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被侮辱的學者與被損害的學術
【看中國2014年09月28日訊】冉按：這兩天寫一篇閻明《中國社會學史：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一書的讀後感《社會學家如何看透社會本質》（過一陣會刊於騰訊大家，敬請垂注），重翻舊文及資料，發現這篇七年前的文章。於是啟而覆之，拿出來作為朋友們研讀上個世紀五十年社會問題的一個資料。不少有名的社會學家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並沒有像我們所想像的那般精深，這是令人深致遺憾的。2014年9月27日於成都
我曾經說過，四九年後被破壞得最多的就是人文社會科學，因為人文社會科學，不會只停留在技術層面——當然我不會否認自然科學的偉大作用，事實上尊重事實，求實務真的自然科學一樣是專制制度的真正對手——會問世界是怎麼回事，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們人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們為什麼不自由，我們要怎樣才能有尊嚴並且過上體面的生活等看似「無用」的問題。而這些看似「無用」的問題，對於一個想剝奪他人利益、剝奪他人尊嚴和自由的政府，是最為犯忌的。尚未得鼎之初，中共利用著名學者、教育家陳垣先生的號召力於1948年5月11日給胡適先生寫公開信，既是公開規勸和批評胡適先生，也是給眾多的知識份子一份「不謂言之不預也」的警告，可惜許多知識份子看不懂這封信背後真實的「寫作者」，以及它暗含的的懲戒意義和隱藏在紙面之外的殺氣騰騰，就連儲安平這樣清醒務實的自由主義者也無由看清它的底細，令人感嘆要看清一個組織的本質，是多麼不容易的事。
這當然也不能怪這些知識份子，就連經過半個世紀的高壓洗腦，自己身受許多不公後，許多知識份子都還沒看清專制者的本質，何況彼時許多知識份子還沉浸在中共曾努力呼籲民主自由的幻覺當中（參見笑蜀兄所編的《歷史的先聲》，這是對共產黨早年如何提倡民主自由，截至目前為止最好的文獻）。只有胡適先生在分析了陳垣先生這封信後說，共產黨來了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就連不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了。幾十年的事實早已證明胡適先生的高明洞見。就連本世紀初學習「三個代表」，你也必須髮言，必須統一思想，必須說千篇一律的假話，不說者便無以過關，這不是連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了，這是什麼？
四九年後被破壞得最多的是人文社會科學，而人文社會科學中慘遭屠戮的便是法學、社會學、邏輯學、經濟學等，至於文學史的講授裡大談特談人民性——聰明的錢鍾書先生在《宋詩選注》裡也是知道運用的——在史學中如何搞「影射史學」、「以論代史」，就更不在話下。八十年代以降，社會學、法學、經濟學均有所恢復，費孝通先生這樣在中共得鼎後快速轉變，寫出《大學的改造》以適應新政權的學者，終於敢說一點真話了——五七年提前說「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便被又一次扼住了——於是社會學有了一點新氣象；經濟學現在再也不是「政治經濟學」這種「二尾子」學問的天下，要研究「政治經濟學」也變成研究「制度經濟學」去了；《南方週末》曾做過一期關於四九年前著名的東吳法學院、朝陽法學院的畢業生，在四九年後慘痛遭遇的報導，讀後令人不勝唏噓。
但其實四九年後破壞得最慘且至今未有完全恢復的，不是社會學、法學、經濟學，而是培養人們縝密思維、看透可笑世相的邏輯學。現在經濟學界、法學界、社會學界我們都能數出一、二個相對說來，比較有點份量的學者，而邏輯學者，我們除了知道金岳霖、瀋有鼎、王浩以外，其他人一律消失在我們大眾的視野之外。而這些人的成就，前兩者是四九年前完成的，後者是在國外完成的，與四九年後的「大好形勢」無涉。當我們看到「等額選舉」、「我代表全國人民如何如何」、「全國人民又掀起某某高潮」等既有語病又有邏輯問題的語句橫行於世時，我們就會看到邏輯學被破壞的現實惡果。而這些常犯的邏輯學錯誤，已成為許多人習焉不察的基本語式。許多人對這樣違背邏輯學常識的語句說得非常起勁，並且為此洋洋自得，全然不知此種東西是邏輯學常識缺失的愚民結果。我一再呼籲大學裡面任何一個系，都應該有一門公共選修課，那就是邏輯學。
我常常收到五十年代許多資料，看到其中的傷害與侮辱，真是令人痛心疾首。現將前幾年我曾收到的一冊《中國資產階級社會學者、經濟學者的著作、論文索引》（第一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資料室編，1959年1月印，16開，35頁，印數518冊）的目錄抄錄於後，以便諸位發現學問是如何被損害的，學者是如何被侮辱的。本來這樣的索引是很便於人們做學問用的，但貫以「資產階級」的標籤，便不經研究、先入為主地打入另冊了。這就是典型的取消學者的研究與思考、不允許其有懷疑精神的愚民行為。現將目錄並作者簡介抄錄於次。其中的作者說明，我不知有沒有誤，但以我有限的閱讀，瞭解到著名農學專家董時進先生當時在國外，根本不可能在上海財經學院任教授。
對於董時進先生，很多人遺忘了，只有謝泳兄等少數有心人尚記得（謝泳兄曾寫過《董時進上書毛澤東》）。我的博客曾介紹過他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批評中共土地改革的書《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早在1945年2月4日的《大公報》上，董先生就給共產黨提過醒，名叫《為共產黨進一個忠言》，但共產黨哪裡聽得進去），他認為中共的土地改革完全是一種推倒既有而且還算好的秩序的胡來。現今非常嚴重的三農問題，何嘗不是土改留下的慘痛後果！像這樣的人要是在四九年後留下來，其慘可知。其實他早已於1950年定居美國。看著董先生著作及論文目錄（還不包括他定居國外後的成就），我陷入深深的苦痛之中，現在有多少學者能做出這樣的成就？茲抄錄他的著作於後，以見一斑：《董時進論文及演辭》（文化社出版）、《糧食與人口》（商務印書館1929）、《農村合作》（北平農業院1931年4月）、《河北省二萬五千家鄉村住戶之調查》（1932）、《農業經濟學》（北平文化學社）、《國防與農業》（商務印館1947）、《農民與國家》（商務印書館1948）、《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香港自由出版社1950）。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