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道命令：解散東德人民軍(圖)

霍夫曼將軍的傳奇有三：一、他未動一槍一彈將當時華約各國中裝備最精良的一支軍隊解散，並且使之和平融入西德聯邦軍隊組成現在的德國國防軍，而這種完滿結果，在人類歷史上也是鮮有的事件。其二、柏林牆及其倒塌的因由是中國人心中的一個謎團，而霍夫曼將軍又是能為1989年11月9日提供證詞的見證人。其三、二戰以後世界僅三個國家即東西德、南北朝鮮和中國存在著分離問題，霍夫曼將軍親歷的和平統一，將不失為一塊可能在將來幫助中國人的「他山之石」。

特奧多爾·霍夫曼（Theodor Hoffmann），退役海軍上將，1935年2月27日生於德國古斯泰維爾的一個農業工人家庭，1952年參加東德人民軍海軍，先後擔任艦隊參謀長、司令、海軍副參謀長、副司令、司令，1989年11月18日出任莫德羅政府的最後一任軍職國防部長，1990年4月起任國家人民軍總司令。在兩德統一的前三天，即1990年9月30日退出現役。

《最後一道命令》讓人們客觀地看待歷史。

柏林牆倒塌時，我和我的同事毫不知情，誰也不知道是誰下達的命令

周易（以下簡稱周）：您第一次見到柏林牆是什麼時候？
霍夫曼將軍（以下簡稱霍）：第一次從遠處看是1970年代，而到近前看柏林牆已是1989年當上國防部長以後，那時候柏林牆已經開放了。

周：柏林牆給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麼？
霍：不同時期的感覺是不一樣的。1961年這堵牆剛建時覺得這堵牆能夠阻止那些科學家和知識份子外逃，會給東德帶來繁榮，而這一點也在短時期內得到了證實，並且保住了東德這樣一個國家的存在，同時使得美國與蘇聯的利益得到明確的劃分。柏林牆對東德來講並不是強大的標誌，而是比較弱小的標誌，因為這個國家的情況如果很好的話，人民就不會外逃。當1989年我看到柏林牆打開時人們歡天喜地的情形，我就開始問自己——這堵牆究竟對我們有什麼用處？！這堵牆給人們帶來了痛苦。

周：在柏林牆倒塌之前，您是否有什麼預感，事前是否做了一些準備？事後又有什麼遺憾？
霍：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完全不知情，當時的軍隊領導人正在開會，電視上就說柏林牆倒塌了，當時邊防軍的士兵沒有接到任何命令，所以他們必須決定自己應該做什麼，邊防軍就給我們打電話詢問是否有開放柏林牆的命令？到底是誰下的命令，我們也不知道。我自己覺得與西德的邊境打開是很有必要的，因為當時很多東德人通過波蘭、捷克逃往西德，這給那些國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所以當時也沒有別的什麼選擇，只有允許他們暫時到西德去，當然是希望他們再回來的。

周：在柏林牆倒塌之前，德共高層與軍方對民眾的力量如何判斷？你們當時料想到的最壞結果是什麼？
霍：當時軍隊和政府的領導人都沒有正確認識民眾的情緒，因為群眾的抗議示威事件發生在民德國慶40週年之前，在40週年國慶期間，原本打算展示東德40年所取得的成果，而政府所要辦的這種展示與民眾的經歷和感受不相符合。我們想到了這種可能，就是用軍隊來對付抗議的民眾。我和很多人一樣，都希望來一場民主改革，而這種改革還必須對民眾有益，包括對那些上街遊行的人，他們最初的出發點也都是想讓民主德國變得更完善。如果當時我不相信我們自己能做到改變東德人民生活這點的話，我就不會接任國防部長。我當時的信念就是會使東德變得更好，使軍隊成為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

周：在發出解散人民軍、和平統一德國這道命令時，您是否考慮過自己的個人前途？
霍：我當時很少考慮到自己的個人命運，因為當時我承擔著對整個國家人民和軍隊命運的責任，我的個人利益是置於人民利益之下的。

周：兩德統一後，對那些當年在柏林牆值勤時曾射殺過平民的前東德軍人進行了審判，對此您作何評價？
霍：值勤的前民德邊防軍士兵看到有人越境，首先應該發出警告，如果越境的那個人不聽警告繼續前行的話，士兵可以向他開槍，但應盡量不把他打死。這些士兵的行為是按照規定進行的，而那些規定又是國際上通用的。另外，還有一點必須補充的是，當時邊防軍士兵也有被射殺的，也就是說邊境上的形勢非常複雜，民德的法律規定公民不能隨便離境，可在審判柏林牆值勤士兵時，法官卻說民德不應該制訂這樣的法律，這便是矛盾的焦點。這些法官還講，這些邊防軍應該知道，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居住地的自由，可這種公民權利在過去民德的法律中並沒有規定。

周：我對將軍您在兩德統一中的和平壯舉深表敬意，之所以反覆詢問，其目的就是對歷史負責，希望將軍能理解。
霍：事件都是客觀發生的，可是怎樣評價就不同了，如何評價總是按照一個國家的政治動向來評價的，我完全不指望在西德的電影或者節目中，東德人民軍會扮演一個正面的形象，甚至連東德人民軍放棄武裝和平統一的行動，西德的媒體也會橫加指責。在一個電視節目中，一個搞法律的專家指出，在兩德統一時，如果東德人民軍當時起來用武力阻止的話，那麼給他們定罪就無話可講。

周：最終歷史是會有這種結論的，這是不容置疑的。
霍：哈哈哈！我相信在20年或者30年後人們對此評價會與今天的評價完全不同，可是我已經活不到那一天了。

周：在兩德統一之後，您是否受到德國當局的審查？
霍：審沒審查不知道，但是沒有過任何法律上的詢問，可能也對我進行過調查，但是沒有什麼具體問題。

周：您現在考慮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霍：我經常想的一個問題就是當時自己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因為後來一些東德人受到了審判，士兵也受到歧視，我不得不考慮當初的決定是否正確，但直到今天我仍認為自己是對的，因為除此別無選擇。但在德國也有很少一部分人認為，前東德軍隊應該用武力來阻止東德的消失。我覺得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因為前東德的變故並不是從1989年開始的，而是從很早以前就開始孕育了。

周：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兩德的統一，雖然是絕對多數德國民眾的意願，可少數人利益也受到了傷害，可您當時的決定促進了德國的進步。
霍：這究竟是不是一種進步，還得看看再說。我覺得前東歐國家都退回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不是進步還很難說。我一再堅持自己的看法：支持東德的轉折和社會變革，確保這一變革的和平進程，乃是正確之舉。同樣正確的是：當民主德國越來越多的民眾希望立即統一時，絕對應當有意識地走上德國統一的道路，並提出自己對此的設想和建議。

這樣做之所以正確，其理由十分簡單：軍隊不可能也不願意違背人民的意願。東德武裝力量的成員均對「國家人民軍」的稱謂十分珍視。社會內部體制的轉變，本不是人民軍的任務，人民軍必須以高度的責任感去適應這些變化。當統一進程開始後，人民軍必須努力參與這一進程。

曾經服務於民主德國政府的人不應該受到指責，如果要指責的話，就該指責當明顯知道政府在犯錯誤時保持沉默的人。

周：您現在隸屬於什麼單位？具體還有什麼福利待遇或醫療保險？在哪裡領取？
霍：首先我已經退休了，不屬於任何一個單位。我的養老金是從統一後的德國的一個專門發放養老金的機構獲得的。我退休金的12％是要用來支付醫療保險費用的，另外6％的醫療保險費用是由國家支付的。

周：如果前東德不解體的話，您從正常的德共高級幹部位置上離休，會有什麼樣待遇？
霍：如果東德不解體，情況不發生變化的話，我不可能當上國防部長，還會繼續當海軍總司令的。

周：就按海軍總司令的職位退休，您該享受什麼樣的待遇？
霍：退休金大約和現在的差不太多，但用過去那份退休金生活質量會比現在高得多。

周：目前這種情況是否會使您感到失落？
霍：東德若存在的話，雖然我個人會生活得更好，但現在豐富的生活用品在東德時用我的退休金就很難買得到，因為物資短缺，很多東西用錢根本就買不到的，我也很難像現在這樣自由出國旅行。

周：這麼說您還是贊同兩德統一的？
霍：當然，可以這樣說。雖然我是百分之百贊成兩德統一，但是我覺得現在對於過去曾在東德政府和軍隊裡工作過的人員，還有對科學家的一些歧視應該停止。

周：據我所知，在兩德統一後，還有相當數量的前東德人民軍士兵繼續在軍隊服役，他們目前的現狀如何？
霍：這些人的待遇是不同的，主要和年齡有關，他們當中有少部分人被聯邦軍隊接收，而這部分人的生活就過得不錯。還有很大一部分人目前在經濟流通領域裡工作，他們都很勤奮，有組織紀律性，也比較能幹，得到了僱主的認可。另外很大一部分目前已經退休，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人過得也還不錯，但是大家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就是要求和過去西德軍隊士兵享受同樣的待遇，因為他們也是德國的軍人。

周：我從您的中文版新作《最後一道命令》中看到，您一直在為原東德人民軍在兩德統一後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呼籲，您能否簡單講一下曾經分別在東德和西德服役過的軍人退休後待遇有何差異？
霍：現在聯邦軍中服役的士兵，既有前西德軍人，也有人民軍士兵，但他們的待遇卻有著較大的區別，即原來人民軍的士兵在現役中只能獲得前西德士兵收入的86％，退休後的退休金也要比原西德士兵的少得多；其次，東德軍官們用原來的頭銜退休都不被許可，因為把他們劃分成為曾為外國服役的那麼一類人；其三便是國家人民軍的歷史被歪曲，過去在人民軍中所獲得的資格證書等也不被承認。

周：如果前東德人民軍的將士在兩德統一後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長此以往的話將對德國社會有何負面影響？最壞能到什麼程度？
霍：不但是軍隊的士兵們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東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對待，這一點肯定會對兩德統一帶來不良影響。

周：直接後果或者隱患是什麼？
霍：不是所有德國人都覺得自己是平等的，有些人會感到自己被視為二等公民。

周：我以為就是因為有像您和您的部下這樣的軍人，在當時用自己的理性、良知和對和平與自由的高度認同，才在不流血情況下，使前東德人民用自己的雙腳從容地在和平與非暴力的前提下做出了獨立選擇。
霍：謝謝。儘管在最後的時刻東德人民不想要這樣一個國家了，但是在1949年成立這個國家時，人們希望它成為一個反法西斯、愛好和平的國度，同時和周邊國家也能保持良好的關係，原民主德國沒有歧視過任何一個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人，從來沒有發動過戰爭，從這個角度來講，曾經服務過民主德國政府的人不應該受到別人的指責。如果人們要指責的話也只能指責一點，那就是人們明顯知道政府在犯錯誤時，他們沉默了。

周：通過對您的新作《最後一道命令》的閱讀和短暫的接觸，瞭解到您是一位非常有教養、愛好和平，對自由、民主理念有很深認同感的將軍，您在兩德統一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能不能請您談一談那個過程？
霍：如果要看那段歷史，不能只看民主德國發生的事情，而是要看整個華沙條約締約國所發生的事情，當時幾乎所有的華沙條約締約國都正處在深刻的危機之中。民主德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兩德必須統一，而且是在和平不流血的情況下實現統一，並設想建立一個條約共同體。其第一步就是建立兩德間的邦聯，但是在1990年3月的選舉之後，由於當時領導人失去了民眾的信任，這種進程就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步驟開始了，東德的領導層已很少能對此進程施加影響。

當領導人距離人民越來越遠時，當他們對現實和公民需求的關注越來越淡漠，甚至於極其荒唐地背離社會科學基本原理一意孤行時，只需在火藥桶內投入區區一個火星，便可以引發廣大東德公民的公憤。這一場景發生於1989年夏秋之際。我想軍隊是人民的一部分，軍人的情緒和人民的呼聲並沒有什麼不同，當時軍隊中的將士都決定尊重並服從人民的意願。我作為國防部長的任務，就是讓軍隊在和平的前提之下融入兩德統一之中，可我當時並沒想到後來會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即使在當時能想到會遭到今天這種待遇的話，在那時也是別無選擇了。事後我和原東德的一些領導人在一塊兒聊天時，常常會問他們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是否還會有更好的選擇，大家的回答是一致的：沒有，根本再無別的選擇。這就是說，在當時，德國統一的進程是不可阻擋的。

讓人們客觀地看待歷史，這就是這本書存在的意義

周：霍夫曼將軍，請您介紹一下您目前在德國的生活情況，今後有什麼願望和打算？
霍：我現在已經退休了，一邊休息還一邊工作，現在給前東德的一家小公司做事，幫助他們打開俄羅斯的市場，因為我和前蘇聯有很多聯繫，自己也會俄語，現在就是利用這些關係和俄語的優勢在工作著。同時我還經常應邀參加一些集會併發表演講，我覺得應該把這段歷史（柏林牆倒塌和兩德合併）的真相告訴人們，讓人們知道當時做錯了什麼，有什麼經驗和教訓等等。主要是要告訴大家，無論如何戰爭都不是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方法，雖然我以後不再工作了，但是還將集中精力參加這種（演講、撰文）政治性的活動，我想把我的感受和經驗告訴下一代人。我現在和夫人、兩個孩子和孫子、孫女生活在一起，我想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幸福的生活，也許以後還到各地旅行一下。

周：您以前來過中國嗎？
霍：我是第一次來到中國，《最後一道命令》這本書中文版的出版，才使我有機會來到中國。中國人民給我和我的夫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別是中國各界人士和我所進行的開放而友好的直接對話，以及中國人民的熱情好客。北京這座城市大大地超過了我的想像，我想像中的北京是一個歷史和文化名城，沒想到它也非常現代化，我希望中國的這種良好發展能夠繼續進行下去，希望中國人民的生活能繼續得到改善。

周：請您簡單地向中國讀者介紹一下您的《最後一道命令》這本書？同時再就此對中國讀者講幾句話。
霍：這部書講的是德國歷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包括了德國統一前一年的時間裏發生的事件，德國統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這裡敘說的是在當時非常複雜的歷史時段裡，人民軍和人民軍的領導人是如何做出各種決定和如何保證兩德統一能在和平的前提下進行，這本書既表達了人們的失望情緒，同時也表達了人們的希望，這本書對兩德統一的歷史來說很重要，它會讓人們客觀地看待歷史，也為其它國家的人們評判當時東德人民軍的做法是對是錯提供了一手資料，這就是這本書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