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2月24日訊】從京瀋高速公路的豆各莊出口下來，車子拐進一條引水渠旁的林蔭道，再往右轉就進村了。這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郊區村落，主街上滿是小商鋪，從山西刀削面到手機、雜貨店、還有從剃頭到按摩等服務都提供的美發店，劣質的藍底或紅底噴繪廣告一個接一個、毫無章法地連成一片。路面上儘是塵土，車子駛過時揚起一片，讓人無處可躲。
這絲毫不妨礙人們在路邊從容不迫地吃下盤中的炒麵，再心滿意足地點上一根煙。他們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全都裸著上身、肌膚黝黑。他們不是本村居民，而是不遠處那排「富力又一城」住宅高樓的建築工人。這時正是中午，他們享受著暫時的放鬆時刻，抽煙、喝茶、和安徽老闆娘無傷大雅地調笑幾句。街對面美發店的姑娘斜坐在門前，專心打著毛衣，右腿壓在左腿上，有節奏地抖動著，紅涼鞋若即若離地掛在懸空的右腳上。
倘若不算那排正築起的住宅樓，北京市看守所可算是豆各莊中最龐大的建築群了。它的規模隱藏在院牆與鐵門裡，只能看到兩幢大約六、七層高的辦公樓。透過接待室的後窗，我模糊地看到一幢二層板房，灰色、簡陋，不知那裡是否是被關押人員所住之處，也不知這樣的板房有幾幢。
網路上流傳著許志永就關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個被捕的朋友，卻可能是第一個讓我清晰地意識到「被捕」這種感覺的朋友。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夜裡，我們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廳吃飯。席間，他保持著一貫的樂觀與信心，似乎九天前稅務部門突然造訪「公盟」和近乎瘋狂的懲罰措施，完全沒讓他心灰意冷。誰都清楚這是一次以經濟為名義進行的壓迫。
中國似乎總是充斥著這重重荒誕。這裡分明已然道德崩潰、衝突不停，但到處卻都在大談和諧社會；憲法保證每個人的言論自由，但是法律也懲罰所有可被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你說不清哪句話可能會一不小心就顛覆掉一個這麼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一些官員公然四處尋找處女，色情服務無處不在，卻聲稱要用一款軟體，保護那些上網的青年免受色情內容的傷害……
專制政權總是以消除社會力量為首要任務，不容許人民因相同的志向和興趣而結合在一起，這有可能會分散權力中心的權威。當一個國家所有的社會力量都被清除時，這就是一個極權社會；國家力量無處不在，從你的工資單到臥室，從你出生一直到你死亡，還記得在情書中引用毛主席語錄的年代嗎？極權體制透過恐懼和欺騙，造就出孤立無援、喪失獨立思考的個體，而這些個體又是一場場荒誕的群眾悲劇的素材。
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後，我們看到了市場力量迅速興起，卻沒看到社會力量的成熟。只有在健康而強大的市民社會中，才能培育出多元的價值觀，讓人們既能抵制強大的政治力量，又可防止淪為單向度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當權者瞭解這些，因此登記一家非營利公益組織，要比登記一家公司要困難得多。這其中的涵義一目瞭然——我允許你賺錢，其他你就不要管太多。
但許志永和他的同志想多管一些，因為中國人早已生活在一個扭曲的社會之中：經濟進步沒有帶來普遍的福利，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結成新聯盟，利益壟斷集團出現，普通人的成功機會不僅減少，而且利益更經常受到侵害……於是，在中國這臺龐大的經濟列車轟然前進的同時，許多人從車上跌下，被巨輪碾過，但他們的叫喊聲卻經常被轟鳴聲所淹沒。
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嘆息，擠在上訪途中，或是徒勞地等待希望，舉著申冤的牌子默默站在法院、檢察院乃至中央電視臺門前。媒體漠視他們的存在，因為媒體不但被意識形態控制，更加入了娛樂化的潮流。社會精英也很少關注到這些人，因為精英們要大談的是中國的全球領導力、經濟增長率，弱者們不過是發展中無可避免的犧牲品。官僚機構當然更不會有對他們興趣，這個政權建立的最基本哲學就是漠視人的尊嚴；人是工具、是材料，過去的國家主席都曾如此慘死，更何況是這些普通人。至於廣大的公眾，因為身邊有太多不幸，所以更要拚命向上爬，以期得到些許的安全感……
許志永和他的同志們滿懷責任與深情，想透過自己的法律知識幫助困境中的陌生人，減少這個社會的不公，給那些悲觀無力者一些希望。但他們想成立一家民間機構時，卻因為沒有政府部門願意出面擔任主管單位，而無法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它不得不註冊為「北京公盟諮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公盟旗下的數十位律師幾乎全部免費地為不同的群體提供法律諮詢，並以各種方式普及法律常識。從推動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到為鄧玉嬌案的辯護，再到協助受三聚氰胺奶粉影響的家庭，他們很少用口號和理論表明姿態，而是以具體的行動推動增長公民權利，為充滿絕望和嘲諷的公共空間增加希望。
他們也從未放棄任何一個改善社會的機會，包括在體制內。許志永自從二〇〇三年當選為北京海淀區人大代表後，就不斷利用他的新身份，揭露種種問題。他在某次演講中提到，公盟尋求的是團結、共識、參與、奉獻，他們要透過點點滴滴的努力，改變中國長久以來惡劣的政治生態。他們在某些時刻成功了，在另一些時刻則失敗了。他們當然也得罪不少當權者與利益團體——當他們為受害者尋求公正的同時，既得利益者的特權當然也因此減少了。
許志永生於一九七三年，他的出生地似乎決定了他未來的道路——河南民權縣。兩年前，我們因為一個青年組織而相識。這個組織的大部分成員，都是中國的成功者，投資銀行家、出版商、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藝術家，無一不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參與者和受益者。許志永談論的則是另一個世界，上訪者、無奈的父母親、被判冤獄的人——一個被人侮辱和損害的世界。他身上散發出的活力和強烈的正義感讓我折服，他既讓我欽佩，也讓我不安。我們對於這樣一個世界曾經撇過頭去，假裝他們不存在。我們無節制地崇拜成功者，不追問他們為何成功，不願為失敗者稍做停留，去理解他們的困境。我當然瞭解這個廣闊的中國暗藏無數的個人悲劇，倘若你在中國的縣城與鄉村旅行，會有一種撲面而來的窒息感；這不在於人的內在悲劇性，而是顯而易見的社會不公和制度性的傷害。但是，許志永卻決定將這些私人憤慨轉化成行動。
許志永在席間還試圖分析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即使在分析這一切時，他仍舊保持著一貫的樂觀。我想起了兩年前和他的一次交談，當時他意氣風發，相信二〇〇八年的奧運會給中國帶來巨大的變革。當全世界都盯著北京時，政治權力會有所收斂，不同的民間組織都該利用此一良機，拓展公民社會的空間。在這之前，一連串的事件都表明瞭弱勢者經由網路的聚合與傳播效應，可能與強勢者進行一場大衛與歌利亞的戰爭，而且勝負未定。
那如今呢？這些年來，我看到的卻是政府權力藉著重大的國家事件而增長——大地震、奧運會，還有金融危機，似乎每次挑戰都必須借由擴張國家權力才能應對。賑災只能由政府出面，傷亡名單是國家秘密，奧運會的一切都只能由國家承擔，最富有的是國家的中央企業，連年輕人都意識到公務員才是這個世上最美好的工作。那些自以為有性格的線民，輕易地匯聚成一股「愛國主義」的洪流，而社會力量則困難重重，身份不清、財政吃緊、經常處於被收編的邊緣。在意識形態死亡之後，黨與政府早已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團。當他們的利益受損時，都會毫不留情地動用手中的權力資源。
許志永在困境之中看到的仍是希望。他為上訪者提供法律援助，為受毒奶粉所害的父母索賠，他探訪京城的黑獄，他挨過打、被粗暴地拘留過，這些全因他試圖為一群受難卻失語的人尋求公正。或許，他在這一系列的個人際遇中，會感覺到人們對正義與良知的巨大渴望。這種渴望讓他溫暖、堅定。
那天晚上，我們在薊門橋道別。我記得他離去前所說的最後幾句話，其中有一句是：「最壞的結果是抓我坐牢，這也沒什麼。」我沒把這話太當真。我想，他們對許志永這位受到普遍關注的人物，會以更謹慎的方式對待，而不會下重手。何況，志永的方式是如此溫和，公盟的方式不是批評——儘管批評很重要，也不是改良，當然更不會是對抗，而是建設。更何況，他還是一名區人大代表，如果要逮捕他，是要區人大通過的……
但不到一週之後，就傳來了截然不同的消息。七月二十九日清晨五點，社區保安看到他被四、五個人帶走，不知去向……
二〇〇九年八月末，我再度見到志永。他在被關押了一個多月後獲釋，這次釋放和捉捕一樣，沒有具體說明，很有可能是輿論壓力的結果。這個經歷絲毫沒有影響他；相反地，他似乎更樂觀了。既然嘗過牢獄之災，還有什麼令人畏懼的？況且，獲釋本身也說明瞭中國社會正在進步。
像以往一樣，我們的交談仍是表層的、事物性的、甚至有點玄怪。他說自己在看守所時，內心出奇的平靜，滿腦子都是宇宙的起源、時空變化的問題。我想探究他內心的軟弱無助，還有他深切的焦慮、支持他的根本信念，但志永無意進入這種話題。我試著理解他的談話——倘若沒有這樣一種強大乃至封閉的自我，他該如何應對這樣的壓力？或許我不是個好的交談對象。在這層意義上，他單純，卻仍是個謎一般的朋友。
將近二年後，我再次見到志永，是在他的婚禮上。那郊外的莊園中的婚禮也是一次「異議人士」的聚會，維權律師、新聞記者、活動者濟濟一堂，當然還有幾名「國寶」。我記得神色不定的滕彪，他似乎剛從一次迫害中走出不久，他與我交流時，帶著明顯的創傷痕跡。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和這些不算熟悉的朋友的關係，我讚嘆他們的作為，卻又知道自己難成為其中一員。我們都不滿這個政權，都期待一個美好的社會。他們是行動者，而且做出了個人巨大的犧牲；我是個旁觀者與描述者，儘可能逃離不必要的麻煩、更別說迫害了。他們也讓自己扎根在現實生活中，而我總像是無根浮萍，會欣賞與支持那些抽象的道德與正義，卻躲開人群與衝突。對於他們，我總有一種因為無能、膽怯而帶來的慚愧感。我記得，那場婚禮有一種動人的張力，是一種壓力下的溫柔。
又過了二年，二〇一三年的八月末，我聽到志永又被拘壓的消息，我竟沒有半點驚訝，或是其他什麼特別的感受。我又想起了二〇〇七年夏天，我們在五道口酒吧的那場長談；彼時，他意氣風發，相信一年後的北京奧運會給中國帶來一股巨大的進步力量，而我們也將迎來自己的進步時代。但歷史似乎證明，二〇〇八年竟成了中國停滯與倒退的轉捩點。巨大的成功讓共產黨政權更加傲慢，以一種更尖銳的方式來對付像他這樣的「異議者」。而且手段似乎越來越極端，越來越無所忌諱；從劉曉波到艾未未，這個政權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愛怎麼整你，就怎麼整你。
也因此，許志永被監禁在家，進了看守所，他的組織被查封，這些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索多瑪的臣民們會圍著你、羞辱你、詛咒你，向你扔石頭……在毀滅的大火與硫黃從天而降之前，他們願意毀掉一切希望……」在志永被捕後不久，郭玉閃在一封公開信中如此寫道。
在索多瑪城中當一個「義人」固然不幸，但一個民主的雅典也未必通往光明的結果。他接著寫道，「雅典也把蘇格拉底和他的新公民運動送上審判席，判決蘇格拉底該喝下毒酒受死。與索多瑪不同，雅典是被祝福的城邦，然而雅典的公民們也不能忍受蘇格拉底對他們美德的不停追問」。
郭玉閃和許志永的友情從十年前的北大就已開始了。十年來，這兩個昔日一起喝酒、談論理想和姑娘的青年已是中國公共生活中最令人矚目的角色，都致力於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生長與成熟。郭玉閃也因「傳知行研究所」的努力與在營救陳光誠行動中的表現贏得廣泛關注。
郭玉閃的感慨出人意料，更流露出少見的悲觀。我們認識不過半年，但我幾乎一下子就被他身上那股巨大的能量、當然還有喋喋不休的言說征服了。在一次共同參加的座談會上，他對剛剛上臺的新領導人毫無期待，反而表明一種悲觀——控制會日益加禁，紅衛兵出身的這代人是不忌諱使用任何極端手段的。這論調與當時中國盛行的期望態度大為不同，大多人樂於相信在一個平庸的胡溫時代結束後，新繼任者會打破這個僵局。如今看來，這僵局的確開始打破，卻是一種向下的姿態。新領導用一種新的強硬手段來控制社會。
我從未和許志永建立起親密的朋友關係，與郭玉閃卻有一見如故之感。我猜是因為他身上有一種放鬆感，他很少為自己的行為賦予某種道德優越感，也很少流露出因此而生的孤立與自憐。他還保有對知識、生活的強烈熱情——從哈耶克的經濟原理到杜甫的感時憂懷，他都能滔滔不絕。他也有一種自嘲精神，回憶起戀愛時光時，更能讓我們笑翻在地。郭玉閃總給我這樣的感覺，他因為對人性與社會的複雜性都有充分理解，因此很難成為極端主義者，這意味著他有適度的圓滑，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他不止一次興致勃勃地講起他與「國寶」與片警的奇妙關係，由於被監視的時間太久了，他們早已彼此熟悉，甚至還捲入這些監視者的個人生活，為他們的子女上學出謀劃策。郭玉閃也知道，官僚系統並非鐵板一塊，適度的合作可能帶來更大的生存空間。面對這樣龐然的國家機器，他似乎從來沒有卡夫卡筆下的K那樣的焦灼，反而有一種好兵帥克式的戲謔。
在某些時候，我面對粗壯、健談、永動機式的郭玉閃時，心中會生出另一種歷史感，他讓我想起我認識的那些七〇年代臺灣的黨外政治人物。這些人接受過現代教育，同時有一種扎根於土地的實在感，一種面對時代變幻的江湖氣。我不知道這是否與郭玉閃的福建人身份有關，他的家鄉曾是洪門的發源地，而且過去三十年來充斥著發財致富的野蠻故事。
但很可惜的，不管是郭玉閃、許志永還是他的其他同志，他們似乎找不到讓能讓自己真正扎根的土地。他們從河南、福建的小城來到北京，獲取了現代知識，被一種正義感驅動，試圖去糾正錯誤，但卻始終面臨著巨大的孤立。十年來，郭玉閃依靠不同類型的基金會和媒體的支持、同志間的幫助，以及國際輿論對中國政府的壓力，得到了暫時的生存空間。相比於傲慢的國家權力，他們的聲音與力量是那麼地微小，儘管這微弱的聲音與力量在某些時刻會被媒體放大出來。
兩週前，我去探望郭玉閃，他的樓下整日停著一輛警車，他被限制自由行動。他在那個短暫的下午依舊興致勃勃，但偶爾還是說出這樣的話：「他們想要捻死我們真是太容易了。」這句話不是突如其來，而是有感而發。就在幾天前，許志永被捕，他的傳知行研究所被查封，正如四年前公盟的命運。一貫老練如他，也不知道這次的風暴會有多麼猛烈，他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應對。
索多瑪與雅典的比喻讓郭玉閃流露出少見的不確定性，這也讓他的反抗具有另一種個人的美感。人類漫長的抗爭歷史，歷來都是在這巨大的不確定與彷徨中進行的——人們明知自己的行動難以獲勝，卻仍舊堅持自己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郭玉閃、許志永等人都太過孤立了，他們從未得到足夠的社會共鳴，尤其是社會精英的響應。我們的時代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像是葉芝所感慨的——最聰明的不承擔責任，最有熱情的卻缺乏頭腦。
又有一個人入獄了。我想起了郭玉閃曾有的感慨：「如果功權入獄，中國的『美麗島陣營』就形成了。」玉閃一直對臺灣的民主轉型深感興趣。在他心中，他與志永仍是異端，而他們的朋友、一直以來支持他們的王功權卻是另一種角色。王功全不是個職業的異端，他是個成功的商人，分享到中國經濟奇蹟的甜頭，他的舊識新知都是中國商界最活躍的人物，他也是個溫和耐心之人。在接受採訪時，他說：「我不是幹革命，我不希望中國爆發革命。我們的國家、民族在這重複的暴力更迭中損傷太慘烈了……」他也表達了某種困惑，「我只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為這個國家的良性變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評之聲……這麼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做的，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做點事、說點什麼都會被渲染。」這樣有高尚情操、溫和的手段的人物，如果仍不免遭此困境，這會驚醒沉睡的中國社會與精英群體嗎？
王功權真的被捕了，但帶來的震撼卻沒有想像中的那樣大。誰也不清楚這一事件是否會變成中國精英改變態度的分水嶺，他們可能繼續逃避，也可能因此審視自己的價值與使命；他們是經濟與社會地位上的成功者，卻是政治與道德上的侏儒。這個社會仍未準備為變革付出代價，搭順風車仍是主要的社會心理。
我想起了在綠島監獄參觀時，那麼多我熟悉的作家的名字都刻印在綠色的監牢門上；他們不是第一線的政治挑戰者，卻以作家的身份捍衛社會良知。我也捫心自問，或許要等到一群像我這樣自認溫和的批評者與旁觀者都站出來，大聲說出自己的主張，並主動接受得付出的個人代價時，中國社會才可能真正從這巨大的道德沉睡中驚醒。我們也有可能依然只是仍進湖中的小石子，沒有激起太多浪花，但至少我們履行了自己的道德義務。
多年來，我們一直在逃避這一切……
（有刪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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