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13日訊】題記：那是一座自然監獄，埋葬生命與愛情的地方，一遍白骨，處處墓墳。而今它己不復存在，從人們記憶中消失。是歷史的進步，還是對罪惡的封殺？
四川樂山市峨邊縣沙坪勞改農場，位於成都西南300公里，這裡一年四季氣候惡劣，陰風怒號，霜劍冰刀，野獸橫行。它前有波濤洶湧的大渡河，後有800里莽莽的原始森林，是座天造地設的監獄，關押在這裡的人，縱有雙翅也逃不出這險惡的鬼門關。150多年前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軍西征至此，也未逾越此天險，鬧過全軍覆沒，拆戟沉沙，留下纍纍白骨。
四川峨邊沙坪勞改農場
1957年的反右鬥爭，四川省在毛澤東親信李井泉的領導下共揪出右派64724人（見《當代回川省簡史》，實際全省不少余12萬右派僅「草木篇」一事就高達萬人），其中柀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的至少有六七萬人之多。怎麼解決這些「階級敵人」的吃飯穿衣問題？重修監獄吧，耗時，耗工，且時間不允許；放在城裡工廠吧，難以管理。最好的辦法是不花錢，又省事省力，那就是擴充原有的勞改農場。
據後來得知的消息，在1957年8月末四川省公安廳召開的一次議事日程會議，省勞改局一位主事的頭頭說：「 這還不好解決，四川有的是荒山荒地，辦它幾個像雷馬坪一樣的農場，沒說四、五萬，就是幾十萬人也能安置得下來。」會議後不幾天，省勞改局立即派出局辦秘書李志昂、趙功兩位幹員，去到四川偏遠地區的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等縣進行實地勘察，最後選定了這個不足五百多名犯人生養的峨邊沙坪勞改農場。
這裡地廣人稀，到處是荒山野坡，前有天塹大渡河，後有無邊無際的原始森林，風雪迷漫，道路崎嶇，與世隔絕，不通魏晉，四周住戶多是彞胞，風俗各異，情感難容。
自1957年10月起，源源不斷的右派教授.教師、作家、畫家、詩人、記者、工程師、律師、技術員、幹部、軍官，從四川各地（主要是成渝兩市）在槍桿子的押解下，送來這裡「脫胎換骨，改造思想」。想不到半年後那兩位勘察定點廣的李、趙先生，也成為右派來到自己精心選定的「寶地」、與眾多流放囚徒一起，共同享受這大自然的「美景」，應了中國民間一句俗話：「木匠作枷，自作自受。我是欽點「右派」，自然享此「殊榮」。
記得1956年我讀過印度作家錢拉•菲德甫寫的1942年孟加拉大荒的小說《飢餓》。
結尾時有這麼一段震憾心靈的話：「飢餓，可怕的飢餓。1942年孟加拉的大飢餓，不僅奪去幾萬條孟加拉人的生命，還改變了孟加拉人固有的傳統與性格，母親不再愛兒子，子女不再孝敬父母。飢餓，可怕的飢餓，它把孟加拉人變成了沒有良知的野獸……」當時，我以為作家誇大其辭，故弄玄虛，現在面臨飢餓才深深明白它的真實所在。
全國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是指的1959年至1961年，而我們所面臨的飢餓卻早在此一年的1958年。多少年來我都在思考，到底為什麼共產黨不給我們飽飯吃，要活活拆騰我們？最後的答案是：毛澤東天生的性格就是仇恨有頭腦有思想的知識份子，仇恨有才華而又敢於說真話的右派，容不得任何人對他的政策有歧義和說三道四，如有，非得想盡一切辦法來殺滅。
怎樣來殺滅？推上刑場拋屍曠野太扎眼，最好的辦法是殺人不見血歸罪於自然界的新陳代謝，就是飢鋨！這是一種非常巧妙的看不見血的消滅，故不愧為一代「偉人」，不然何以稱為人類社會幾千年幾萬年才出現的「天才」。
坪農場的飢餓來得太突然。一天，事務長「趙邊花」（據說他的左眼是玩槍走火迸瞎的）突然向我們宣布說：「糧食吃超了標準，從明天起要按國家定量執行。」其實這之前的「超標」也不過是維持生命的半飽，現在按「定量」吃又是吃多少呢？大家沒有鬧明白，到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才發現擺在壩子裡的四個盛包谷糊糊的大黃桶全變成了包谷湯湯。它清澈見底，映樹照天，盛在碗裡上可見「四海翻騰雲水怒」，下可觀「五洲震盪風雷激」，倒在石板上狗也追不上，真是名符其實的「快餐」啊！
有個不怕死敢說真話的陳某，原是重慶空壓廠的一個技術工人，因對工資不滿，常去糾纏廠長書記，「反右」中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開除公職送來勞教。現過上這種非人生活更為不滿，由不得叫喊出：「這哪是改造人，是活活折騰人，喝這樣的水水湯湯怎麼去幹活？」當場埃了事務長一耳光，晚上全中隊立即召開批判鬥爭大會，說他誣蔑攻擊國家糧食政策，繼續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是嚴重的重新犯罪行為。。好在那時批判鬥爭會還講點文明禮貌，不輕易動手打人捆人，陳也就沒吃什麼大虧，只要認個錯便草草收兵。
批判了批判，鬥爭了鬥爭。俗話說「人是鐵，飯是鋼，一天不吃餓得慌。」每天到開飯（應該叫「開水」）時間，盛滿苞谷湯的四個大木黃桶，在壩子裡一字兒排開，四個大組每組一個黃桶，同學們拿著臉盆（惟怕包谷湯外泄，都將飯碗換成臉盆）依次排成長龍，走到掌杓的大組長面前像乞丐似的舉起臉盆，接上一瓢便倉惶離去。但你若要接第二瓢，必須清空碗裡的殘湯剩水，否則白瞪眼。生命有驚人的適應能力，大家很快訓練出一種特殊的吃飯（應叫喝飯）技巧，一不用筷，二不怕燙，三是邊走邊吹冷氣邊喝。由此一來，飯場變成戰場，四處一遍「呼哧呼哧」吹氣聲，喝飯聲，應了「偉人」千古絕唱：「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當大組長手上鉄杓再舀不上苞谷湯湯時，人們蜂湧而上圍著黃桶爭搶，有的用手摳，有的用杓刮，有的用指頭醮，有的用舌根舔，你擠我我推你，不停地往嘴裡送。只見帽子與圍脖齊飛，嘴唇共包谷一色，胸襟上湯湯一遍，兩隻眼不停搜索殘粒。
誰還有尊嚴？誰有斯文？餐畢省了洗碗工序，那靈巧的舌頭比擦布好用，莫說不會溜掉一顆糧食，就連塵灰般的星點糧沫也逃不過舌尖的搜查席捲。此時，我們才真正懂得了斯大林說過的一句話：「糧食是寶中之寶。」吃這樣一點點吊命的糧食，每天卻要去完成７５平方米的開荒任務，７５平方米是多大一遍啊！挖不上幾鋤頭就是一把尿，幾把尿一衝肚皮就空空了。這兩瓢包谷湯湯怎能支撐熱能的付出，填飽肚皮成了每天首要問題。
我們天天盼，夜夜想，何時何日能吃上一頓飽飯？距１９５８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還有五六天了，以為到了節日能吃上兩碗稠稠的包谷羹羹，以解難熬的肚餓。但沒有盼到包谷羹羹，卻盼來大批和我們一樣飢餓的名人，他們是重慶著名作家劉盛亞、西南美協副主席汪子美、中共重慶宣傳部副部長王匡時、西南師範大學講師、歸國學子董時光。
其中劉盛亞、董時光竟編入我們一大組。他們是從三根橋中隊調來的，據說那裡比我們白夾林中隊冷，氣候更惡劣。
其中劉盛亞先生早在1953年就知其大名，因重慶作協主辦的刊物《西南文藝》常發表我的短篇小說，作為作者每期有惠贈刊物。他寫的小說《再生記》正猛遭棍子們的狂打，說它是一篇有害的小說，全書充滿小資產階級情調，模糊敵我界限，歪曲階級鬥爭，醜化了人民群眾形象，違背了毛主席的《氣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方針。
相關歷史資料對他有如下介紹：19歲時留學德國，爾後成為作家。在法西斯猖獗歐洲，中國人還不知什麼是法西斯時，他就以一部《在5字旗下》的記實散文向國人敘述善良的人民在法西斯極權專制下的悲慘命運。剛20出頭就躋身於羅曼羅蘭與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納粹作家行列，而且還是中國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學作品。
劉盛亞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登上中國文壇，不僅高舉人道主義旗幟，還以襟懷人類文化前景的高起點，有別於那些吟風詠月的文人。他也是當年的海歸派人物了，與今日歸來的留學生不同，他是在民族危亡的七七事變後，放棄歐洲的優裕生活，同許多愛國的熱血青年一起共赴國難。
當時歐戰尚未開始，抗日烽火剛剛燃遍華北華東。他回國後即被聘為四川大學教授，時年不足二十六歲。迫於戰爭形勢，川大遷往峨眉山，武漢大學遷樂山，他又受聘於武大。中國教育史中年輕教授不少，著名的如梁宗岱先生，他執教西南聯大也是27歲，散文家梁遇春先生也是27歲即任北京大學教授。
相比之下劉盛亞更屬少年俊彥，他既授文學又授德語，還以專長的戲劇授教於省立四川劇校。華北平原失守後，京滬與歐美的精英彙集於四川，留美歸來的戲劇家余上沅先生在江安主辦國立劇專，今日還健在的電影名導演謝晉即出自此校。
五四運動以來即從事話劇運動的熊佛西先生又在郫縣主辦省立劇校，劉盛亞在此校教授戲劇，與肖錫荃、侯楓這些活躍四川劇壇數十年的名導演共事。後來脫穎而出的青年劇作家劉滄浪就是他的學生。那時，在江安國立劇專執教的吳祖光也很年輕，與劉盛亞共譽為少年天才，吳祖光稱北方神童，劉盛亞讚為南方神童。
1950年以後劉盛亞進了單位，從西南文聯再到重慶文聯，他的教授、作家、總編輯、主編等職務都沒有了，成了專業創作員。憑他不凡的資歷、學識修養、業績與聲望，應是重慶文聯的招牌作家了，卻受到一些自詡為革命作家的歧視與排擠，雖然這類人不過是中學生，他們認為你劉盛亞只不過就是僅僅出國留了一下學，喝了一點海水而已，這豈能和我喝過延水的相比。喝的海水是資產階級的，喝的延水才是無產階級的，這就是劉盛亞被這類人打成右派最早的思想定性了（此段材料文字引自曾伯炎先生文章，作者稍作修飾）。
劉盛亞先生和我曽有一面之交，那是1957年5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之邀，以高級知識份子身份來成都參加「整風鳴放」座談會。他身著呢料制服，腳蹬發亮皮鞋，滿臉紅光，風度翩翩，行事矝持，一副大作家派頭。想不到十個月後相聚沙坪白夾林中隊時，竟一臉晦氣，滿嘴胡碴，兩眼無神，顯得有點呆滯。
他穿著一身舊棉制服，腰上繫著一條皮帶，頭上戴著一頂毛線帽，胸襟上全是包谷湯湯的殘跡。他大約年長我十多歲，是個大塊頭人，易於激動和坦露感情，但沒有什麼力氣，不能承受擔糞施肥等重活。他所在的大組長還算有點良心，專門安排他去守看播種在地裡的包谷。
他每天戴著斗笠，披著簑衣，手拿一根系有布條的長竿，在地埂上走去走來趕麻雀驅老鴰，嘴裡總是不停地吆吼著「鳴鳴——鳴鳴……」遠看去就像草扎的稻草人。誰能相信他就是當年反法西斯名震華夏的大作家？
一天，四下無人，他悄聲問我：「曉楓，你餓不餓？」我苦苦一笑道：「劉老師，誰不餓啊！可有什麼辦法呢！」他低低地嘆口氣，抹去流在嘴上長長的清鼻涕，極其悲觀絕望地說：「你年輕扛得出來，我看來會死在這裡。曉楓呀！又冷又餓日子真的難過啊！」我道：「你怎麼不寫信向家裡要點吃的東西？」他搖著頭，無可明狀地說：「這信該怎麼寫呀？我能說農場吃不飽，這不是又在攻擊黨和政府嗎！」我聽後幾乎叫起來：「劉老師呀，這是什麼時候了，你還顧慮這麼多，快向家裡寫信吧。」 但他沒有寫，一直沒有寫，每天就樣抱著肚子承受飢餓的煞煎。
我出於同類相憐，一次偷偷將家裡寄來的丁點豬油分了一些給他，開初他說什麼也不要，在我再三強送下他才收受。他接過豬油，兩手激動得發顫，聲音近似在哭地說：「曉楓，你送我的不是豬油是救命的血呀！我一輩子不會忘記你。」我不好意思道：「劉老師，我們現在是同經患難的難友，今後回到單位在寫作上求你多指教指教。」他一臉迷茫，沒一點信心，喃喃道：「不知有沒有那一天？」我發現飢餓已奪走了他的人生希望，那顆心已經死了。
後來他家裡得知一點情況，寄來的兩大瓶酵母片，他竟一次把它全部（1000片）吞下，後果可想而知。不久，他一身腫得發亮，快死前急送到農場醫院急救，半路上就「脫胎換骨」提前解教「摘帽」了。死後沒棺材斂收遺體，也沒有屬於自已單個兒的墳場，幾十個幾百個合葬在一起。１９７９年獲得「改正」，生者為他舉辦追悼會時，多次去沙坪覓尋遺骸，面對大片白骨，難辯誰是親人？為此，骨灰盒裡只好放下他生前寫文章所用的那只派克鋼筆，伴著他靈魂的安息。
董時光是西南師範學院的講師，有弟兄三個，大哥董時恆、二哥董時進，他居三，1948年大學畢業後去美國西海岸深造。中共建政後，他對共產黨頂禮謨拜，經常在學校宣傳馬列主義和新中國的巨大發展變化，成為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注意對象，視為共產主義狂熱分子，1955年被驅除出境。在他和一大批學子取道香港回到北京那天，周恩來還親自到機場迎接，並一一與他們握手言歡。周恩來見著他的第一句話：「董先生，祖國人民歡迎您！我們共產黨歡迎您！歡迎您們回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後來他被分配到西師教育系任教。由於所接受不同的教育和理念的不一致，在工作上常和院長黨委書記等領導人發生矛盾。1957年「整風鳴放」中，院黨委多次邀請他向黨提意見，就如何改進教育事業希望他建言。他懷著熱愛共產黨的激情，把美國先進的教育制度毫無保留地提了出來。
接著，《重慶日報》又邀請他將發言寫成文章，他毫無顧地寫了一大版，中心意思是「教育應由專家學者管理，黨委不要干預太多」。為此被定為「極右」分子，學院鬥，報上批，但他堅不承認自已有錯有罪，甚至說：「我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就不會萬里迢迢離開美國回到中國來，美國聯邦調查局就不會說我是親共的危險分子。
你們請我提意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現在有罪了，共產黨不是出爾反爾嗎？要說我有罪，首先是你們有罪！你們西師黨委是教唆犯！」他正義直言，鏗鏘有力的辯解並未逃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的處理，1958年1月和我一來到了沙坪農場。在嚴酷的飢餓面前，他和許多老右一樣也成了一條覓食的「野獸」。
他個子精瘦矮小，鼻樑上架副深度的近視眼鏡，身上還穿著質地很好的美式服裝，走路老低著頭，沉默少言，好像在思考著什麼。他也比我長七八歲，勞動上體力不支，但胃口特好。
據說他送來勞教時帶有不少錢，可很少見他買東西吃，不知是出於節儉還是怕露富，但在搶飯上卻又一馬當先。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飯，他都用指頭去刮黃桶裡殘留下來的星點米漿，要不把洗碗缸裡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許帶糊狀的泔水取來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問他：「董時光，包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極了！比美國麵包還好吃。」干警不知這是有力的回擊與控訴，反視為取樂的趣頭。可恥！可痛！
由於飢餓，由於折磨，由於人與人之間缺少溫暖與關懷，似乎大家都變得很惡，成了一條條以食為目的豺狼。在這殘酷惡劣的境況下，一些難友竟去偷竊別人隨身攜帶的錢和糧票，或家裡寄來的吃食，真叫防不勝防。
於是，有錢糧的人將它縫製在衣服中，有吃食的人出工背在身上。董時光也是將所帶來的錢縫製在貼身的棉背心裏，一夜也被竊去幾十元，害得大家相互懷疑了好幾天。自此，睡覺時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失竊的危險，但並未免去死亡的厄運。由於飢餓時間太長，腸子變得越來越細。
有一天他遇上一位老鄉，便將一件上等呢料衣物拿去換了三斤干牛肉，竟一口氣吃完，造成腸梗阻致死。悲哉！
中國的知識精英啊！誰叫你們要離開「水深火熱」的資本主義國家，來到社會主義的「人間天堂」，享受共產特有的「幸福」，不死你死誰？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兩位兄長董時恆、董時進均是右派，僅比他慶幸一點的是沒有死在勞改隊而已。我沒有餓死在這裡，是因為調到「４１５」勞教筑路支隊修鐵路去了，所以才有「右派生命不如狗」的下篇文章。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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