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被刻意消逝的五大勞教營的驚心黑幕 (圖)

2014-07-14 19:29 作者:袁凌

四川省峨邊縣沙坪勞改農場場

【看中國2014年07月14日訊】筆者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倖存者，分別來自當年顯赫一時的幾座勞教農場：夾邊溝、興凱湖、峨邊沙坪、「蘇北利亞」、清河。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和參照文獻史誌資料，筆者試圖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國五大勞教營的輪廓，為勞教制度的深長背影添加可感觸的人生註腳。

2013年4月，山東曲阜一幢底層的教師宿舍樓裡，八十三歲的張元勛，沒有等來勞教營的最後關閉。在和存世56年的勞教制度的年齡競走中，這位當年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右派學生」倒在了終點線前面。

這也是諸多「壞分子」和所謂「社會渣滓」的命運。在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他們的命運被一項法外的刑罰莫名主宰，身入勞教營，甚至成為終身居民。

在大飢荒和隨後的政治碾磨與生存剝奪中，無從計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叢生的勞教營一同隱匿。

這些勞教營曾經顯赫一時，血統延綿至今，卻大多隱藏在檔案和卷宗的塵霾中。近年來，隨著當事人回憶和有心人的發掘，中國「格拉古群島」(註：右派語，妙用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島》名)輪廓逐漸浮現，尤以夾邊溝農場為著名，餘者仍影影幢幢，無從清晰勾勒。

這些勞教營大多和勞改營混在一起，更為它們的身世蒙上了面紗。

近年來，筆者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倖存者，分別來自當年顯赫一時的幾座勞教農場：夾邊溝、興凱湖、峨邊沙坪、「蘇北利亞」、清河。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和參照文獻史誌資料，筆者試圖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國五大勞教營的輪廓，為勞教制度的深長背影添加可感觸的人生註腳。

夾邊溝

西安古城牆南門外不遠的一座居民樓裡，八十四歲的司繼才用鋼筆和紙質的筆記本寫著厚厚的回憶錄。半個多世紀以來，他活過了很多東西：

活過了夾邊溝農場終結一切的死亡，活過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勞教廢除。但生與死的競走並未結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萬字三步曲回憶錄，剛剛寫到通向夾邊溝的入口。

使他無法放手的是手頭的證物：一本當年在夾邊溝親筆寫下的日記。這本日記的唯一主題是飢餓和死亡。

在這本被歲月翻閱得幾乎風化的黑色筆記上，密麻麻的陳年字跡中，筆者看到了有史以來飢餓和死亡聯繫得最緊密的記載：煮食人肉。

埋人回來的司繼才，路上聞到一股肉香，「又帶著一種腥味，和說不清楚的什麼味。」循味而去，兩個犯人在鍋裡煮肉吃，還招呼司繼才同享。

日記記載，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發白。司繼才奇怪哪裡來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頓時感到噁心。

身為小組長的司繼才向管教報告後，吃人肉者得到懲戒，但飢餓和死亡不會由此停止。

或許由於含有禁忌，筆記中的記載很簡單，司繼才也不願意輕易示人。但他畢竟記下了這個場景，並保留到眼下。這或許是從夾邊溝保存下來的唯一一本日誌，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記錄。

在筆記和司繼才的記憶中，有大量夾邊溝死難者的記錄。譬如，一個在土窯上寫下「坐以待斃」，而後真地坐著死去的人；一個為了虛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傳，活活累死的青年，手裡攥著家信；一個前來探親，目睹丈夫被捆綁致死隨即自殺的婦女……

這些記憶的一部分收入了楊顯惠著的《夾邊溝紀事》中，夾邊溝因此開始為人熟知，成為最著名的勞教死亡營。

在當時的中國勞教版圖上，夾邊溝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小農場，三千人左右的規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肅也遠非受人注目。特別的是，這3000來名勞教分子絕大多數是右派知識份子，包括傅作義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飢荒中餓死，倖存者只是零頭。

右派的帽子沒有奪走倖存者的敘述能力，圍繞這個小地名，集中產生了數種文獻，《夾邊溝紀事》之外，尚有美學家高爾泰的《尋找家園》、和鳳鳴《經歷──我的1957》和邢同義的《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王吉泰的《大祭靈》、趙旭的訪談錄以及導演王兵的《夾邊溝》電影等，形成「夾邊溝現象」。

楊繼繩以描寫三年大飢荒為題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夾邊溝。這或許是冥冥中的天命對於中國勞教記憶的特殊饋贈。

1957年6月，夾邊溝勞教農場開辦，由勞改農場轉身而來。1961年底，夾邊溝農場因為死亡太多被關閉，以後被部隊接管。在短命的歷史中，夾邊溝體現了一個勞教營的全部特性，併發揮到極致：

沈重而荒謬的強迫勞動，早已超出所謂「自食其力」的層次；嚴酷的人身剝奪和暴力鎮壓，與真正的監獄並無兩樣，勞改局下設勞教處，勞教犯和勞改犯人混同關押，管教可以為了偷一個蘿蔔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環境，住在戈壁地窩子裡，不僅無法脫逃，甚至離開勞教營只有死亡，以致出現高爾泰書中記載的「自由人追趕監獄」。

「教養」宗旨的欺騙性，所謂的「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意味著沒有限定的刑期，後果更是赤裸裸的飢餓和死亡。

根據司繼才的講述，夾邊溝死屍成堆的被發現，並非出自上級有意調查，而是內務部長錢瑛司機的一次迷路。據說，當時場長還想把錢瑛等人捆起來，可見素日之驕橫。

解救了夾邊溝倖存者的錢瑛，文革中被關入了秦城監獄，在監獄醫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夾邊溝，右派屍骨已為亙古風沙湮沒，多數變成了醫學院的實習標本。

司繼才的筆記本，也沒有機會進入反右或大飢荒博物館。但國人畢竟知道了這個不起眼卻驚心動魄的小小地名。

興凱湖

1959年4月，北大數學系的右派份子陳奉孝和幾千名勞改、勞教男女犯人一起，從北京被轉移到中蘇邊境黑龍江密山縣的興凱湖農場。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勞教營，和勞改農場合二為一。陳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處勞教的譚天榮和他同批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體犯人逗留於密山劇院看電影，期間發生了反革命密謀叛亂事件，數名犯人被判處死刑。陳奉孝倖免牽連。

根據姚小平在《老照片》雜誌撰文，由於地近蘇聯，興凱湖有條特殊規定：

越獄的犯人被抓獲，可以就地處決。幾名試圖通過冬天結冰的湖面逃亡蘇聯的囚徒，遭此厄運。

興凱湖農場是一片沼澤地，要靠犯人排澇造田，種糧自給，勞動量驚人，一個中隊二百多犯人要種近一萬畝水田。冬天則要頂著「煙泡」造渠修路，用赤腳踩碎水田上結的冰，攪拌凍土。勞動的強度，同處密山縣的雲山畜牧場發生的「奪命大豆事件」可為一證：

由於在飢餓和秋雨中連夜搶收大豆，一夜之間有7人活活累死。

到處是沼澤和漂浮的草甸子，割烏拉草的犯人們不小心就會遭遇滅頂之災。

犯人住的是和夾邊溝類似的地窩子，冬天的「煙炮」會把住處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則可以叮死人，一個跟管教頂撞的犯人被脫光了綁起來餵蚊子，三天後就死去。

譚天榮先後關過興凱湖、清河和團河三個農場，在他記憶中，最苦的是興凱湖農場。

三年飢荒時期，興凱湖和夾邊溝一樣大量餓死人。跟陳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場一中隊的75名犯人，到1967年農場解散時活下來的只有29名，絕大多數死於飢荒。

陳奉孝盡力記住了24個死者的名字。一個飢餓的犯人甚至撈住陳奉孝剛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裡。

一次陳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屍去埋，挖坑時發現凍土下已經埋了一名死屍，索性兩人合葬。

興凱湖埋葬死者的墳地之一叫太陽崗，似乎這些勞教分子真是沐浴著紅太陽的光輝遇難的。

2002年，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了一份《右派份子死亡情況調查表》，總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來自偏遠的興凱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實驗歌劇院教員和「民建」北京分會副會長。這5人都死於飢荒真正發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

至於飢荒中興凱湖死去的勞教者，並無文獻記載。值得一提的是，李銳、丁玲和作家從維熙也曾經在興凱湖下放勞動過。

在興凱湖農場，有兩樣著名的發明：

石棺小號和「三兩八」。前者是用於懲罰違規犯人的禁閉室，高一米左右，寬不足一米，長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線，形似一具石棺。陳奉孝在其中關押了三個月。

後者是飢荒時期北京市獄政的「科學發明」，讓關小號的犯人一天吃三兩八玉米窩頭或稀飯，據說是一位法醫研究出來：一個人只要不幹活，躺著不動，每天吃三兩七錢五的苞米面就餓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兩八」。

據說有犯人如此被關小號一年多，竟然沒有餓死，足見此研究成果之「科學」。

但科學仍舊難免誤差，北京大學物理系右派劉奇弟，因替胡風鳴冤被判刑關押到興凱湖，1961年在小號中凍餒而死。

《北京市監獄勞教志》記載，興凱湖農場是北京市勞改勞教局下轄的超大型農場，全場水陸面積13萬多公頃，同時管理勞改、勞教和所謂留場就業人員。

到1966年因與蘇聯交惡、防範戰備風險移交地方時，前後共關押犯人14729人，勞教人員5635名，還有留場就業人員(所謂「二勞改」和「二勞教」)近15000名。

如此規模和人數，只有清河農場堪與匹敵。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的領地可以延伸至遙遠的中蘇邊境，也可見專政力量之無遠弗屆。

整個密山縣，密麻麻佈滿了勞改和勞教農場，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潤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著不少當年的「留場就業」人員後代。

陳奉孝刑滿後「留場就業」，文革後回到了山東老家濰坊。2011年筆者見到他時，他的腿上還保留著當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銅錢大小的疤痕。

陳奉孝在興凱湖農場的同伴譚天榮，則在青島的一處兩居室宿舍中孤身度過晚年。20來年的勞教和「二勞教」生涯，完全奪去了他年輕時的物理學天才和「學生領袖」(毛澤東語)風采，以及愛情和婚姻幸福，但並沒有抽掉他衰老皮膚下的硬骨頭。

清河茶澱

去世之前，張元勛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憶錄，記錄他在清河農場的經歷。

清河茶澱農場，並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園。由於僻處渤海之濱，有著半島的特殊地形，又因鹽鹼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處置抓獲的「敵特分子」的中心。

1957年下半年開始接收勞教人員，到第二年末已勞教6400餘人，在全北京市勞動營系統最多。1983年清河茶澱農場勞教部門撤銷，現仍為北京最大的勞改農場。

張元勛1957年來到清河，這裡不通車，半島入口駐紮部隊，農場裡崗樓鐵絲網交織。張元勛所在的勞動營條件簡陋，就在營房周圍栽上一些電線桿，拉上8號鐵絲電線，圈出幾畝地。人粘在網上，電網並不停止運作，有時清早起來，看到電網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觸網自殺者。

親歷者杜高根據公安部內部檔案記載，清華大學學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飢餓，企圖逃跑，爬電網觸電死亡，倒斃在離電網一米處」。

勞教犯人中長年展開鬥爭批判。張元勛的難友文懷沙，經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的譚天榮在清河也挨過耳光。

文革中遇羅勉前往探望被勞教的姐姐遇羅錦，親眼目睹一犯人勸說同伴勿唱樣板戲詞「不怕牢底來坐穿」，恐怕被人當做是影射，全體犯人立即厲聲斥為反動、「攻擊樣板戲」，「像瘋狗一樣互相撕咬」，遇羅勉對專政下的人性惡感到震驚。告密揭發成為流行風氣，稍微頂撞管教就會上手銬。

毛澤東逝世時氣氛更緊張，所有管教人員都荷槍實彈。

長年監禁，犯人的性需求成為無法解決的難題。張元勛回憶，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勞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體隔著鐵絲網對異性看守高呼「來操我吧」，為此不得不把看守換成女性。

張元勛同隊的一個小青年因為長得清秀，成為多角同性戀的中心，受到開會批鬥。

最離奇的一件事是，勞動隊養的一條母豬半夜裡被人強姦，犯科者被當場抓獲，母豬殺掉無人吃肉。

文革之後，犯事的勞教人員結了婚，與張元勛鄰居，沈迷於拉二胡。性壓抑導致獸交現象，在勞教人員中並非孤例。

1960年開始，大飢荒不例外地掃蕩了這裡。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為6斤棒子面，鮮草鍘碎了煮熟，攙和棒子面做黏合劑，和豬食沒有區別。

和夾邊溝一樣，勞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張元勛醒來，鄰鋪的犯人已經無聲地死在被窩裡。勞動隊的廁所在院子裡，有時早上起床，院裡倒著七八具死屍，是半夜去上廁所一頭栽倒的人。

浮腫到膝蓋的張元勛也擔任了埋屍任務，搭檔是一位神父。埋屍的地點在一處河岸堤壩，正是他回憶錄名字的來源。

餓死的人或浮腫或乾瘦，體重變得很輕，「和一隻雞差不多」。幸運的是，他們或許能得到神父的祈禱。張元勛說，河岸上埋葬的餓殍大約有上千人，寫出來是一部現成的《悲慘世界》。可惜由於身患多種癌症，他沒來得及實現這個願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園發現的《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來自清河農場，其中絕大多數死於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學生，更有許多中央部委的幹部，此外還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識精英。

死者全部是青壯年，在「勞動教育」的美好名義下被剝奪了性命。在大會上公開為胡風辯屈的美學家呂熒，就死在被稱為「等死隊」的三分隊北磚窯裡。

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欄，和夾邊溝的右派一樣標為肺結核、腸炎、肝炎等疾病，實際上都是飢餓。

1962年，清河農場倖存的人員被轉移到京郊團河農場「就食」，張元勛和譚天榮都在其中。直到這時，張元勛才確認自己脫離了死亡。死亡危機過後，又被送回清河。

勞改期滿的張元勛，先到管教科領取一張釋放證，隨即又到「留場就業處」報導，釋放證被收回。「二勞教」「二勞改」把刑罰變成了終身制。

遇羅勉說：「勞教時還有盼望，一就業就永遠失望了」。直到文革結束，張元勛才恢復自由身。

2000年炎熱的夏天，張元勛用3個月寫出了《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兩年後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張元勛，家裡擺放著很多胎質厚重的瓷瓶，是他從泰山的古董市場買來。擊節叩問之下，有深遠回聲。

峨邊沙坪

78歲的鐵流住在北京東郊，擁有一處庭院，這是他平反之後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這份家底，他還資助出版了一本記錄右派經歷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兒子還是十幾歲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時已年近60。

鐵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與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送往峨邊縣沙坪勞教營。

峨邊縣地處小涼山，是大涼山門戶，與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縣緊鄰。齊邦媛《巨流河》記載，抗戰最緊張時期，「雷峨馬屏」地區被視為一旦成都陷落中國軍民堅壁清野的最後堡壘，可見其地勢險要。

沙坪農場緊鄰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達開覆滅之地，農場五分廠海拔達2500米，可謂絕境，正是右派份子「脫胎換骨」之地。

根據《當代四川簡史》，1957年四川劃右共約60000人。應運而生的沙坪農場成了流放的一大去處，一萬多名右派身入此處。諷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負責選址的兩位勞教局幹部。

鐵流在沙坪勞教營呆了大半年，轉往筑路支隊修筑鐵路。

沙坪農場的飢餓不同於別處，從建場第一天就已開始。由於此前沒有農墾基礎，不毛之地湧入大量人口，口糧定額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還經過層層剋扣，到嘴裡只是一碗包谷麵湯，「流動的速度連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說支持冬春的大勞動量。

管教的訓詞則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拚命開荒種糧，人民政府不會拿糧食白養你們」。

由於高寒的自然條件，農場的土地收不回種籽，口糧標準進一步下降後，死亡隨即大量出現。根據林憲君的回憶錄，三年大飢荒中全農場死亡人數過半，超過5000人。

林憲君親手掩埋過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組開始有23人，數月後剩下7人，與其他組合併為20多人後，幾月後又減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無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幾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幾年後種上南瓜，竟然重達百斤，得名「南瓜山」。

2007年，鐵流重訪「南瓜山」憑弔，並賦詩稱「千萬屍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滿山花。」

沙坪農場的餓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份子董時光。董時光是留美教育學博士，他的哥哥董時進是近來頗為著名的農學家，兄弟在易代之際的去就正好相反：

董時進觀望而終於離開大陸，在臺灣繼續研究土改，董時光則從美國回國，受周恩來親迎，在西南師範大學任教。

「反右」中，董時光因「出言狂妄」批評黨員和主張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當時同在西師任教、與董時光為朋友的吳宓日記中，多處有董時光受開會批鬥的記載。

遣送至沙坪農場後，董時光在飢餓面前低下了驕傲的頭顱，每次吃完飯都用指頭刮桶裡殘留的漿糊充飢，並回答獄警：「比美國麵包還好吃」。

1958年，董時光和鐵流一起調往筑路支隊，1961年出差路上飢餓，用呢毯換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氣吃完，不料腸胃飢餓過久無法消化，腸梗阻暴斃。

一個驚心的現象是，沙坪農場的成年死難者之外，還有數千名少年勞教犯。

林憲君曾經在大堡分場帶領14名「小勞教」燒木炭，最後只剩下3人，由於無力掩埋，林憲君親手將數名小勞教的屍體扔進了河流沖走。

一次，一個小勞教趴在林憲君背上哭訴，希望臨死前見媽媽一面，話頭未完人已斷氣，幾乎立即發出惡臭，原因是生前已經耗盡了人體的所有養分。

2013年5月，筆者在香港觀看了謝貽卉導演的記錄片《大堡小勞教》。這部記錄片通過走訪倖存者，還原了當年沙坪農場大堡少年勞教犯分部的飢餓史。

1957年末，四川省仿效蘇聯模式，對輕微違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實行勞動教養。次年五、六千名十幾歲的孩子出現在峨邊沙坪農場，最小者只有9歲。

這些孩子的任務是在海拔兩千米的山地上開荒，自給自足。由於土地荒寒，「勞動教養」的前景破滅，開荒變成末日晚餐，死神隨之降臨。

據當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未成年勞教犯。荒謬的是，「小勞教」中有些是家長迷信蘇聯電影《教育的詩篇》，強烈要求把不聽話的孩子送來由國家管教的。

飢餓降臨之時，她們前來要求接回孩子卻遭到拒絕，這些孩子以後全部餓死。1961年大堡作業區崩潰，瀕死的孩子被戰士背下山。

由於死人太多，沙坪農場場長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與在筑路支隊涉嫌「反革命集團案」被判刑的鐵流身處同一囚室。

鐵流回憶，梁對此並無愧色，稱身為共產黨員和公安干警，執行上級指示是天職，「餓死人與否與我何干?」

和成人一樣，從死亡線上逃生的「小勞教」們並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場就業」，直到1970年代由於人滿為患逐批遣返，從事底層勞役。

在無名右派和「小勞教」的屍骨上，沙坪農場轉產種植了茶樹，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搬遷至四川眉山。

在峨邊縣的政府網站上，找不到任何關於沙坪勞教營的記載。

2008年，《眉山日報》刊登了一篇報導，記者與沙坪勞教所黨委書記、所長一起「重訪沙坪」，該報導提到了「搬遷後異常寂寞的所部辦公區的瓦片上，已經長滿厚厚的綠色苔蘚」，卻只忙於記敘「三代勞教人」艱苦卓絕、「再創輝煌」的事跡，沒有一個字提到比苔蘚更卑微的勞教人員的血汗和性命。

該報導還透露，2008年的沙坪勞教所「是全國最大的勞動教養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勞動教養基地」，並且經營形式良好。

數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屍骨，或許終於為勞教營提供了足夠的肥料。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寧的路上，火車坐了3天2夜，陸錦碧的腳腫了。這位長在紅旗下的華東政法學院青年教師，因為響應系黨支部號召提意見而戴上「右派」帽子，被發配到遙遠的青海，在西寧郊外的工廠裡勞動改造，由於表現好三年後「摘帽」。

但這只是幻景。由於當了著名法學家楊兆龍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陸錦碧被重新「戴帽」，判處勞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連山下的八寶農場。

八寶農場建立於1957年，專門關押右派和其它勞教分子。

陸錦碧回憶，農場高峰時期有1萬多人。農場緊鄰祁連山下，海拔達到近3000米，嚴重缺氧，夏天沙塵暴，冬天氣溫接近零下30度。場區沒有警衛，因為地處荒涼，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連山，有似當年紅軍西路軍失敗後的逃亡。

陸錦碧來到農場，看到20幾個鋸掉雙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凍掉。

在山崗上，陸錦碧清晰地看到了幾年前飢荒的後果。「亂石下面，一個坑接一個坑，每個坑裡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屍骸，是一對下放幹部夫婦、李富春和羅瑞卿秘書的墳墓。

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為下放而自殺的「戴帽」幹部，「右派管理右派」，來到這裡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質。

據原青海省公安廳幹部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一文記載，三年飢荒中青海勞教人員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份子，1000多人是女性。

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000餘人，佔總數16萬人的30%。杜甫筆下「古來白骨無人收」的青海湖，疊壓了新的白骨。

由於沒有食物，大量勞改勞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大陸，自謀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陸錦碧在自製半導體中聽到，倖存者在港台電臺中講述「十萬愛國誌士，困守祁連山下」。

陸錦碧在八寶農場期間，冬天雪太大，壓垮了一座女勞教人員住的草棚子，棚子裡的19人全部身亡。這些女勞教大多原是中學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運動中，她們因為所謂「跳黑燈舞會、貼面舞」被送至青海勞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寶農場被撤銷，陸錦碧和難友們一路西遷，直至柴達木盆底邊緣、崑崙山腳下的伊克高裡農場，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鹽鹼，像鏡子一樣反光，鹼蓬是少數僅有的綠色。農場原址是一處河南移民生產隊，隊員都在大飢荒中餓死和逃亡。

1969年，陸錦碧的妻子楊黎明帶女兒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場的便車到了農場，又乘坐馬車才到了分場，氣溫低至零下20多度，當晚女兒就因為高山反應差點喪命。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黃麻根取暖，拉大車歸來，讓楊黎明想到了《伏爾加河上的縴夫》。

在這片或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勞教營裡，陸錦碧因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險些被處決，九死一生，文革之後才回到上海。

八寶農場或伊克高裡遠不是青海僅有的勞教營。據《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當時青海的勞改勞教農場共達32個，畜牧場23個。以青海湖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農場(下轄五個分場，管理5萬犯人。

德令哈這個聽來富於詩意的名字，當時卻是嚴寒、沙塵暴和刑罰的同義詞（有犯人被沙塵暴吹至失蹤)。格爾木農場、香日德農場、諾木洪農場、哇玉香卡農場、查查香卡農場、馬海農場;海北有浩門農場、青海湖農場和八寶農場;海南有曲溝農場、塘格木農場(文革學生領袖蒯大富、韓愛晶以後曾關押在此)、巴倉農場、吳堡灣農場、新哲農場;海東有甘都農場。

農場的總面積達到耕地總面積的23%，監獄系統向國家交售的「愛國糧」，佔全省統購糧的接近四分之一。

環繞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勞動營。由於中央「移民戍邊」的意圖，大量出身不好的農民和水庫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視的「盲流」遷徙至此，構成龐大的罪人群體。

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回憶，青海一時成了「監獄」的代名詞。《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僅大躍進後的三年，青海就調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勞教人員從外地送來，分散在各個勞動營裡，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形容，整個青海省幾乎成了一座大監獄。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區勞改勞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區。據說當時上海和江、浙一帶的老百姓，在哄嚇孩子時，總是說：「再鬧，再鬧就送你到青海!」

遣送過程一直持續，陸錦碧在青海就擔任了後來者的生產組長。到文革結束後遣送仍未終止，且犯人刑滿後一律不許回上海。《上海監獄志》記載，1965年上海市第一勞改隊整體搬遷至青海。

文革後期，打群架入獄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獄友一批坐悶罐子棚車被遣送到西寧服刑，戶口也遷出上海，落戶青海，陸錦碧擔任他們的生產大隊長。

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滿，得益於公安部長趙蒼璧「犯人哪來哪去」的講話，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嚴打」中，落戶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復，成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後，上海還向青海調犯2400餘人。

2013年，筆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個商人曾經無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勞改勞教人員檔案材料，笑蜀目擊「裝滿了一個保險櫃」。這些材料足夠寫出一本紮實的青海勞改史，但後來被有關部門沒收了。

眼下關於青海勞動營的歷史，只有《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這本不到200頁的薄薄小書，和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

2013年初，北京東北郊的一座養老院裡，曾經的「右派」周培桐寂寞離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癱瘓臥床，身上插著一個尿導管，忍受一陣陣的抽筋和搔癢。

周培桐原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生，因「小說反領導」打成右派，發配青海八寶農場運輸隊。

農場的水源來自於祁連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運水途中，水車翻倒壓傷了周培桐的雙腿，數十年後發病。

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燒鍋爐，只有過短暫的婚姻，晚年和燒鍋爐時的同伴相依為命，臨終時孑然一身，在勞教生涯中的譯著也沒有機會出版。

尾聲

勞教制度在「肅反」、「反右」中面世後的半個多世紀，應運而生和消失了難以計數的勞教(動)營。以上列舉「五大勞教營」，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綱挈領，並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勞教營遍地。內蒙、寧夏、新疆等「老少邊窮」地帶，都是大宗流放的去處，其中也包括「革命聖地」延安。

在三年飢荒年代，這些地方無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飢餓，成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肅的會寧、四川的長壽湖、湖北的神農架、雲南的大理。

此外，還包括像鐵流所在的筑路支隊和治淮支隊、甘肅的引洮工地這樣的「流動勞改營」，在飢餓和繁重的勞動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筆者見聞所及，在上海市勞改勞教系統下，即有以關押勞教犯人為主的白茅嶺農場，1958年劃歸上海，直到1973年改為監獄勞改場所。

僅在1959至1964五年間，農場普查肺結核22877人次，累計發現2657例，查腸寄生蟲人數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勞教容量可見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勞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屬的另一個勞動基地是江蘇北部，被犯人稱為「蘇北利亞」，比之於俄羅斯和蘇聯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亞。「蘇北利亞」以近海的鹽鹼地為中心，建立了大豐農場等多個基地，從解放初就開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勞改犯的另一大去處，根據《上海監獄志》記載，前後共有8萬餘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後，蘇北勞改犯中增添了勞教的右派身影，還曾成立獨立的右派支隊，著有回憶錄《蘇北利亞》的於疆即是其中一份子。

「蘇北利亞」官方名稱為上海農場，直屬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為全國大型勞改單位，關押上萬名犯人。1981年9月撤銷第一勞改總隊建制，改為上海市第一勞動教養所，直到眼下才結束歷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勞改勞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處，僅上海市監獄系統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數百名女犯。文革後仍調犯12000餘人。

中國人民大學的「右派」學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農場度過了20個春秋，勞動營緊鄰塔克拉瑪干沙漠，住地窩子，開大溝排鹼水種棉花，勞動無休無止。

三年飢荒期間甘粹目睹了附近一個勞動連隊全部餓死，甘粹本人靠親友接濟和「耍死狗」倖存下來。

位於遼寧瀋陽郊外的馬三家教養院，是遼寧最大的勞教營，由數座勞教院組成，佔地近3萬畝。根據《院志》記載，從1957至1995年共勞教近10萬人，其中女性1萬餘人。這本《院志》少有地記載了三年飢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筆者來到這座勞教城時，仍感蕭條肅殺，50餘年堆積的歷史堅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勞改系統除了興凱湖和清河兩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擁有大興團河和天堂河勞教農場，以及南口的勞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來勞教制度廢除。團河農場在大飢荒的後期，充當了右派份子瀕死者救濟站的任務，張元勛和譚天榮都曾轉移到此地休養。

此外南口農場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動學生」，學者王學泰即曾在此勞改。文革後北京市還恢復了對於黑龍江齊齊哈爾雙河勞教農場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銷。

中國的勞改營制度傳承於蘇聯，勞教則是本土獨創，二者長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勞教所才劃歸司法局。因而在數十年中，勞改營和勞教營難以區分，只有局部的差異。

可嘆的是，在社會主義理想中被視為「神聖」的勞動，現實中成為不折不扣的懲罰，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

勞教營淪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還在發生超強勞動和「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醜聞，對外界則諱莫如深。真實只保留在歷盡磨難的親歷者心中，和死亡與遺忘賽跑。

此番中央廢除勞教，勞教營的喧囂也歸於沉寂，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但它們的氣息仍在，基因猶存。

蘇聯勞改營的創立者列寧曾說，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更真實的說法則是，忘記過去意味著重來。

夾邊溝、興凱湖、清河茶澱、峨邊沙坪、青海湖…… 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後，是無數受難者的墓誌。

如果我們握不住勞教營亡魂的青煙，至少記住這些地名，以免它們重來。

（寫於2013年年末）

註：訪談人物：

司繼才，2009年，2011年，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