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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高貴與郭沫若的猥瑣(圖)

2013-09-20 11:20 桌面版 简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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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郭沫若

【看中國2013年09月20日訊】如果想做官,胡適之肯定比郭沫若做得大,曾經有貴為總統、行政院長之邀都被拒絕了,郭沫若最大的官就是一個副總理。可是,各自對於當時的統治者的態度差別之大,簡直就是天地之別,胡適之表現了對蔣介石的應有尊重,但對蔣的政府有不恰當的地方從來都是公然批評的;那個郭沫若,對待專制,除了一幅十足的奴才嘴臉外,什麼都沒有了。二者比較,要是胡適落到毛手裡如何?要是郭沫若落到蔣介石手裡又如何?是不是郭沫若具有了胡適之的人格,胡適之有了郭沫若的人格呢?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是可怕專制獨裁者,胡適之落到毛的手裡,不是人格不保,而是性命不保;相反,郭沫若落到蔣的手裡,大不了當不成官,你的學者兼批評家的使命是剝奪不了的。

也許是都為《新青年》撰稿的緣故,人們常常把胡適與魯迅相比較。印象比較深的是朱學勤的說法:「我擺脫不了魯迅的內心感受,卻想追隨胡適的目標……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適的選擇比魯迅正確……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實在去不掉魯迅的黑暗,魯迅的‘鬼氣’。」他似乎還說過胡適是飯,魯迅是藥這樣的話,意思是胡適一天也離不了,魯迅只有在有問題時才有用。

可我最近越來越感到,胡適和郭沫若更有可比性。他們都是五四前後出現的文學大師,都是新文學的開創者,都是學貫中西的人物。胡適出生於1891年,郭比他晚生一年。胡適1962年死於臺灣,郭1978年死於大陸。胡適早年留學美國,學習哲學;郭早年留學日本,學醫。在創作上,胡適出版了第一本新詩集《嘗試集》,郭出版了有影響的詩集《女神》;胡適有獨幕劇《終身大事》,郭則有《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膽》、《蔡文姬》;在學術上,胡適有《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郭則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他們不但都能創作,而且都能翻譯,還都是學術界的領導者。1949年之後,郭一直擔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胡適則擔任了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成就相似,地位相似,更有一點相似的是,他們都和最高統治者有較為密切的來往,這一點是魯迅無法與之相比的。也恰恰是在這一點上,他們二人顯示出了個性的不同。如果說郭在創作上有時要勝胡適一籌,在做人上胡適則勝郭不止一籌。

胡適是美國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主張由好人組成政府,他不願直接做官,更願為帝王師。他主張專家治國。他曾在1932年送給蔣介石一本《淮南王》書,意在要蔣介石去人治,講法治,當好總導演,不必事必躬親,以制度之優越,無為而治天下。蔣介石經常與胡適共進晚餐,探討國事,但他卻拒絕任職。他的理由是做一個諍友、諍臣比在政府中說話更方便。因此,汪精衛讓他當教育部長他不幹,蔣介石讓他當考試院院長他堅辭不就,只是留戀北大做他的學術。在他一生中有多次做大官的機會,包括行政院長直至總統,但他都放棄了。只是在抗戰時為了共赴國難不得已當了駐美大使,當完之後,立刻回到北大搞他的《水經注》研究。當有人問胡適,如果他真被提名當選總統怎麼辦,胡適說:「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郭沫若就不同了,這只要看一下他的履歷表便可瞭然:1926年南下廣州,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同年,投筆從戎,先後擔任北伐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抗日戰爭時出任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1949年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還不是全部,一些不重要的職務還沒列在裡面。郭也不是沒有推辭過官職。那是在1938年,陳誠任政治部主任,讓他當第三廳廳長,他看給他安排了復興社的人當副主任,又在〈政治部組織大綱〉中看到「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提法,就怪陳誠不尊重他,跑到長沙躲了起來。

胡適、郭沫若都與蔣介石、毛澤東兩位打過交道,胡與蔣介石打交道多些,郭與毛澤東打交道多些。抗戰結束後,毛派董必武爭取胡適,後來,又通過胡適的學生傅斯年代向老師胡適問好。胡適不但不買帳,還對他勸降,親自寫信給毛,讓他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黨,令毛氣而不理。在圍困北京時,毛曾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後冷笑一哼:「不要相信那一套!」他逃走後,我黨立即宣布胡適為戰犯。

郭沫若也曾經在權勢面前無所畏懼。但那是自己1927年3月寫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把蔣罵了個狗血噴頭。後來他從日本歸來參加抗戰,蔣介石親自接見了他。在會見中蔣介石對郭表現得和藹可親,關心他的甲骨文研究,並請郭多多做些文章,並要給他一個相當的職務。郭回答說:「文章我一定做,但名義我不敢接受。」蔣介石立即許願說:「一切會議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學問好了。」

可誰能想到,當年敢痛快淋漓罵蔣介石的人,在晚年竟那樣小心翼翼,甚至變得卑微,對最高統治者曲意逢迎。這也許和郭走進了官場有關。官場是一個哈哈鏡館,誰進到裡面都要走形。在專制下的官場,不僅心靈扭曲,外形都要扭曲,或是挺胸腆肚做不可一世狀,或是摧眉折腰,做卑躬屈膝狀。官場是個絞肉機,什麼原則、感情、什麼尊嚴、人格,統統要被絞碎。

郭曾寫了大量解釋毛詩詞的文章,在一篇叫《紅旗躍過汀江》的文章中,他寫道:「主席並無心成為一個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法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了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灑,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明明寫錯了還要加以讚美,就像古代的佞臣面對皇帝的順口溜大加讚賞一樣。用王元化老先生的評價是肉麻,如果讓後人評價,可能就不止是肉麻了。

光肉麻也就罷了,還要自我貶損。1966年,林彪、江青炮製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全盤否定了幾十年來的文藝成就。郭在出席人大常委會會議時說:「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但是,用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的說,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這番講話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及時提供了理由,經毛澤東親筆批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至今30多年過去了,還有人能把這些話背下來,可見影響多麼巨大。

只是逢迎最高統治者也還罷了,他竟然連最高統治者的夫人江青也逢迎起來。1967年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週年的討論會上,他以《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為題致閉幕詞,他說:「請允許我把我粗糙的詩朗誦出來,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他在詩中稱「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不知郭老在念這些句子時是否有些難為情。即使當時風黑浪惡,他不去這樣諂媚江青,江青又能把他怎麼樣呢?

那個時候,他總是急於表態,惟恐表得晚了上面怪罪。九大召開,他斥責劉少奇「大公賊,黃粱夢」。反右傾翻案風時,他又罵「鄧小平,復辟狂。」當然,四人幫倒臺時,他也表了態:「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但到底哪個是他的真感情呢?

也許,激進的人容易變得保守,狂熱的人容易變得冷漠。可這個過程是怎樣完成的呢?政治的高壓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沒有政治的高壓,誰肯輕易丟掉尊嚴?政治的高壓讓人心靈扭曲,無法做一個正常意義的人。寒風刺骨的嚴冬,大地一片肅殺,這並不奇怪。

人為了保護自己,有時不得不給自己塗點保護色。可郭的所作所為,有時超過了保護自己的範疇。在這些問題上他暴露了自己人格上的缺陷。人格高尚,可以拒絕名利的誘惑,在高壓下保持沉默;人格低下,往往汲於名利,拍馬逢迎,甚至為虎作倀。

在高壓下,人難免違心地表態,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可我們不必諂媚,不必曲意逢迎,更不必落井下石。這是一個做人的底線。可惜郭有時竟沒守住這個底線。

儘管他和毛有過詩詞唱和,可在人格上他與唱和者並不平等。在所有的史傳中,沒有看到他對毛澤東勸戒的記載。相反,毛一點點對他不滿的表示,都讓他戰戰兢兢。郭曾對秦始皇寫過批評文章,題目叫《十批判書》,後來,毛寫過一首詩,裡面有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他知道後,彷彿末日來臨一般。

在這一點上,胡適與他完全不同。在關於胡適的傳記中,屢有對蔣介石勸戒的記載。有時甚至當大家的面反駁蔣介石的話。說起來,蔣介石對胡適是夠器重的,經常請他共進晚餐,幾次提名讓他當副總統,甚至拿自己的稿費為胡適買房安家。最高統治者如此厚愛,一般人,早就在思想上完全繳械,在人身上完全投靠了。可胡適沒有,他自始至終,保持了他自由主義的高貴品格。在為蔣介石70壽辰所寫的文章中,他講了艾森豪威爾的兩個故事,奉勸蔣介石學老艾的榜樣試試《呂氏春秋》中說的「無智、無能、無為」。希望蔣介石守法守憲,節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證言論自由。

1958年4月10日,臺灣舉行第三次院士會議開幕式,蔣介石到會讚揚胡適品德高尚,並號召發揚「明禮義、知廉恥」的道德力量。一般人對此可能會感激涕零,回敬無數好話。可胡適似乎不明白這些禮數,當面反駁了這一提法。他說:「剛才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有的。總統年歲大了,他說話份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沒有一絲諂媚,沒有一點吹捧,甚至連官場上的應酬話都沒有,只是依照自己的心願講自己想說的話。

按理來說,蔣介石對他如此高看,他應感恩戴德,對蔣介石的錯處睜一眼閉一眼才是。可他似乎覺得感情是感情,原則是原則,不能混淆,對總統也不例外。1960年3月,又輪到6年一次的總統選舉。當時蔣介石已73歲,已連任一次,如再連任,顯然違反憲法。胡適對此極為不滿。在選舉之前,他就請張群轉告蔣介石,盼望蔣介石不做第三任總統,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

這樣的話,郭沫若不要說不敢說,他恐怕連想都不敢想。有一件事可以證明。文革開始時,他的兒子被人抓走,當晚他和周總理在宴會上見面,他連這件事都沒敢提。結果,第四天,他的兒子被整死了。同樣,胡適的兒子在胡適離開大陸後,公開表示與胡適劃清界限,報紙登出這個消息後,蔣介石親自把胡適叫到家裡予以安慰。

除了思想背景、政治壓力和個人品格不同的原因外,也許就是由於他們對自己的定位不同。胡適一直將自己視為統治者的諍友、諍臣,並不想在官場上混個什麼頭銜。他對最高統治者採取一種平視的角度,甚至俯視的角度。所以,在他的內心中,沒有誠惶誠恐的感覺。由於對統治者的無所求,他想說就說,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而郭沫若從開始就把自己擺在詞臣的位子上,對毛採取一種仰視的角度。他對毛五體投地,有一種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不敢去想毛也會犯錯誤。在毛面前,他不但交出了思想的權力,也交出了感情和人格。而且,他將感情與原則混在一起,總是誠惶誠恐,完全失去了自己。所以,毛髮動的歷次運動,它都緊緊跟隨,從反胡風到反右,到文革,他有時甚至比發動都走得還遠。毛說要百花齊放,他就為一百種花寫了一百首詩;毛喜歡李白,他就專門寫了一本〈李白與杜甫〉揚李抑杜,大風捲走了杜屋上的三重茅,也被當作杜是大地主的證據,令人哭笑不得。他對毛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處處看毛的臉色行事,從不敢有絲毫拂逆。他把毛看作神,至死都沒有覺悟。他病重期間,還把家人叫到身邊,要他們記下他的話:「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我死後,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這段遺囑,可以解釋他一生中的行為。盲目的信仰鑄成了他晚年的悲劇,我們不能不為之嘆息。

現在回頭看兩位大師,胡適始終是一個人,在權勢面前從來沒有失去尊嚴,形象越來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雖然很高,卻顯得像個侏儒,有時竟然像個小丑,想起他寫〈女神〉和〈屈原〉時的風姿,實在叫我們這些晚輩心裏難過。總結兩位大師的一生,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對誰,不必仰視;無論什麼時候,不能交出思考的權力,更不能失去自己的尊嚴和人格。

(本文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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