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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打敗國民黨反映了「人心向背」?

污染我們記憶的塵埃(十之一)

2013-11-11 12:06 作者:史洪願 桌面版 简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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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3年11月11日訊】24.中共打敗國民黨反映了「人心向背」

在1946年至1949年之間國共兩黨的那場決戰中,中共最終贏了國民黨。對此,中共自己的一個解釋是這個結果體現了「民心向背」。按照這種說法,中共當時之所以能夠成為贏家,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持,是因為民意當時是向著中共的。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這就需要我們對當時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與各階層的社會意向做一番具體分析。

構成當時中國社會結構頂層的,是國共兩黨的核心人員,這個層次上的這兩部分人,政治傾向自然是完全相反的。他們人數不多,但也是「民」的一個組成部分。

接下來的第二個部分,是城市裡的高級知識份子。這些人主要是當時各類正規的社會機構如大學、報刊、研究機關等等的工作人員,通常都過著不錯的日子,所以他們的想法一般都比較溫和。但其中有一部分人,不甘於知識份子的本份,喜歡參政。他們參政的方式是發表文章、演講,說自己的政治觀點,然後向國共兩黨兜售,搞政治投機。這部分知識份子就相對不那麼安分,這批人主要是通過辦刊物來進行政治活動的。但他們辦的刊物,不是真正意義的媒體,而是一種同仁論壇,是宣傳自己的聲音的,不是那種反映社會事物內部資訊,從而起到監督制衡作用的西方式的輿論傳媒,所以這種刊物上講的東西反映不了民意。這批人離底層社會較遠,他們反映的只是自己的「民意」。這個層次的人,總體數量不多,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裏,他們只在自己的那個小圈子裡瞎嚷嚷。他們比較左傾,在政府那裡沒有什麼得意的安排,有失落感,希望中共沖一衝政府,也好有機會投機一把。所以,這部分人的民意倒是向著中共的。除開這部分左傾高級知識份子,還有一些高級知識份子同政府合作,如胡適,還有傅斯年、羅家倫之類的五四時期成名後成長起來的高級知識份子,他們是右傾的,當然不會向著中共。沒有人統計過這些左、右傾知識份子人數的對比,但兩者的數量顯然不會太懸殊。

這之後就是一般有文化的城市職員隊伍。這些人數當然要多一些,但當時佔人口的比例還是很低很低的,有個1%不得了。這部分人對國民黨政府肯定不滿,但也沒有什麼證據表明這些人是向著中共的,他們大多像沙子一樣的生活在城市的各個角落裡,辛苦謀生,只求安穩,多數是安定派。所以這部分人的「民意」至少肯定地講,不能放在中共這邊。

再下來,就是城市中下層百姓了。這些人沒有任何組織來表達他們的意向,而且,他們到底有什麼意向也不難推測,無非是過好一點的日子。他們當然對現狀不滿,但他們也未必知道什麼是更好的狀況。至少他們大部分肯定不知道中共的主張是什麼,即便知道,也無法同自己的境況改善相聯繫起來,何況中共的政策主張裡,具體地講,就沒有什麼針對他們的主張。所以這些城市貧民階層對中共沒有什麼傾向性。事實上,抗戰結束後到1949年期間,城市裡並沒有大規模的動亂,就說明瞭這一點。也沒有什麼可值得一提的裡應外合,讓中共攻城更容易一點。長春圍了那麼久,也根本沒有貧民起義。這都很說明這部分人的態度。

那青年學生呢?在中國近代史上,一般講,青年學生都是傾向於激進的,當時的學生多數也確實比較左傾。但他們人數很少,也不可能持久的影響城市中下層居民的思想。其實,從抗戰結束後到1949年整個期間,也沒有什麼真正持久的學運。不多的幾次學運,持續時間都很短,影響力也沒多大,而且有證據證明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中共操縱的。

再剩下一塊就是農村居民了。他們又可以分成所謂「國統區「和」解放區」兩塊。國統區農民,沒有什麼好講的,談不上支持政府,但也絕對沒有對抗政府,一些零散發生的鄉村衝突,任何時代都有,與「民心向背」沒有什麼關係。至於「解放區」的農民,核心問題不是他們自己有什麼傾向,而是中共用強力與種種欺騙手段在不同程度上動員並控制了他們的意向,這才是中共所謂「民心向背」的秘密所在。你控制住了,你就有了一個數量足夠大的「取樣」,然後你就可以一下子用這個「樣本」代替全部。這個「樣本」被控制住了,樣本的資料你就可以掌握在手。你可以根據情況來調整,這樣,從事後去看這段歷史的時候,你就可以拿「解放區」的那個「民意」來代替全國的民意,而且不經意的就跳過了必要的邏輯環節,一下子,把結論放在這裡了。這也就是說,所謂「解放區」農民的「民意」,實際上只不過是被中共動員、控制的「民意」而已,它根本就不能代替全國意義上的「民意」。

換個角度看,當時中國農村識字率很低,你通過什麼方式讓這些人認識國共之爭的含義,從而還給出傾向性的選擇呢?不可能有這樣的事。設想一個平靜的山村,突然來了個外人,說警察在追我,我是共產黨,來救窮人的,立馬三刻,農民就把他藏起來了,有這樣的事嗎?這個山村的村民倒很可能因為同情憐憫之心,而收藏這個共產黨員,但絕對不可能在你氣喘吁吁地講你是來救我們村民的,所以我就藏起你來,那怎麼可能呢?這是常識可以判斷的嘛。可是中共卻正是用這樣虛構的事例來解說佐證所謂「民心向背」的。

可見,中共一向吹噓自己打敗國民黨反映了「人心向背」,這純屬站不住腳的謊言。

(註:本文大量引用了近年來大陸網路上廣為流傳的《中國革命史探謎: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一文中的有關內容,但編者對個別地方略為做了編輯與加工。)

25.地主階級的雙手沾滿了農民的血汗

中共建制之初,即以所謂「革命」的名義,在「土改」中屠殺了200萬地主。

按照中共的政治宣傳,在「萬惡的舊社會」,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進行著殘酷剝削和壓迫,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一向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雙手沾滿了農民的血汗,是所謂「舊中國」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因此,「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也就是反抗地主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問題。

從小到大,像絕大多數同齡人一樣,筆者從未懷疑過這種宣傳的真實性,直到撰寫本文前不久方才如夢初醒:原來這個我們信以為真幾十年的「真理」,卻是一個騙了幾代中國人的地地道道的大謊言!

1949年之後出生的大陸人,誰都不曾見識過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見識過他們的橫行霸道,他們的凶狠殘暴,但幾十年來,大家卻都以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說的那樣壞,即使今天,相信這一點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從小到大長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傳所致。這方面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階級」,我們就會不由自主不約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們記憶中栩栩如生的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們是中共當年為大陸民眾提供的「地主階級」的四個活教材,也是長時期來我們心目中「地主階級」的化身和象徵。不過,從現今已經披露出來的有限資料來看,這四個人物,無一不是中共出於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假典型。

既然中共精心塑造的「地主階級」的形象完全是虛假的,那麼真實的地主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你就會明白,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辭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絕大多數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當然,像任何一個社會階層一樣,許多地主也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既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玩女人、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

從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來看,大體有以下三種:一是祖上傳下來的家業。二是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三是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準。當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只是極少數。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是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當時的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再來看地主階級當年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宣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髮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鉅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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