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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湧:言論史上的「梁啟超時代」(圖)

2015-10-21 08:23 作者:傅國湧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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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10月21日訊】1912年11月,梁啟超終於結束長達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國。作為蜚聲海內外的「言論界的驕子」,他受到了各界空前熱烈的歡迎。他在《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與將來》的演講中說:「鄙人二十年來,固以報館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願終身不離報館之生涯者也。」

的確,從他1895年第一次辦報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幾乎都與他和他所辦的報刊有直接、間接的關係,他開創了百年言論史上極為重要的「梁啟超時代」。

「以言報國」

1895年8月17日,年輕的梁啟超追隨老師康有為在北京一起辦起了《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多年後,他在北京報界歡迎會上演說時說,「日出一張」,「只有論說一篇,別無記事」,每冊連封面10頁,約4500字,梁啟超「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1,隨宮門鈔免費贈閱,還要給人送酬金。這是梁啟超第一次參與辦報,是他所說的「沿門丐閱時代」。

1896年1月20日,強學會被封,《中外紀聞》與《強學報》一起隨即被迫停刊,一共只存在了5個多月。同年8月9日,《時務報》在上海創刊,汪康年為經理,梁啟超為總撰述,他前後主持筆政一年多。《時務報》為旬刊,10天一期,每期20頁,約3萬字。「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東西文各報二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奏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復校。……經啟超自撰及刪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目經心。」2《時務報》一紙風行,不脛而走,發行量最高時達1.7萬份,創下了當時報刊發行量的最高記錄,「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

《時務報》共出了69期,據統計,《論說》欄發表政論112篇、《時務報館文編》欄發表文章21篇,共133篇,其中梁啟超一個人就寫了60篇,年僅24歲的他以那支「筆鋒常帶感情」、「別有一種魔力」的筆,寫下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論。《變法通議》全文7萬字,連載21期,熱情地喊出了「變亦變,不變亦變」的時代最強音,提出了「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廢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的具體措施。這些「務求平易暢達」的議論,使海內耳目為之一新,輿論為之大振。《時務報》因梁啟超而風靡全國,梁啟超因《時務報》而名動一時,「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他在《時務報》第一期發表的《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首次把報紙比做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報紙,「待以歲月,風氣漸開,百廢漸舉,國體漸立,人才漸出,十年以後而報館之規模亦可以漸備矣」。3這段時期,他還參與創辦了澳門《知新報》,遙領撰述之職。

1897年10月,梁啟超離開《時務報》到湖南時務學堂任總教習,同時積極支持《湘學報》和《湘報》,為兩報寫稿。這些報刊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維新變法思潮,對於推動戊戌變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這是梁啟超報業生涯的第一個階段,是他「以言報國」理想的最初嘗試。

1898年9月,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流亡日本。不到3個月(12月27日),在馮鏡如等華僑的支持下,他在橫濱創辦了《清議報》旬刊,每期40頁,比《時務報》篇幅增加一倍,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為宗旨,「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批評政府,介紹新知。梁啟超連續發表《愛國論》、《自由書》、《國民十大元氣論》及《少年中國說》等文,首次提出「國民」概念,認為中國幾千年來只知有「國家」,不知有「國民」,「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並開創了短評、時評等體裁,至今流行的「記者」、「黨報」、「機關報」等新聞專用名詞都是他在《清議報》最先創用的。其時百日維新剛剛遭到血腥鎮壓,梁啟超流亡海外,驚魂未定,心中的痛恨可想而知。梁啟超自稱「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彼時最烈矣」。清廷雖然嚴禁《清議報》入口,但還是有一部分被秘密偷運回國發行,到第十三期,發行量就達到4000多份,還發行到世界各地。

1901年12月21日,《清議報》滿100期,他發表長文概括《清議報》四大特色:倡民權、衍哲理、明朝局、勵國恥,「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不料第二天的一場大火燒燬了報館,出版了整三年的《清議報》因而停刊。由於其他活動,梁啟超實際主持《清議報》只有一年半(1900年4月,他在檀香山辦《新中國報》,任主筆,8月離開),但他在《清議報》發表過30多篇政論、幾部專著和大量詩文。郭沫若回憶:「《清議報》很容易看懂,雖然言論很淺薄,但他卻表現得很有一種新的氣象。」

「梁啟超時代」

《清議報》停刊不到一個半月,1902年2月8日,梁啟超又在橫濱辦起了綜合性半月刊《新民叢報》,六股中他個人居其二。創刊號宣布三條辦報宗旨:一、「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採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原」;二、「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故於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詞費也」;三、「持論務極公平,不偏於一黨派;不為灌夫罵座之語,以破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新民叢報》從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到宗教學術、小說文苑無所不包,東南西北、古今中外無所不談。這是梁啟超一生中辦得最成功的一個刊物。內容之豐富、議論之深刻、編輯之認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國報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別辦《新民叢報》,稍從灌輸常識入手,而受社會之歡迎,乃出意外。」4《新民叢報》歷時五年半,是梁啟超一生創辦的報刊中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

黃遵憲評價他的言論「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啟迪、影響了一代乃至幾代人,被譽為「言論界的驕子」。《新民叢報》最初發行2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後經常發行1萬份左右,最高發行量達1.4萬份,僅創刊號就加印了四次,在國內外設立了97個銷售處,可謂盛極一時。

1902年,梁啟超發表《敬告我同業諸君》,提出報館「兩大天職」說——「一曰,對於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為其嚮導者是也。」關於監督政府,他說:

1.政府為什麼需要監督?「政府者,受公眾委託而辦理團體之事業者也。非授予全權,則事固不可得舉;然權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復無所以限制之,則雖有聖智,其不免於濫用其權,情之常也。」所以需要監督。

2.誰來監督?「此種監督權誰操之?曰:輿論操之。輿論無形,而發揮之代表之者,莫若報館。雖謂報館為人道之總監督可也。」「若立法、司法兩權之獨立,政黨之對峙,皆其監督之最有效者也。猶慮其力之薄弱也,於是必以輿論為之後援。西人恆有言曰,‘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報館者即據言論、出版兩自由以實行監督政府之天職者也。」

3.報紙為什麼能監督政府?「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寧惟是,政府受國民之委託,是國民之雇佣也;而報館則代表國民發公意以為公言者也。」

4.報紙怎樣監督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也,則教導之;其有過失也,則扑責之,……教導與扑責同時並行,而一皆以誠心出之。」這是監督的態度。「宜務其大者遠者,勿務其小者近者。……當監政府之大方針,而不必摭獻替於小節一二事。」這是監督的方法。

關於國民嚮導,他認為國民「最乏普通知識」,「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所以需要普及德育、智育。嚮導國民無非三個途徑:學校、報紙、著書。「學校者,筑知識之基礎,養具體之人物者也。報館者,作世界之動力,養普通之人物者也。著書者,規久遠、明全義者也。」報紙是「政本之本,而教師之師也」,可以「鑒既往,示將來,導國民以進化之途徑」,客觀報導「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國、外國所發之現象」,「比近事,察現象,而思所以抽繹之、發明之,以利國民,報之以主觀也。」這是指報刊評論,評論雖然主觀,但它是公開的,哪怕偏激,必然有其他人提出相對的看法,又會有人折衷,「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

一百多年前,這些新聞觀念何止是石破天驚,與他最初提出的報紙「喉舌」、「耳目」論相比,「兩大天職」論是個質的飛躍,是梁啟超報業思想成熟的標誌。監督政府、嚮導國民,提倡客觀報導、注重新聞評論,這些思想和他的辦報實踐一起,把中國報業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成為王韜之後,中國報紙「文人論政」的一個代表人物,開創了百年言論史上光彩奪目的「梁啟超時代」。

從1899到1907年,達爾文的進化論、盧梭的天賦人權說、孟德斯鳩的政治法律學說,在梁啟超的靈魂深處紮了根。這是他政治思想的高峰期,也是他報業生涯的黃金時代。他在《清議報》批評清廷的腐敗、黑暗,在《新民叢報》大力傳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權、共和等觀念,大量介紹西方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以「中國之新民」筆名發表了《新民說》等膾炙人口的著作,以他清新的文筆、振聾發聵的言論開一代風氣,影響了一個時代,傾倒了無數青年,在當時和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產生了巨大、深遠的影響。

同一時期,他還創辦了我國最早刊載新體小說的《新小說》月刊,提出了小說與社會關係的著名觀點,發表了他自己用對話體寫的《新中國未來記》、吳趼人著名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到1905年10月,出了10期以後停刊。

1903年2月,梁啟超到美國、加拿大遊歷、考察,12月回到日本,深感中國國民素質低下,不夠共和國公民資格,實行共和「稽之歷史,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征諸理論,乃將不得自由而得專制」。從此,他不再倡言種族革命,專言政治革命,一度曾竭力鼓吹「開明專制」。圍繞這些問題,從1905年開始,他在《新民叢報》與《民報》展開了一場歷時近兩年的大論戰。

1907年2月,徐勤向康有為報告:「東京自去年《新民叢報》與《民報》劇戰,大獲全勝。留學界中言論大變後,《中國新報》(楊度所主持)、《大同報》(滿人所主持)、《牖報》(山西人李君主持)、《雲南》雜誌諸報,皆與《新民叢報》表同情,故革命黨之勢頓衰,孫文又被逐,《民報》記者又不和,政聞社遂乘時而起。」5但是,梁啟超在《新民叢報》92期發表的《論中國現在之黨派及將來之政黨》中則遠沒有這麼樂觀6。

1907年8月,被譽為「叢報界之魁首」的《新民叢報》停刊,但其影響並沒有隨著它的停刊而消失,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幾代人。與梁啟超同時代的黃遵憲評價他的學說政論「所向無前」,「震驚一世」,「力可謂雄,效可謂速」。梁的學生吳其昌將他的文章與同時代的譚嗣同、章太炎、嚴復等進行了比較之後說:「以飽帶感情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髮衝冠,或熱淚濕紙,此非阿諛,惟有梁啟超之文如此耳!……任公誠為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也。」我以為並不過分。他獨創的「新民文體」和他的文章本身,無論當時還是身後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新民說》、《少年中國說》那一瀉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傾倒了多少中國少年,激勵他們去建設少年中國。胡適、魯迅、毛澤東、郭沫若、王芸生、鄒韜奮……,20世紀歷史上許多繞不過去的人物都曾吮吸過他的乳汁。毛澤東說自己上小學時把《新民叢報》「讀了又讀,直到差不多背得出來」。鄒韜奮說在南洋公學時把《新民叢報》「幾本幾本的借出來看,簡直看入了迷」,「新民文體」的極大感染力使他產生了「要做一個新聞記者的動機」。郭沫若在《少年時代》中說:「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王芸生說:「我讀《新民叢報》,正在十年以後,也在這份報的合訂本中得到不少的知識」,「很受他的文章的啟迪」。71923年10月9日,胡適在給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說:「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誌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其中兩個雜誌是梁啟超主筆的。

從1896年執《時務報》筆政到1907年《新民叢報》停刊的十年間,梁啟超在多方面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報業,他引進、提出了「監督政府」、「嚮導國民」及「報館之天職,則取萬國之新思想以貢於其同胞者也」等新思想、新觀點,甚至連後來報刊常用的「公德」、「國家思想」、「權利思想」、「自治」、「自由」、「自尊」、「合群」、「進步」、「義務思想」、「私德」、「民智」等大量普通名詞也都是並不精通外語的他一手貢獻給本民族的。

「文明之母」

梁啟超在《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中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而報館者實薈萃全國人之思想言論,……故報館者,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西諺云:‘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偉哉,報館之勢力!重哉,報館之責任!」8

他認為中國近代報業發展遲緩固然有種種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缺乏思想、言論、出版三大自由。所以,他一直致力於爭取「三大自由」,並為之耗盡了心血。《新民叢報》之後不過三個月(1907年11月),他即創辦《政論》雜誌,以「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為奮鬥目標,第一期在東京出版,接著隨政聞社遷到上海。1908年3月,政聞社被查禁,《政論》停刊,共出了7期。

1910年2月20日,梁啟超在上海創辦《國風報》旬刊,每期100多頁,「以忠告政府,指導國民,灌輸世界之常識,造成健全之輿論為宗旨」。「專從各種政治問題,為具體之研究討論,思灌輸國民以政治常識」,發表了大量介紹國會、憲法、內閣、官制、財政、實業、外交、地方自治等問題的文章,實際上提供了一整套建立憲政國家的方案。1910年冬天,清廷假立憲的面目暴露後,他「無日不與政府宣戰」,對當時如火如荼的立憲運動產生了深刻影響。《國風報》半數以上稿件出自他的手筆(筆名「滄江」),每期稿件都是他在日本編定,寄到上海印刷發行的。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辦的最後一個刊物,共出版53期,到1911年10月停刊時,武昌起義的風暴已迫在眉睫。

1904年,梁啟超曾化名潛回上海,與狄楚青等具體籌劃創辦《時報》,名稱、發刊詞和體例都是他撰定的,初期一些論說也由他從日本寄回。《時報》是當時比較成功的大型日報,大膽革新報紙版式,我國報紙確立每日一大張、分四版的版式就是由《時報》開始的,並逐漸被讀者所接受,被各報所仿效,最終在新聞界確立,報紙、雜誌才完全分了家。雖然《時報》籌備期間,康有為一次撥給開辦費7萬元,到1908年累計撥款20萬元,約佔當時保皇會所得捐款1/8,但《時報》始終堅持了非黨派的辦報方針。

1910年7月,梁啟超的門生、密友徐佛蘇在北京創辦《國民公報》,梁積極幫助制定方針、籌款、撰稿,「於開辦數月之內,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暢論國民應急謀政治革命之理由」,並長期保持密切的關係。

1912年12月,梁啟超回國不久,即在天津創辦以政論為主的《庸言》半月刊,他自稱「對於國內各團體尚無深切關係」,該刊是「獨立發表意見」,既批評袁世凱政府,也批評國民黨,以超黨派自居,借在野之身「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由於他的聲望,《庸言》一創刊就發行萬份,風行一時,發行量最高達1.5萬份。他在辛亥革命以後最早提出「言論獨立」的主張:「無論經濟若何困難,終不肯與勢力家發生一文錢之關係。」這些對以後的報紙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1915年1月,中華書局創辦《大中華》雜誌,聘梁啟超為總撰述。袁世凱稱帝前夕,袁克定說:「得渠一言,賢於十萬毛瑟也。」9不料,8月20日,梁啟超在《大中華》發表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申報》等大報予以轉載,一時轟動全國。事先,袁世凱以20萬元為條件,要他不發表這篇文章,遭到他的拒絕。

上海《時事新報》、北京《晨報》都與梁啟超為主的「研究系」關係密切,在「五四」前後的中國具有相當大的影響,《晨報》副刊和《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是當時享譽全國的著名副刊。1919年9月1日創刊的《解放與改造》雜誌,目的是「想從學術思想上謀根本之改造,以為將來新中國的基礎」,1920年梁啟超從歐洲回國後,參與主編,並改名《改造》。他執筆寫了發刊詞,還發表過15篇有關政治、歷史、文化的論文,直到1922年9月停刊。在這之後,梁啟超再也沒有辦過報刊,他晚年的學術文章和其他詩文主要發表在《京報》、《晨報》、《申報》和《東方雜誌》。

從1895年涉足報界,到1922年,梁啟超的報業生涯長達27年,親自創辦或主編的報刊就有11種,積極支持和暗中指揮的有6種,這在中國報業史上是罕見的。

他對報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創造了獨特的報刊「新文體」——被譽為「新民體」。他在《清代學術概觀》一書中自述:「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略不檢速。學者竟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

他開闢短評和時評,打破冗長、空洞的論說獨佔報刊評論版面的局面,創造出一事一議、短小精悍、開門見山的短評這一新型的報刊體裁。《新民叢報》專門設立了《國聞短評》專欄,各報紛紛仿效。他規劃的《時報》也以時評見長。

他首創報刊雜文體,在《清議報》、《新民叢報》發表過不少犀利的雜文;他最早在《新民叢報》刊用銅版新聞照片;他將小說引進報刊,不僅在《清議報》、《新民叢報》設立小說欄目,而且創辦《新小說》,發表《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等文,身體力行,大大提高了小說的地位。他為推動「文明之母」做出的這些努力將永遠記在中國新聞史上。

1925年,這位當年的「輿論權威」為戈公振譯的《新聞學撮要》作序,稱新聞事業是高尚的事業,報紙的目的是服務公眾,「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力至大無匹」,語重心長地勉勵青年人進入報界之後,「勿因現狀之未善而灰心於此界」。

為新聞界「立法」

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的長篇新聞學論文,首揭衡量報刊「良否」的四條著名標準,實際上提出了他的四條辦報準則:

「一曰宗旨定而高」,反對以牟利、媚權貴、悅市人為宗旨,主張「以國民最多數之公益為目的」。

「二曰思想新而正」,倡導新思想,以造成新空氣、新國民。同時強調要從實際出發,「校本國之歷史,察國民之原質,審今後之時勢」。1903年,他去美國考察,曾得出共和不適合中國的結論;1919年,他去歐洲考察,又得出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的結論。

「三曰材料富而當」。強調報刊內容要豐富,編輯要得當,使讀者能「閱一字得一字之益」。

「四曰報事確而速」。100年前,他就指出新聞要準確真實,報導要迅速及時,對報紙的真實性、時效性原則有了明確的認識,他說:「故各國之報館,不徒重主筆也,也更重時事」。

他同時指出:「有一人之報,有一黨之報,有一國之報,有世界之報。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為目的者,一人之報也;以一黨之利益為目的者,一黨之報也;以國民之利益為目的者,一國之報也;以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為目的者,世界之報也。中國昔雖有一人報,而無一黨報、一國報、世界報。……若前之時務報、知新報者,殆脫一人報之範圍,而進入於一黨報之範圍也。敢問清議報於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黨報與國報之間。」10坦言《清議報》還夠不上「一國之報」。

1904年6月12日,他在《時報》發刊詞中指出:「若夫新聞事實之報導,世界輿論之趨向,內地國情之調查,政藝學理之發明,言論思想之介紹,茶餘酒後之資料,凡全球文明國報館所應盡之義務,不敢不勉,此則同人以言報國之微志也。」11

在《〈時報〉發刊例》中,他制定了報刊評論和新聞的寫作準則。論說的準則有四條:以公為主(「本報論說,以公為主;不偏徇一黨之意見。」「非好為模棱」,而是因為挾黨見論國事,就會有失公允)、以要為主(必一國一群大問題)、以周為主(凡關於一國一群大問題,為國民所關注的),以適為主(適合「中國今日社會之程度」)。12

記事分別是以「博、速、確、直、正」為主,提出了新聞要廣泛、及時,在社論外另設「簡短雋利」的短評,以「忠實報聞,無所隱諱」、不登「風聞影響之事」、摒絕「攻訐他人陰私,或輕薄排擠,借端報復之言」等為準則。13這些在西方早已是常識,但對中國報界還是陌生的,所以有人說他的這些觀點「無異於在替當時的新聞界立法」14。

他很早就留意研究輿論問題,認為報刊對健全輿論的形成負有很大責任。「輿論無形,而發揮之代表之者,莫若報館。」1901年,他曾發表過《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一文。1910年,他在《國風報敘例》和《讀十月三日上諭感言》兩文中指出:輿論必須是多數人公開表達出來的意見,它的形成必須是「至當之事理而適合於時勢者」,否則無論怎樣鼓吹也形不成輿論。輿論是天地間最大的勢力,一旦形成就有雷霆萬鈞的力量,梁啟超稱之為「社會制裁之力」。健全的輿論是多數人的意見,具有統一性、繼續性,報紙是造成健全輿論最有力的機關。要造成一國健全的輿論,他認為要靠多數報紙都能守「五本」、修「八德」:

「五本」是指常識、真誠、直道、公心、節制,缺一不可。持論要從常識理性出發,不計私人利害,真誠為國家利益考慮,不畏強權,敢於直言不諱,不能在強暴面前噤若寒蟬,更不能「依草附木,變其主張以迎合之」。本著公心,不以自己的好惡判斷是非,不「懷挾黨派思想,而於黨以外之言論舉動,一切深文以排擠之」,也不能「自命為袒護國民,而於政府之所設施」一概反對;不是「撥之以感情」,而要「導之以真理」。也就是強調言論的獨立性、客觀性。

「八德」是他一貫提倡的「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的體現,即忠告、嚮導、浸潤、強聒(堅持不懈)、見大、主一(始終一貫)、旁通、下逮(內容要適合讀者的知識水平)。

報人要恪守「五本」、「八德」,自愛自重,導人先導己,「新民」理想的實現有賴於啟蒙者的自我啟蒙。

1921年12月10日,他在《時事新報》發表的《本報五千號紀念辭》中說:「吾儕從事報業者,其第一難關,則在經濟之不易獨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詡,但酷愛自由,習而成性,常覺得金錢之來,必自勢力,無論受何方面金錢之補助,自然要受該方面勢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牽掣。吾儕確認現在之中國,勢力即罪惡,任何方面勢力之支配或牽掣,即與罪惡為鄰。吾儕不能革滌社會罪惡,既以茲愧,何忍更假言論機關,為罪惡播種;吾儕為欲保持發言之絕對的自由,以與各方面罪惡的勢力奮鬥,於是乎吾儕相與自矢:無論經濟若何困難,終不肯與勢力家發生一文錢之關係。」他還說:「吾儕又確信報館之天職,在指導社會矯正社會,而萬不容玩弄社會、逢迎社會。」15

這些話是對他大半生「以言報國」的經驗教訓的總結,也是他對中國獨立報紙的期待,是為新聞界「立法」。

他提出立言的宗旨是啟迪民智,熏陶民德,發揚民力,最後養成共和法治國民的資格。1912年,他在結束流亡回國的歡迎會上說:「此則十八年來之初志,且將終身以之者也。」這不僅是梁啟超獻身報業27年的初衷,也是他終生奮鬥的目標。他不斷地呼喚「新民」,他的報業生涯始終貫穿著「新民」理想,所以他自號「新民子」,創辦《新民叢報》,寫下了傳世的《新民說》,直到五四運動後,他還大力倡導國民運動,熱切期盼著古老民族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國民」。他通過報刊、言論影響社會,在近代中國轉型時期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創造了百年言論史上無法迴避的「梁啟超時代」,他的名字見證了一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

【註釋】

14《中國近代報刊發展概況》,24、25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
2《創辦〈時務報〉原委》,1898年8月11日《知新報》66冊,轉引自《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33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381011121315《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20、37∼38、45、132、132、132∼133、169、170頁。
5《康有為與保皇會》,38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6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下冊,39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7王芸生:《梁啟超的時評》,原載《新聞戰線》,1960(1)。
9陶菊隱:《政海軼聞》,2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14孫文鑠:《梁啟超》,原載《新聞界人物·六》,138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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