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6月22日訊】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國力提升，「超美」，開始成為中國人（尤其知識份子）的夢。提出「超過美國」的目標和理想並不錯，但關鍵在於，要明白美國的價值在哪裡？美國的標準是什麼？然後才談得上怎樣「超過」。否則像五十年代毛澤東的以全民大煉鋼鐵、群體主義的方式「超英趕美」，不僅是笑料，更可能給中國帶來災難。
一般中國人說「超美」，主要因為美國是大國，是強國；因此強調中國也要富國強兵，大國崛起，要跟美國「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禮。不錯，美國是強國，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強，其國民生產總值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是中國人的十倍以上，年度軍事預算七千億美元，比全球其它十大國的總和還多。但這些都是表面現象，或者說是美國價值的結果。如果中國人不能瞭解和實踐美國的根本價值，那所謂「超美」還會是毛式大煉鋼鐵的幻想，甚至災難一場。
美國的根本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文件，一是獨立宣言，一是美國憲法。前者確立了個體（而不是國家）最重要的價值：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三大權利是天賦的，神聖不可侵犯，任何力量都不可剝奪。而美國憲法的全部條款，其實質則都是強調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
美國文化：「小河有水大河滿」
美國人在政治辯論中，動不動就強調「建國先賢」怎麼說，就是強調《獨立宣言》和《憲法》確立的這些根本價值和立國之本。美國的自由、繁榮、富有、強大，都是由於保護了個人權利。道理很簡單，只有個人權利被保障，人，才會有自由，才有想像力和創造力，才能成為強大的個人。而眾多強大的個人，才能構成一個強大的國家。所以，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是美國文化、美國價值、美國文明的核心。
中國文化強調「大河無水小河干」，注重的是朝廷、國家、政府的力量。那意思是，沒有了國家（更具體是指政府）和社會，個人就什麼都不是。群體主義（collectivism）是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所謂中國文明的核心，也是俄國文明的核心。
張藝謀導演的北京奧運開幕式，可謂用視覺藝術詮釋群體主義意象的經典。那種千萬人的整齊劃一，那種機器人般的震天吶喊，那種把國家民族抬到至高無上地步的極力渲染，使那些具體的個人，在龐大的群陣中，只是一個個的小黑點。它展示的是：群體是偉大的，天下是重要的，那自然就是掌管天下的皇帝應主宰一切；沒有了群陣，沒有了群體，沒有了國家這個大河，你們這些小黑點般的「小河」，就會乾涸，就會板結。
而美國文化認為「小河有水大河滿」，重視的是個人、個體主義、個人自由的能量。強調個體主義的美國哲學家、哈佛教授羅伯特。諾奇克（Robert Nozick）在他那本著名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的專著中明確指出，「個人是唯一的實體，個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絕對的價值；而社會和國家既非實體，也無生命。」
把這種哲學語言轉成大白話就是：在任何社會，任何地方，哪段人類歷史上，國家都是虛的，社會也是虛的，它們既沒有生命，也不是實體；只有個人，才是實體的存在。
只有個人是實體，而且是唯一的實體，那當然就有「絕對的價值」。在價值份量和順序上，自然就超越「既不是實體，也沒有生命」的社會和國家。所以，個體是第一位的，而國家社會是第二位的。由此就自然導出，個人權利是最重要的。
在該書自序中，諾奇克開篇就提出「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問題，第一句話就斷言：「個人擁有權利」，隨後提出一個重要命題：「個人權利」留給「國家」多少活動空間？諾奇克問的不是國家給個人多少餘地，而是：個人權利為國家留下了多大活動空間。這種提問方式，就明確了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個人是根本，國家（社會）次之。不是國家社會有絕對權利支配個人，而是個人決定國家有多大的權力和支配餘地。誰是主體，誰是附屬，一目瞭然。
因此，美國文化是個人至上，個體權利要絕對保護，個人自由要絕對捍衛。事實上自然界也如此，沒有眾多分岔、支流的「小河」的彙集，哪有「大河」的波濤滾滾？
而如果不瞭解美國這種建立在個體主義、保護個人權利基礎上的根本價值，只是一味做強國夢，甚至強調和美國價值相反的群體主義，中國不僅無法超美，還會「超」到岔道上。
隨著中國國力提升，不要說官方學者多強調民族主義的富國強兵（而不是重個人自由），有些自視自由派的學者，還有什麼所謂「民間思想家」，近年強調「俄羅斯精神、俄羅斯道路、俄羅斯啟示」，更是一個危險方向。因為俄國歷史已展示，所謂俄羅斯精神，就是用群體主義扼殺個人的精神；俄羅斯道路，就是東正教加馬克思主義；而俄羅斯的啟示，恰恰是人類應怎樣避免俄羅斯式的災難。
用棍棒「把人們趕向天堂」
今天很多中國知識份子「下海」經商，甚至不關心政治，但俄國在歷史轉型期的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則是大知識份子們都特別關心國事，紛紛開出「救國藥方」。那種對「大事」的關注當然沒錯，也是知識份子的職責，但幾乎所有俄國知識份子開的「藥方」都錯了，不僅沒把「俄國病」治好，卻是把俄羅斯帶入「癌病房」，其「思想梅毒」擴散到世界，也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
當年俄國思想界主要有兩大派，一派以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怎麼辦》作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為代表的無神論的革新派，另一派是以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包括後來的索爾仁尼琴）等信奉東正教的復古派。
革新派也被稱為「親西方派」，但他們「親」的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而復古派，則「親」的是俄羅斯至上的斯拉夫主義，兩者雖勢不兩立，但其思想根基是一樣的，都是群體主義、國家民族至上；是一條與美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所強調的個人權利相反的道路。
激進的革命者別林斯基、巴枯寧，包括被美國評論家稱為「俄國民粹主義創始人」的赫爾岑等的錯誤更加明顯，因為他們致力傳播的要平等、均貧富的社會主義、群體主義等，為後來列寧的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暴政，鋪設了道路。兩者的思路，沒有本質區別。
例如別林斯基曾主張，「俄國是嬰兒，需要保姆；幼兒頑皮，就要處罰。讓孩子完全自由，會毀了他；給俄國人一部憲法，會毀掉俄國。在我們俄國，自由，只是為所欲為的意思。」
別林斯基甚至明說，必須用暴力把俄國人推向幸福；如果他是沙皇，他會成為一名為正義而奮鬥的暴君。後來列寧、斯大林就是這樣，為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用槍桿子「把人們趕向天堂」。很多人不情願，於是被監禁、謀殺、拷打，如昆德拉所說，在通往共產天堂的路邊，修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別林斯基的戰友中，赫爾岑是最獨特的一位，他曾重視個體自由，察覺到「巴枯寧有一種地道的非人的性質」，俄國知識份子是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但晚年的赫爾岑仍回到斯拉夫主義。
在俄國出生、後在英國任教的以賽亞。伯林在其《俄國思想家》一書中說，「在俄國，赫爾岑幾乎單槍匹馬創造了有系統地鼓動革命的傳統和意識形態，他是革命運動的先驅。」編輯了該書、並寫了導論的英國學者艾莉。凱利（Aileen Kelly）則說，赫爾岑相信「俄國農民的本能，將導致一種比西方和社會主義都優秀的社會主義」。
赫爾岑這句對俄國農民的歌頌，典型地代表了俄羅斯知識份子（無論革新派還是復古派）的整體傾向：對農民的盲目崇拜，把俄國農民視為最純正、最敦厚、最原始（沒被現代意識和西方文化「污染」）的拯救俄羅斯的力量，甚至吹捧成世界的救星（挽救「腐朽沒落」的西方文明）。正是這種對俄國農民的民粹主義的高歌，為後來列寧高舉均貧富大旗的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礎。
所以後來列寧在「紀念赫爾岑」的專文中讚美說，赫爾岑「在俄國革命的準備期起了偉大作用，具有真正的歷史地位。」並承認，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太多得益於民粹主義。因為前者的群體主義，為後者的極權主義奠定了基礎。
俄國知識份子中的復古派，對別林斯基等左翼極為反感。托爾斯泰把他們稱為「方向錯誤，智力薄弱，而妄圖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則說，「赫爾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幾乎一無是處」。
但復古派開出的藥方，卻是俄羅斯至上的斯拉夫主義，認為只有俄國的東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沒落文明。在普希金銅像落成典禮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辭說，普希金代表俄國的民族特徵、俄國靈魂、俄國人最有能力實現人類一體的理想；斥責西方資本主義是「壓榨」，西方的自然科學不足取，西方社會根基脆弱，崩潰在即；只有俄羅斯才是最偉大的，「靈魂圓融、精神統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這種種族主義論調，跟後來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優秀、德國才能拯救世界，沒有本質不同。
索爾仁尼琴是「最邪門的魔鬼」
當時俄國的這兩大派知識份子，互相敵視，但根本點卻很一致，不僅都崇拜農民，認為俄羅斯至上，視平等高於一切，同時都反對西方的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甚至拒絕議會制民主，嚮往社會主義，要建成以農民為代表的強大俄羅斯，以拯救世界。
即使後來親身體驗共產暴政的索爾仁尼琴也完全是這種思路。索氏寫出《古拉格群島》揭露共產鐵幕，並堅定反共。但他開出的藥方，仍是萬變不離斯拉夫、俄羅斯至上。這位狂熱的東正教徒在1973年《致蘇共領導人信》中，痛斥美國民主是「荒唐胡鬧」，西方科技是「罪惡之源」，流行音樂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絕境」；提出俄國應該「實行比共產主義更為民主的專制政治」。
同樣在俄國出生，後到美國的知名哲學家、暢銷書作家安蘭德（Ayn Rand）痛斥說，索爾仁尼琴「反西方，詆毀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義迴響——斯拉夫主義。」索爾仁尼琴想要的，「是用東正教取代馬克思主義，把俄國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狀態」。「索爾仁尼琴是極權主義的集體主義者」，「從意識形態角度，他比蘇聯的當政者還壞，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邪門的那種公開魔鬼」，「是個人主義和理性的最大敵人」。
但即使對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安蘭德，也不會想像到，一生致力反共、批判斯大林暴政的索爾仁尼琴，晚年（1994）回到俄國後，竟寫小說歌頌斯大林是「偉人」，因為那個獨裁者曾建立「使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與西方抗衡的「強大俄國」。
應不計代價，避免俄國覆轍
以安蘭德在《致新知識份子》中的分類，別林斯基、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爾仁尼琴等，都是誤人子弟、傷人害命的「巫醫」。別林斯基雖然在中國大名鼎鼎，但在西方，按以賽亞伯林的說法，別氏「默默無聞」。不要說對別林斯基，對那個時代的整體俄國知識份子，西方都「乏人留意」。伯林認為，因為俄國知識份子沒有向世界提供什麼價值。只有總結人類教訓時，才會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群魔》。安蘭德甚至對她的出生地痛斥到如此地步：「俄國是一個偶然的文明污水坑（Russia is an accidental cesspool of civilization）。」
今天，中國知識份子想要強國，甚至超美，其根本之路，應是借鑒英美式的重視個人、保護個體權利的思想價值和經驗，也就是信奉古典自由主義，以「個體主義」價值為核心！而最不應該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的民族主義、群體主義、甚至東正教專制的所謂「俄羅斯道路」。正如艾琳。凱利在伯林的《俄國思想家》導論「複雜的慧見」中所說，「俄國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訓，那就是：世人應不計代價，避免其覆轍」。
2015年6月9日改寫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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