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13日讯】题记：那是一座自然监狱，埋葬生命与爱情的地方，一遍白骨，处处墓坟。而今它己不复存在，从人们记忆中消失。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对罪恶的封杀？
四川乐山市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位于成都西南300公里，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阴风怒号，霜剑冰刀，野兽横行。它前有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有800里莽莽的原始森林，是座天造地设的监狱，关押在这里的人，纵有双翅也逃不出这险恶的鬼门关。150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西征至此，也未逾越此天险，闹过全军覆没，拆戟沉沙，留下累累白骨。
四川峨边沙坪劳改农场
1957年的反右斗争，四川省在毛泽东亲信李井泉的领导下共揪出右派64724人（见《当代回川省简史》，实际全省不少余12万右派仅“草木篇”一事就高达万人），其中柀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至少有六七万人之多。怎么解决这些“阶级敌人”的吃饭穿衣问题？重修监狱吧，耗时，耗工，且时间不允许；放在城里工厂吧，难以管理。最好的办法是不花钱，又省事省力，那就是扩充原有的劳改农场。
据后来得知的消息，在1957年8月末四川省公安厅召开的一次议事日程会议，省劳改局一位主事的头头说：“ 这还不好解决，四川有的是荒山荒地，办它几个像雷马坪一样的农场，没说四、五万，就是几十万人也能安置得下来。”会议后不几天，省劳改局立即派出局办秘书李志昂、赵功两位干员，去到四川偏远地区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实地勘察，最后选定了这个不足五百多名犯人生养的峨边沙坪劳改农场。
这里地广人稀，到处是荒山野坡，前有天堑大渡河，后有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风雪迷漫，道路崎岖，与世隔绝，不通魏晋，四周住户多是彝胞，风俗各异，情感难容。
自1957年10月起，源源不断的右派教授.教师、作家、画家、诗人、记者、工程师、律师、技术员、干部、军官，从四川各地（主要是成渝两市）在枪杆子的押解下，送来这里“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想不到半年后那两位勘察定点广的李、赵先生，也成为右派来到自己精心选定的“宝地”、与众多流放囚徒一起，共同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应了中国民间一句俗话：“木匠作枷，自作自受。我是钦点“右派”，自然享此“殊荣”。
记得1956年我读过印度作家钱拉•菲德甫写的1942年孟加拉大荒的小说《饥饿》。
结尾时有这么一段震憾心灵的话：“饥饿，可怕的饥饿。1942年孟加拉的大饥饿，不仅夺去几万条孟加拉人的生命，还改变了孟加拉人固有的传统与性格，母亲不再爱儿子，子女不再孝敬父母。饥饿，可怕的饥饿，它把孟加拉人变成了没有良知的野兽……”当时，我以为作家夸大其辞，故弄玄虚，现在面临饥饿才深深明白它的真实所在。
全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的1959年至1961年，而我们所面临的饥饿却早在此一年的1958年。多少年来我都在思考，到底为什么共产党不给我们饱饭吃，要活活拆腾我们？最后的答案是：毛泽东天生的性格就是仇恨有头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仇恨有才华而又敢于说真话的右派，容不得任何人对他的政策有歧义和说三道四，如有，非得想尽一切办法来杀灭。
怎样来杀灭？推上刑场抛尸旷野太扎眼，最好的办法是杀人不见血归罪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就是饥锇！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看不见血的消灭，故不愧为一代“伟人”，不然何以称为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年才出现的“天才”。
坪农场的饥饿来得太突然。一天，事务长“赵边花”（据说他的左眼是玩枪走火迸瞎的）突然向我们宣布说：“粮食吃超了标准，从明天起要按国家定量执行。”其实这之前的“超标”也不过是维持生命的半饱，现在按“定量”吃又是吃多少呢？大家没有闹明白，到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才发现摆在坝子里的四个盛包谷糊糊的大黄桶全变成了包谷汤汤。它清澈见底，映树照天，盛在碗里上可见“四海翻腾云水怒”，下可观“五洲震荡风雷激”，倒在石板上狗也追不上，真是名符其实的“快餐”啊！
有个不怕死敢说真话的陈某，原是重庆空压厂的一个技术工人，因对工资不满，常去纠缠厂长书记，“反右”中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送来劳教。现过上这种非人生活更为不满，由不得叫喊出：“这哪是改造人，是活活折腾人，喝這样的水水汤汤怎么去干活？”当场埃了事务长一耳光，晚上全中队立即召开批判斗争大会，说他诬蔑攻击国家粮食政策，继续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是严重的重新犯罪行为。。好在那时批判斗争会还讲点文明礼貌，不轻易动手打人捆人，陈也就没吃什么大亏，只要认个错便草草收兵。
批判了批判，斗争了斗争。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每天到开饭（应该叫“开水”）时间，盛满苞谷汤的四个大木黄桶，在坝子里一字儿排开，四个大组每组一个黄桶，同学们拿着脸盆（惟怕包谷汤外泄，都将饭碗换成脸盆）依次排成长龙，走到掌勺的大组长面前像乞丐似的举起脸盆，接上一瓢便仓惶离去。但你若要接第二瓢，必须清空碗里的残汤剩水，否则白瞪眼。生命有惊人的适应能力，大家很快训练出一种特殊的吃饭（应叫喝饭）技巧，一不用筷，二不怕烫，三是边走边吹冷气边喝。由此一来，饭场变成战场，四处一遍“呼哧呼哧”吹气声，喝饭声，应了“伟人”千古绝唱：“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当大组長手上鉄勺再舀不上苞谷汤汤时，人们蜂涌而上围着黄桶争抢，有的用手抠，有的用勺刮，有的用指头醮，有的用舌根舔，你挤我我推你，不停地往嘴里送。只见帽子与围脖齐飞，嘴唇共包谷一色，胸襟上汤汤一遍，两只眼不停搜索残粒。
谁还有尊严？谁有斯文？餐毕省了洗碗工序，那灵巧的舌头比擦布好用，莫说不会溜掉一颗粮食，就连尘灰般的星点粮沫也逃不过舌尖的搜查席卷。此时，我们才真正懂得了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粮食是宝中之宝。”吃这样一点点吊命的粮食，每天却要去完成７５平方米的开荒任务，７５平方米是多大一遍啊！挖不上几锄头就是一把尿，几把尿一冲肚皮就空空了。这两瓢包谷汤汤怎能支撑热能的付出，填饱肚皮成了每天首要问题。
我们天天盼，夜夜想，何时何日能吃上一顿饱饭？距１９５８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还有五六天了，以为到了节日能吃上两碗稠稠的包谷羹羹，以解难熬的肚饿。但没有盼到包谷羹羹，却盼来大批和我们一样饥饿的名人，他们是重庆著名作家刘盛亚、西南美协副主席汪子美、中共重庆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西南师范大学讲师、归国学子董时光。
其中刘盛亚、董时光竟编入我们一大组。他们是从三根桥中队调来的，据说那里比我们白夹林中队冷，气候更恶劣。
其中刘盛亚先生早在1953年就知其大名，因重庆作协主办的刊物《西南文艺》常发表我的短篇小说，作为作者每期有惠赠刊物。他写的小说《再生记》正猛遭棍子们的狂打，说它是一篇有害的小说，全书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模糊敌我界限，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了人民群众形象，违背了毛主席的《气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方针。
相关历史资料对他有如下介绍：19岁时留学德国，尔后成为作家。在法西斯猖獗欧洲，中国人还不知什么是法西斯时，他就以一部《在5字旗下》的记实散文向国人叙述善良的人民在法西斯极权专制下的悲惨命运。刚20出头就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而且还是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
刘盛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登上中国文坛，不仅高举人道主义旗帜，还以襟怀人类文化前景的高起点，有别于那些吟风咏月的文人。他也是当年的海归派人物了，与今日归来的留学生不同，他是在民族危亡的七七事变后，放弃欧洲的优裕生活，同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起共赴国难。
当时欧战尚未开始，抗日烽火刚刚燃遍华北华东。他回国后即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时年不足二十六岁。迫于战争形势，川大迁往峨眉山，武汉大学迁乐山，他又受聘于武大。中国教育史中年轻教授不少，著名的如梁宗岱先生，他执教西南联大也是27岁，散文家梁遇春先生也是27岁即任北京大学教授。
相比之下刘盛亚更属少年俊彦，他既授文学又授德语，还以专长的戏剧授教于省立四川剧校。华北平原失守后，京沪与欧美的精英汇集于四川，留美归来的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在江安主办国立剧专，今日还健在的电影名导演谢晋即出自此校。
五四运动以来即从事话剧运动的熊佛西先生又在郫县主办省立剧校，刘盛亚在此校教授戏剧，与肖锡荃、侯枫这些活跃四川剧坛数十年的名导演共事。后来脱颖而出的青年剧作家刘沧浪就是他的学生。那时，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也很年轻，与刘盛亚共誉为少年天才，吴祖光称北方神童，刘盛亚赞为南方神童。
1950年以后刘盛亚进了单位，从西南文联再到重庆文联，他的教授、作家、总编辑、主编等职务都没有了，成了专业创作员。凭他不凡的资历、学识修养、业绩与声望，应是重庆文联的招牌作家了，却受到一些自诩为革命作家的歧视与排挤，虽然这类人不过是中学生，他们认为你刘盛亚只不过就是仅仅出国留了一下学，喝了一点海水而已，这岂能和我喝过延水的相比。喝的海水是资产阶级的，喝的延水才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刘盛亚被这类人打成右派最早的思想定性了（此段材料文字引自曾伯炎先生文章，作者稍作修饰）。
刘盛亚先生和我曽有一面之交，那是1957年5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之邀，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来成都参加“整风鸣放”座谈会。他身着呢料制服，脚蹬发亮皮鞋，满脸红光，风度翩翩，行事矝持，一副大作家派头。想不到十个月后相聚沙坪白夹林中队时，竟一脸晦气，满嘴胡碴，两眼无神，显得有点呆滞。
他穿着一身旧棉制服，腰上系着一条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胸襟上全是包谷汤汤的残迹。他大约年长我十多岁，是个大块头人，易于激动和坦露感情，但没有什么力气，不能承受担粪施肥等重活。他所在的大组长还算有点良心，专门安排他去守看播种在地里的包谷。
他每天戴着斗笠，披着簑衣，手拿一根系有布条的长竿，在地埂上走去走来赶麻雀驱老鸹，嘴里总是不停地吆吼着“鸣鸣——鸣鸣……”远看去就像草扎的稻草人。谁能相信他就是当年反法西斯名震华夏的大作家？
一天，四下无人，他悄声问我：“晓枫，你饿不饿？”我苦苦一笑道：“刘老师，谁不饿啊！可有什么办法呢！”他低低地叹口气，抹去流在嘴上长长的清鼻涕，极其悲观绝望地说：“你年轻扛得出来，我看来会死在这里。晓枫呀！又冷又餓日子真的难过啊！”我道：“你怎么不写信向家里要点吃的东西？”他摇着头，无可明状地说：“这信该怎么写呀？我能说农场吃不饱，这不是又在攻击党和政府吗！”我听后几乎叫起来：“刘老师呀，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虑这么多，快向家里写信吧。” 但他没有写，一直没有写，每天就样抱着肚子承受饥饿的煞煎。
我出于同类相怜，一次偷偷将家里寄来的丁点猪油分了一些给他，开初他说什么也不要，在我再三强送下他才收受。他接过猪油，两手激动得发颤，声音近似在哭地说：“晓枫，你送我的不是猪油是救命的血呀！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我不好意思道：“刘老师，我们现在是同经患难的难友，今后回到单位在写作上求你多指教指教。”他一脸迷茫，没一点信心，喃喃道：“不知有没有那一天？”我发现饥饿已夺走了他的人生希望，那颗心已经死了。
后来他家里得知一点情况，寄来的两大瓶酵母片，他竟一次把它全部（1000片）吞下，后果可想而知。不久，他一身肿得发亮，快死前急送到农场医院急救，半路上就“脱胎换骨”提前解教“摘帽”了。死后没棺材敛收遗体，也没有属于自已单个儿的坟场，几十个几百个合葬在一起。１９７９年获得“改正”，生者为他举办追悼会时，多次去沙坪觅寻遗骸，面对大片白骨，难辩谁是亲人？为此，骨灰盒里只好放下他生前写文章所用的那只派克钢笔，伴着他灵魂的安息。
董时光是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师，有弟兄三个，大哥董时恒、二哥董时进，他居三，1948年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西海岸深造。中共建政后，他对共产党顶礼谟拜，经常在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和新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对象，视为共产主义狂热分子，1955年被驱除出境。在他和一大批学子取道香港回到北京那天，周恩来还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一一与他们握手言欢。周恩来见着他的第一句话：“董先生，祖国人民欢迎您！我们共产党欢迎您！欢迎您们回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后来他被分配到西师教育系任教。由于所接受不同的教育和理念的不一致，在工作上常和院长党委书记等领导人发生矛盾。1957年“整风鸣放”中，院党委多次邀请他向党提意见，就如何改进教育事业希望他建言。他怀着热爱共产党的激情，把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毫无保留地提了出来。
接着，《重庆日报》又邀请他将发言写成文章，他毫无顾地写了一大版，中心意思是“教育应由专家学者管理，党委不要干预太多”。为此被定为“极右”分子，学院斗，报上批，但他坚不承认自已有错有罪，甚至说：“我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万里迢迢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会说我是亲共的危险分子。
你们请我提意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有罪了，共产党不是出尔反尔吗？要说我有罪，首先是你们有罪！你们西师党委是教唆犯！”他正义直言，铿锵有力的辩解并未逃脱“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理，1958年1月和我一来到了沙坪农场。在严酷的饥饿面前，他和许多老右一样也成了一条觅食的“野兽”。
他个子精瘦矮小，鼻梁上架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身上还穿着质地很好的美式服装，走路老低着头，沉默少言，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他也比我长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
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但在抢饭上却又一马当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要不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取来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问他：“董时光，包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干警不知这是有力的回击与控诉，反视为取乐的趣头。可耻！可痛！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得很恶，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在这残酷恶劣的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吃食，真叫防不胜防。
于是，有钱粮的人将它缝制在衣服中，有吃食的人出工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是将所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夜也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怀疑了好几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失窃的危险，但并未免去死亡的厄运。由于饥餓时间太长，肠子变得越来越细。
有一天他遇上一位老乡，便将一件上等呢料衣物拿去换了三斤干牛肉，竟一口气吃完，造成肠梗阻致死。悲哉！
中国的知识精英啊！谁叫你们要离开“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到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享受共产特有的“幸福”，不死你死谁？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两位兄长董时恒、董时进均是右派，仅比他庆幸一点的是没有死在劳改队而已。我没有饿死在这里，是因为调到“４１５”劳教筑路支队修铁路去了，所以才有“右派生命不如狗”的下篇文章。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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