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專制基礎主要是5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主力是跳廣場舞的大媽們。
【看中國2015年06月03日訊】26年前的北京六四事件,成為蘇東劇變(西方社會稱之為1989年系列革命)的開端,這是中國知識份子與大學生群體對世界民主化運動的偉大貢獻。當時,人們幾乎都相信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的預言,人類意識形態之爭已經到達終點,自由民主已經取得了最終勝利。但其後經歷20多年政治演變,人們終於發現,由極權、專制走向民主不是單行道,一些曾經走上民主化或開明專制的國家正面臨極權回歸的災難。
俄羅斯回歸極權的民意基礎
現階段正在抱團且互相模仿學習的非民主國家中,伊朗是個政教合一國家,中國從來就沒有過民主,只是在開放姿態之下,有過80年代的半開明專制,現在正在回歸黑暗專制的道路上狂奔。但俄羅斯在歷史上有過西化經歷,上世紀90年代後曾在民主化道路上走過一段時間,剖析俄羅斯,可能會對社會轉型過程中民主並非單行道的現實認識更清楚。
普京回歸極權,當然與他的克格勃職業經歷有極大關係,這種人偏好專斷與強權,更何況俄羅斯從彼得大帝時期開始直到斯大林,其間數百年養成的專制文化根基之深厚,可能僅次於中國。我在《普京主義是如何煉成的》(2014年)一文中,指出普京主義是一把由大國沙文主義與強權政治鍛造的劍,但它卻經過所謂民意淬煉。因為俄羅斯與中國不同,還有個民主制度外殼。
在西方的話語系統中,「人民的選擇」是政治正確的象徵,不能觸碰。但在專制國家中,民意容易被強權裹挾,我在那篇文章中的重點敘述是:「俄羅斯政治的明顯轉向,始於普京執政之後。普京上臺之前,俄羅斯曾一度告別專制、走向民主。自1999年開始,普京充分利用了他嫻熟的政治駕馭能力,帶領俄羅斯,逐漸完成了回歸專制和霸權這一政治演變,他本人則從民選總統成功變身成為獨裁者。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政治上的每一個重大轉變,都得到了俄羅斯的主流民意支持。當然,這話也可以這樣說:普京巧妙地迎合了俄羅斯民族的大國沙文主義傳統,成功地利用了俄羅斯人數百年對威權的依賴,最終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成為俄羅斯今天的彼得大帝。」簡言之,普京的支持者是農民階層與青年一代,反對者是集中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中產階級,前者數量遠超過後者。
中國人有個流行看法:中共的專制基礎主要是5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主力是跳廣場舞的大媽們,等他們這代人逝去,年輕人自然而然就具有民主意識。這話缺乏事實支持,因為中國毛左當中有不少80、90年代出生的人。
普京的社會基礎中,鐵桿支持者就是號稱「青年近衛軍」。這一前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組織,曾是青年英勇戰鬥的象徵,俄羅斯執政黨「統一俄羅斯」的青年組織於2005年改用這一名稱,現在已成為俄羅斯最大的青年政治組織。「青年近衛軍」的「業績」不少,在反「顏色革命」中充當急先鋒的角色,與舉行反普京遊行的青年發生激烈衝突;抗議愛沙尼亞搬遷蘇聯紅軍解放紀念碑;攻擊摩門派教堂是美國情報部門的窩點;支持普京出兵烏克蘭等等。幾乎是普京指向哪裡,青年近衛軍就打向哪裡。
青年近衛軍的成員多出生於蘇聯解體之後,這批青年是通過什麼方式教育出來的,尚未看到系統的研究。其存在確實警示著中國的民主人士:意識形態教育的洗腦後果有多可怕。
民粹與反美兩大支柱承托的「查韋斯社會主義」
委內瑞拉是民主制外殼下民粹政治裹挾社會的典型。「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查韋斯依靠民粹與反美,在委內瑞拉建成了「社會主義」,研究拉美的政治學者將此稱之為「查韋斯革命」。這場「革命」許諾搞社會主義合作社,改進醫療和教育體系,權力歸於人民。假定查韋斯沒有中國政府在統計數據上造假的惡習,那他算是實現了諾言:通過實施各項社會計畫,10年內委內瑞拉有近300萬窮人擺脫了貧困,貧困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從75%下降到26%;基本掃除了文盲,識字率高達96%。外交政策上,查韋斯時時表現出和「美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姿態,塑造自己「反美英雄」的形象,贏得了不少掌聲。
有了這兩項成績做為「錦被」,儘管委內瑞拉目前是拉美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在全世界排名第138位;儘管該國出現了一個「玻利瓦爾資產階級」,其構成包括徵收「額外收費」的政府官僚、石油買賣的中間人、在黑市和灰色市場上的活躍份子、洗錢以及毒品走私組織,但查韋斯仍然宣稱他建設的是「社會主義」,並聲稱只有他的社會主義才能救世界。我幾次想弄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毛澤東的好學生,但最後發現,他的意識形態來源太多元化了,玻利瓦爾、耶穌、馬克思、印第安人……似乎都是他的思想來源。
對於委內瑞拉的窮人來說,麵包與福利最重要,「查韋斯式」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他們並不想弄清楚。於查韋斯而言,什麼主義不重要,通過各種忽悠保有權力才最重要。這其實與北京政權差不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本義是什麼不重要,拿著它做意識形態工具排斥異己最重要。
查韋斯現在雖已故去,但他留下的問題卻正在困擾委內瑞拉。查韋斯依靠石油資源的豐厚獲利提高給窮人的分配份額與福利,提升了他們的經濟生活水平。但這種為窮人提供奶瓶而不是讓窮人獲得發展機會的政策,隨著石油價格下跌而難以為繼。委內瑞拉的上層和中產階級對查韋斯非常反感,認為他扼殺了社會的創新與發展動力。查韋斯在任期內那種廣泛的政治壓迫和人權侵犯劣跡正被大量揭發。美國阿姆赫斯特學院的委內瑞拉問題專家哈維爾·克拉雷斯指出,「通過使用、濫用和缺用法律這三種方式,查韋斯成功地擴大了總統的權力並壓制了反對他的人,不僅僅是反對派,而且包括政府內部的反對聲音」,並通過提高原油價格,然後給周邊國家小額補貼的方式,很好地控制了周邊國家的民主化進程。
正如《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的標題所說,「查韋斯解脫了,委內瑞拉還在掙扎」。
中國政府:暴政者俱樂部的重要粘合劑
極權回歸的一大趨勢是這些極權國家之間有密切的政府合作,互相效仿對方扼殺民主的戰略和具體手段,遏制本國及區域內的民主化進程。在這些暴政國家之間起粘合劑作用的是中國政府。
委內瑞拉與中國有密切的經濟合作關係,經常從中國得到大筆無償援助。中國與伊朗的關係比較複雜一點,按中國的宣傳是「中伊關係糾結40年,伊朗從罵中國到傍中國」,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伊朗歷屆領導人都對中國重視有加,甚至將中國視為‘救命稻草’」。中俄關係於2014年被雙方提升成「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還要「可持續發展」,眼前最重要的政治合作就是「共同抵制美國等外部勢力發動的顏色革命」。
上述國家並無中國政府那樣雄厚的財力開髮網路監控技術,因此中國政府非常「無私」地發揮了「國際共產主義」精神,將巨資開發的網路監控技術慷慨地免費贈送給這些國家,同時將組建五毛製造民意的經驗傾囊相授,為這些國家之間開展五毛之間的「民間交流」奠定了基礎,美中不足的是最近委內瑞拉政府因經濟拮据而取消了五毛。中國當然也善於學習他國控制國民的先進經驗,比如普京組織了青年近衛軍,習總書記立刻心領神會,將中國的共青團員大批量變身為志願者五毛。
可以說,獨裁國家充分認識到,同類必須抱團取暖,才能讓自身不成為「國際孤兒」。時值六四運動26週年之際,分析當代世界極權回歸這一現象,意在提醒中國人,獨裁國家重組暴政者俱樂部確實加大了中國民主化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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