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當五毛不容易，因為對中共暴政及其施羅德的批評之聲都越來越多。
一九九八年，施羅德在聯邦議會大會上以52.7%的得票率當選總理，那一次他獲得了來自反對黨的贊成票。但四年後，他只以50.9%的得票率當選。自己內部有一人寧可當「叛徒」，也不肯把票投給他。
施羅德可能是聯邦總理中唯一一個在接受任命書時，拒絕按照慣例宣誓請求「讓上帝給予我幫助」，雖然與他同屬社民黨的總統勞在遞給他任命書時，祝願他得到「上帝的保佑」。
施羅德在任上和任下，在內政和外交，無論是對中共對普京，還是對土耳其對伊朗都堪稱見利忘義。他也因此獲得賞賜。二零零二年，施羅德獲得中共同濟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二零零三年俄國彼得堡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二零零五年土耳其伊斯坦堡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施羅德支持侵犯人權的土耳其加入歐盟。
二零零六年六月，一名俄國的普京反對者在德國成功獲得政治庇護，《明鏡》週刊網路版立即於八日發表文章質疑施羅德，因為此前他信誓旦旦地擔保普京是個「用放大鏡都找不到雜質的純潔的民主人士」。
二零零九年一月，施羅德以個人名義訪問「大選」前的伊朗，拜見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再次引發眾怒，畢竟這個獨裁者還否認德國納粹對猶太人施行群體滅絕的罪行。
伊朗目前擁有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居世界首位。施羅德是由俄國主導的北歐輸氣管道建設公司的顧問，有跡象表明他是去為這家公司與伊朗就共同開發談判開路。
就是說，施羅德為了經濟利益，樂於扮演獨裁者的宣傳工具。不過，據德國媒體報導，施羅德在伊朗工商會的一次公開演講的文字稿中指出，希特勒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歷史事實，否認這一史無前例的罪行沒有任何意義。一個政權要想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那它就必須承認現實，遵守國際規則和懂得讓步。可惜不見他這樣勸告中共。
二零零九年四月，在施羅德的六十五歲生日之際，《南德意志報》發表文章《施羅德，敲門磚》，列舉施羅德的所作所為，質疑這位前總理是「在為聯邦德國的利益還是在為自己的賬戶效力」。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號《明鏡》週刊駐京記者羅安（Andreas Lorenz）以《聰明的施羅德先生》為題報導，「前聯邦總理施羅德樂於前往中國。他利用在那兒的關係幫助德國企業」。報導透露武漢接待施羅德就像他還是總理一樣。施羅德此行是給「德中大道」揭幕。他在面對近三千個聽眾的發言中讚揚「五千年的偉大文明」和六十年的成就。「從附近的紀念碑閃耀過來的是偉大的毛的紅光和金光」，羅安特別描寫毛澤東的雕像就在附近，顯然是在表明毛澤東的影響還在，可惜，他沒寫中共六十年的「成就」實際上就是把五千年的偉大文明幾乎毀滅殆盡。
羅安認為，施羅德第一次討得共產黨的歡心，是因為一九九九年中共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誤炸後，他作為西方的第一個政治家前往北京道歉。後來他比別的歐洲政府首腦都經常去中國，並在訪問中從不警告中共尊重人權。相反他還建議歐盟放棄針對中國大陸的武器禁運。二零零六年三月以來，按中共媒體報導算，他就到過大陸八次，但羅安認為，施羅德去大陸的次數更多。而且，「施羅德對他個人的生意保持沉默；有時他的反應如此激烈，就好像誰又在說他染髮一樣。」這篇報導也提到，施羅德甚至會為了高額報酬，不惜參加溫州一家公司的活動。
這一次施羅德在武漢的活動結束後，乘坐一個在大陸為地鐵打洞的德國公司的私用飛機到成都，目的是幫這家公司贏得開通別的地鐵線路的合同。成都當局派了一個由一輛奔馳六百和五輛轎車組成的車隊，把施羅德迎接到香格里拉大酒店。盧秋田則專程從北京趕來奉陪，陪他參觀熊貓，陪他拜訪中共的省市領導。下一站是昆明。可惜李嘉廷已經坐牢，否則，奧迪總理可以與奧迪省長一起乘坐奧迪出遊！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德新社以《施羅德偷了熱霍費爾的秀》為題報導：施羅德和德國巴伐利亞州州長熱霍費爾等，出席在青島召開的國際新能源論壇的開幕式。但是在與巴伐利亞州有友好關係的山東，前總理被當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得到熱捧，而坐在他旁邊的現任州長卻被晾在一邊。熱霍費爾在中共山東省委書記的開幕詞中沒有被提及，也沒有得到致辭的機會。報導結尾說，施羅德表示，「對他來說是‘絕對的新情況’，以‘尊敬的巴伐利亞州州長先生’的名義講話。」這是德新社發自大陸的消息，德國多家媒體刊發。或許熱霍費爾不在乎，但巴伐利亞州的選民肯定有意見，畢竟他們選的不是社民黨，更不是施羅德。
從大陸媒體可以獲知，二零一零年「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先生在我國前駐德大使、中國外交學會前會長盧秋田的陪同下，對青島進行了友好訪問」。
總之，施羅德在任上和任下，都見利忘義，與獨裁勢力同流合污，離任後，更無所顧忌地為強權塗脂抹粉，為商人當敲門磚和廣告牌。好在這一切都沒有逃過德國媒體的跟蹤，但願德國媒體的批評能對他有所幫助。（未完待續）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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