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紀事中國2013(未刪節版)(圖)

【看中國2013年12月21日訊】2013年的中國以一個「夢」開頭。年初,領導人提出「中國夢」的概念,地方成立了「中國夢辦公室」,中宣部說:「要讓‘中國夢’進教材、進課堂、進入學生的大腦。」

這讓人想到阿爾巴尼亞作家卡達萊的小說《夢幻宮殿》,他虛構的國家中,有一個叫做「夢境管理處」的部門,用以蒐集、解析、審查人民的夢,以防有對國家不利的潛意識出現。

人們被規定做夢,卻不知道該夢些什麼,四顧心茫然。直到5月份,各大網站上出現一篇《專家解讀中國夢區別於美國夢的七大特徵》的文章,指出:「美國夢是個人的富裕,中國夢是國家的富強。」

人們才恍惚明白過來:我有一個夢,不過它和我沒什麼關係。

在夢的籠罩下,這一年過得「像霧像雨又像風」。世界變得破碎了,人們的經驗不再連貫,人們的記憶變得模糊。

2013年並非是不熱鬧的,發生過四川雅安地震、H7N9疫情、石油管道爆炸、濟南中院的世紀審判,然而人們對它們遺忘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快,討論的熱情前所未有地低。公共議題的討論,隨著微博等公共話語空間的萎縮,迅速地黯淡下來。

2013年是矛盾的。胡蘿蔔和大棒齊飛,威嚇與讓步共存。人們分不清是該失望,還是該再度燃起希望。各種政策與趨勢似乎是朝著好的方向,然而生存的焦慮又確鑿地存在著。一頭霧水中,沉默的人成為了大多數,另一部分的人,學會了隱蔽的雙重表達:

喜(rén)大(jiān)普(bù)奔(chāi),

城市生活的失敗

2013年11月22日,青島黃島的中石化地下輸油管道發生爆燃,一共造成了62人遇難。

在隨後發布的新聞照片裡,爆炸後驚魂未定的老百姓神情焦急詢問著每一個外來者: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泄露?為什麼爆炸?是否還會有爆炸的危險?

——在看似穩固而沉默的水泥地下,到底有多少錯綜複雜的線路?它們隱藏著怎樣的危險?青島居民在石油管線爆炸事件中表現出的恐慌,只是人們無知的一個縮影。這是一個不能細想的問題:我們對於自己已經生活了幾十年的城市,到底知道多少?

我們的父輩,當年如摩西出埃及,厭倦農村生活的簡單而單調,跋涉至城市,換來的是城市生活潰敗與風險。

焦慮最大的來源是未知。霧霾今年由華北蔓延至半個中國的國土,波及25個省份,100多個城市。

對於確切的污染源是什麼,專家沒有統一的認識;霧霾會對人體造成怎樣的危害,暫時沒有權威的報告解釋;如何能夠抗霾,人們當下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來自賣空氣淨化器的廠家。

在無可奈何的陰翳之中,人們只能從冷嘲的幽默感,以及患難以共的共同體中找到些許的安慰。

治理霾本身也是一團霧霾,它涉及利益集團、地方、企業、公眾情緒等諸多因素。雖然如此複雜,但政府治理霧霾的動力依然很大,除了平息公憤以外,另外一個治理動力在於:霧霾甚至導致了國家管理危機。

11月,香港《南華早報》發新聞稱:北京斥巨資建起全國性監控網路,使警方得以監控主要城市的每一條大街。但隨著霧霾天氣出現得愈發頻繁,監控頭甚至無法穿透漂浮物。這引起了很大的治安危機:老大哥看不清你啊!

在真正的改變來臨之前,人們寄希望於每一次大風,心中存在僥倖:「霾很快就會過去。」愚蠢的事情並不會因為其愚蠢而消失,不合情理的事情,也不會因為它的不合情理而絕跡。或許我們應該珍惜「霧霾」仍然是關鍵詞的日子,當它正式跨入生活的門檻,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時,或許那才是真正應該感到恐懼的時刻。

不要小看遺忘的力量——年初,黃浦江上漂浮900多頭死豬,人們在淡忘這個新聞之前,依然不知道到底是誰把豬們逼上了絕路。

環境問題在2013年集中了所有的公眾不滿,但是暫時沒有一種變為公民運動的契機。成都作家西閃因為環境問題批評成都市政,導致多次被警方問詢,最後只能從家鄉移居。成都從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變為了「你批評了就得走」的城市。

——或許是因為這樣,讓市民們覺得閉嘴、戴上口罩才是最好的選擇。

惡棍列傳

2013年,公眾憤怒被分解,成為了個人恐怖主義元年。

這是城市底層的絕望與瘋狂爆發的一年:從「廈門BRT公交爆炸案」的嫌疑人陳水總;到縱火燒了黑龍江敬老院、致死11名老人的王貴;再到成都公交殺5人的李年勇。

他們的共同特徵是沒有生活來源,有嚴重的心理和性格障礙,孤獨、貧困,一身病、一身債。選擇成為個人恐怖主義者,是因為他們的絕望,不是通過「冤有頭、債有主」的報復就能夠平復的,而是要摧毀整個由仇恨和屈辱構建的環境。

生無可戀,是因為無以為生。貧民謀生之路,除了打工,就是擺攤。在中國,擺攤這條路被城管這樣一個模糊的執法機關堵住,今年,城管和小販之間的暴力升級,湖南臨武城管打死瓜農,廣州城管執法被砍7刀 ,瀋陽殺城管的夏俊峰在今年被判處死刑。

在殺與被殺的循環當中,仇恨是唯一的增量。而城管與小販,只是城市生活中緊張與對立關係的極端體驗。除此之外,外地人與本地人、「殺馬特」和「洗剪吹」與城市白領和精英、無權者與有權者,都是對立的存在,是彼此的惡棍——前者企圖融入城市生活,後者拒絕他們的融入。

這是一場看不見的、緩慢進行的戰爭。

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雖然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環境中,看到的卻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如同在北京井底生活了10年的王秀青,人們看不見他的悲慘,就僥倖地以為那並不存在。

中產與底層保持著謹慎的距離。嚮往穩定生活的中產,敏銳地從底層無法掙脫的困境中間嗅到了不安定的暴力氣息。

中產階級的日子也並不好過。

社會階層中,金字塔尖的人有30多套房,20多個身份證,10多本護照,因為有眾多的選擇而無所擔憂。金子塔底的人,被微薄的收入困於生活的牢獄之中,無從選擇。而金字塔中最龐大的一部分——中產階級,則處於最尷尬的位置:選擇還是被選擇,這是一個問題。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Tyler Cowen稱,經濟衰退時,60%的失業者屬於中產階級。那麼,在經濟結束衰退開始復甦的時候,新增就業中有73%屬於低收入工作。

中產階級發現自己面臨一個可悲的事實:無論是穩定和混亂,自己都無法從中獲益:穩定的社會現狀,他們面對的是經濟衰退、金融危機、通貨膨脹的壓力;社會變革,他們擔心「打倒土豪分田地」的幽靈重現。無論哪種情況,他們都無法保全自己積攢的財富。

於是,一時間,移民取代了房價,成為了飯桌上的第一大話題。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與故土一拍兩散。或者說,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重歸故里,來到一個更接近理想中精神故鄉的地方。

一走了之、一拍兩散,並不像表達上那麼容易。人並不是那麼容易地在一片嶄新的土地上重活一遍,而更加有可能的是在社會當中喪失位置的失落。你消失在人群當中,不再重要,孤獨而疏離。

大多數人在自己不符合移民條件的情況下,選擇讓自己的子女出生在國外,鋌而走險,自己如側畔千帆過的沉舟。

精英離去,其勢滔滔。若移民潮繼續下去,那留下堅守的,就只有既得利益者與無從選擇的社會底層,社會的不公並不會消失而會愈加鞏固,越發讓人喪失信心,焦慮與失敗感越發深重,如同一塊早已不適宜耕耘的貧瘠土地,種了一茬又一茬的莊稼,總有什麼也種不出來的一天。

年底,各大門戶網站猛推網文《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麼也不是》。然而,更多人的心態類似於昆德拉語:「我們的腳正在走向我們自己選定的終點,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

反轉劇

2013年,許多調動大眾情緒的案件,進入了「最終季」,那些主角:薄熙來、王書金、丁書苗、李天一、夏俊峰,也都迎來了各自角色的大結局。

在「the end「的字幕出現之後,有時仍然會有出乎意料的反轉。

因為女兒被逼賣淫憤而上訪,被送去經勞教的悲情母親唐慧,起訴湖南永州勞教委,她獲得勝訴之後,《南方週末》發文,斥責唐慧的謊言與偏執,妨礙了司法公正。

同樣遭到質疑的,還有另外一個悲情的女性:夏俊峰的遺孀張晶。質疑有兩部分,一部分是認定夏俊峰兒子的畫是抄襲或者代筆——這些畫曾經作為兒子懷念父親的載體,提供了對夏俊峰溫情與同情的慰藉。另一部分,是遺孀張晶轉發的一條微博,照片上被標為「夏俊峰」的人實際上是擊殺城管的退伍兵小販崔英傑。

隨著質疑聲浪提高,輿論也發生了偏向。人們懷疑遺孀張晶在欺騙輿論,一夜之間,人們覺得自己受到了利用,而迅速收回了自己的同情。

人總在尋找一個完美的受害者來寄託所有的同情:冤屈、誠實、高貴。而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受害人眼裡只有一個抗爭的對象,他們同意忽略的事實是:觀眾同樣在審判著他們的人性。受害人一旦被挑出道德瑕疵,那麼他們就不再有伸冤和控訴的權力,而必須首先澄清和證明自己。

公眾一旦覺得受到利用和欺騙,便迅速倒戈。

2013年最後的反轉劇,是10月《新快報》以頭版大字「請放人」「再請放人」為其被抓的記者陳永洲請願,獲得了海內外的一致支援和同情。3天之後,劇情一轉,陳永洲承認收50萬元的賄賂。

這件事背後的真相到底如何,如今已經無法得知。人們忽略了辦案過程中的程序正義這些「小節」,而沉浸在「原來他才是壞人」的恍然大悟中。

記者曾經是掌握著提問這個神聖權利的人,如今,他們喪失了提問的道德正義,變得灰頭土臉。

從唐慧到陳永洲,2013年對於輿論場中的「弱者群體」與「受害者」,或許是一個重要的分野。從此之後,他們在呼召公眾同情之前,首先面對的是嚴格的道德檢查和質疑。

2013年,對於公知與媒體人來說,也或許是一個重要的分野:從此之後,煽情、問責、發表異見,都變成一件要承擔多重壓力,且吃力不討好的差事。

過於喧囂的沉默

2013年,是公共議題的討論熱情迅速黯淡的一年。

關於公共議題的討論,定格在5月份,微博關於「憲政」問題的討論上。自此之後,大眾娛樂、緋聞、商業營銷佔據了重要的版面。

當然,這並不是什麼壞事,公共空間或許和私人生活存在著某種此起彼伏的關係:當人們不再依賴虛擬空間時,朋友與家人的重要性或許得到凸顯;當人們不再談論生活的時候,他們在真正的生活。

當人們逐漸回歸電視、家庭、正能量的時候,異見人士們正在經歷一個最漫長的寒冬。

組建「公盟」的許志永博士7月因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被拘禁,並被正式起訴。商人王功權以同樣的罪名被逮捕。

被以強硬姿態對付的,不僅有這些以理性、耐心、建設著稱的「溫和派」,還有以言論為生的「大V」們。八月,千萬粉絲的@薛蠻子 因嫖娼被抓。大V的厄運由此開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們被抓的被抓、被封的被封、生病的生病,失業的失業。剩下僅存的大V們,皆如驚弓之鳥,噤若寒蟬。

1970年中期,哈維爾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後門世界」中:他發現自己以及一系列有名氣的作家和藝術家(也可以被叫做大V),從來不曾被捕,而另一些不那麼有名的人卻受到當局迫害,他公開發言,拒絕這種特權,並於1977年因《七七憲章》被捕,成為喚醒公民意識的轉折點。

如今的大V被抓,自然不能與30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提並論。然而,天真的知識份子期盼著,它或許可以類比「美麗島事件」:把自己投擲,換取平靜水面上濺起的水花以漣漪。

令人失望的是,這些事件並未引起如想像中大的震撼,反而加速了公共議題的邊緣化。不僅沒有刺激公民社會的孵化,反而加速了它的瓦解。

大V的退場,並不使普通人成為英雄,「謠言轉發500次被拘」發令的發布,把所有普通網友都放置在和大V一樣的恐懼之中。

被動的緘默,成為主動的緘默。

伊朗女作家阿扎爾·納菲西在其自傳《我所緘默的事》中,把緘默分為不同的形式:「專制國家強迫百姓所保持的緘默,不但竊取他們的記憶,改寫他們的歷史,還把國家認可的身份硬塞給他們。或見證者的緘默,他們選擇忽視或保持不說出真相。或被害人的緘默,他們的默契,有時反而使他們成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

回憶起過去一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少年。甘肅張家川的初三學生楊某,因為發微博經質疑該縣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內情,被公安拘留,成為「轉500次」被抓的第一人。幸運的是,他在被關押後不久獲釋。

我們無須在這個少年身上加諸太多溢美之詞。對美德的過分讚美,反而會成為對罪行的間接歌頌。對他人勇氣的誇獎,其實是為自身怯懦找了託辭。

楊某獲釋當天,他的父親說:「你沒做錯事,幹嘛表現地像犯了罪,把頭抬起來!」把頭抬起來,尊嚴的恢復,或許是對抗恐懼的一個解藥。

一錘定音

11月7日的《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文章,題目為《為何說中國可能在本週末永遠改變》。文章把將要到來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看做幾十年來中國可能出現的最大事件。

根據文章的分析,改革並非沒有動力。官民雙方有著共同的不滿:對貪污腐敗和道德淪喪的不滿是共同的;對環境污染的不滿更是共同的,還有,無論官民,都缺乏安全感。

官員的沒有安全感,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比百姓更甚。濟南中院對於薄熙來的審判直播,是一年下來全國收看率最高的劇集:桃色、謀殺、腐敗,甚至連裡面「一塊昂貴的、可以生吃的肉」都成為了人們好奇的詞。

根據最高檢察院公布的報告,從1到8月,129名官員被立案偵查,平均2天,一個廳局級以上的官員落馬。

9月,河北省省委班子連開幾天大會相互揭發和自我檢討,開得熱火朝天,開得涕泗交流。

對貪腐的懲治既是對百姓的安撫,又是政治需要。而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是一次協商與讓步。

「廢除勞教」「單獨二胎」「自貿區」這些決策,讓許多「改革派」的知識份子把這次大會的重要性、改革力度之大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比較。

本次改革,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都有順應歷史潮流的舉措。但目的不同,上次改革啟動了經濟上的騰飛,這次改革,考慮的則是如何平滑地著陸。上次改革解放了知識份子的思想,而這次改革之後,很多知識份子都被銷號了。

在社會發展的火車上,老百姓關心的是往左拐還是往右拐,知識份子關心的是打左燈還是打右燈。而開車的人清楚:他不能同時滿足兩類人的要求。

「中國夢」照進現實並非在路邊立幾個招牌畫那麼簡單。改革空間是狹小的:既要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來鞏固的統治基礎,同時又要控制通脹、戳破泡沫,來贏取穩定的社會秩序。既要打擊利益集團,又不能放鬆對社會的管理。

矛盾與撕裂顯而易見。

傅高義在今年出版的《鄧小平時代》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很多中國領導人顯然認為,鄧小平把經濟的快速增長與老百姓擁護的增強聯繫在一起是正確的,但他們也擔心一個終極的「假如」:假如在增長步伐放緩之前,他們無法在解決個人自由、更獨立的媒體和司法、懲治腐敗這些問題上取得進展,那將會發生什麼?」

在2013年底,與其等待著如何改革,或許回答傅高義的問題更為迫切:然後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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