到山東老家讓奶奶帶看，都還沒斷奶呢。我們倆下五七干校，知道就是扎根農村幹革命一輩子了了。我當時一想，我的底片怎麼辦呢？我們倆就犯愁了，想托付給誰？這得托付一個絕對可靠的人哪。
我們在文革前參加了四清運動，接觸了一個比我年齡大八九歲的一個人，他叫李明達，後來把他請到家，我說明達大哥啊，我搬開了一頭沉，起開了那個洞蓋拿起來，給他看了那個包，他說，這是什麼？我說這都是給文革抹黑的一些底片。他說，抹黑的你留著幹啥？我說，大哥，這個有用。他說，有什麼用？那時文革還沒有被否定。我說，一定有用，但有什麼用我說不清楚。他說什麼意思？我說，到五七干校經常發生工傷事故，傷亡啊，我說，如果我們倆萬一發生生命意外，請你記住這個角落有著一包底片，拜託你拿回去放著。他就說不會的，不會的，我說，不，這得做好萬一，他感到我很凝重，像劉備託孤托付給給他了，後來他說，好吧，你放心。這個人真是很厚道的一個人。
文革後他升任黑龍江日報機關黨委書記了，這件事他仍然守口如瓶37年，在那個年月，什麼狀況啊？甚至在廁所蹲著聽到隔壁有人說了什麼了趕快去報告，立功表現嘛。一直到10年前NHK到哈爾濱去拍記錄片時，製作了一個半小時的記錄片《文化大革命——40年後的證言》，他才當著鏡頭說出了這個事來。所以有媒體說好人李明達，保持了高貴的沉默。我說做人就要做這樣的人哪。我在我的文章裡博客裡都感謝了好人李明達。我希望你們把這個事說出來。
文革中妻子舉報丈夫「大義滅親」
那個年月，巴不得，還有大義滅親的。我給你講個大義滅親的故事。我當革委會常委兼辦公室主任時，我們報社的一個老編輯，他們夫妻倆都是資深編輯。一個女編輯拿著報紙來找到辦公室，說振盛同志啊，這是，打開報紙給我看，報社的廢報紙嘛，上面印有毛主席的像，有一灘小孩拉的糞便，這是她丈夫用報紙接了小孩子的大便，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住的公共走廊、筒子樓，廁所很遠的，小孩尿尿啊，或大便啊，就用報紙包一包，當垃圾扔了，家家都這樣，你看，明明有毛主席像，他讓我女兒在上面大便，往往都是，我問他丈夫了，來不及選擇報紙，快便了，只好拿一張報紙鋪下了。
我跟她說，我知道了，其實家家都這麼做的。有的家都把小孩子屁股都被報紙的油墨給淹了。我說，行了，我知道了，就這樣吧。她說，不對啊，我來舉報，你怎麼這個態度呢？我說，你讓他怎麼辦呢？我說，要我怎麼表態呢？我說家家都有這事啊，家家都這麼做不都成反革命了嗎？ 她出了我辦公室後去找軍代表了，一把手，軍代表都是抓階級鬥爭的高手啊。好，小孩的糞弄在毛主席的像上，那時的報紙沒有毛像的很少啊。後來就定成反革命，就為這事被判了18年，反革命啊，侮辱毛主席啊。我當時說，他這個事做得不對，哪一天我狠狠地批評你丈夫，她說不行。妻子告丈夫，這是我親歷的事情啊。所以在這種狀態下，好人李明達，對我的事情我托付他做到了守口如瓶37年，也是人性的光輝啊。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