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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鄉知青——紀念那逝去的青春(圖)

 2013-08-02 16:1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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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3年08月02日訊】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離開自己從小長大的城市,並將自己最美好的年華交給了一個時代。在上世紀60年代中國農村的各個角落,都能找到他們的身影。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遷,這個群體又由舞臺的中央走向邊緣,成了社會陣痛的承受者之一。這個群體有一個相同的稱呼:知青


知青李少武和他的小屋

冬日的陽光,帶著絲絲暖意,越過瓦房的屋頂,灑在州城巷子的地面上。

這是一個普通的冬日的早晨,老人李少武背著雙手,一瘸一拐地在巷子裡小心翼翼地走著,陽光灑在他的身上,抹出一些亮色。

如今,年紀大了,腿腳不方便,李少武已經很少像這樣在巷子裡散步了。大多數時候,他只能蟄居在他那只有9平方米的昏暗潮濕的小屋裡,靠低保度日,與孤獨為伍。

李少武是下過鄉的老知青,坐過辦公室,當過領導,也種過地,可謂嘗盡世間百味,他的經歷也可看作一個群體的縮影:他們將自己最美好的青春交給了一個時代,如今很多人卻居住在這個城市幽暗孤寂的角落裡,若無人朝花夕拾,或將永遠淡出公眾的視野。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稱呼——下鄉知青。

榮耀

在鄰居看來,60多歲的李少武和妻子離異多年,性格有些孤僻,女兒常年在外打工,此外並無太多印象。然而走進他的生活,你會發現,他的故事很多,多得讓你忍不住想寫一本小說。

而故事的開頭,應該從上世紀60年代說起。

1964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蔓延開來,恩施也不例外。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如「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一類的標語,隱隱襯托出瀰漫在人們心中怪異而瘋狂的氣氛。

這一年,還只有16歲的李少武已經在恩施前進服裝社上班並主管社團委工作,年少輕狂的他自然沒能抵擋住狂熱氛圍的影響。很快,一張下鄉申請放在了社領導的辦公桌上。但令李少武有些沮喪的是,他的申請被領導以年齡偏小為由拒絕了。

第二年,李少武再次遞交了下鄉申請,終於得到領導批准。

李少武的舉動自然遭到父母的極力反對,「當時沒想那麼多,只是厭倦了整天坐辦公室的生活,想到農村去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最終,拗不過李少武,父母也只好作罷,由他去了。

這一年,青年付梅、畢和也匯入了上山下鄉的人流中。

和李少武稍有不同的是,除了當時的意氣風發,付梅、畢和更多是因為生活的窘迫。當時,付梅一家7口人,僅靠父親每個月30多元的工資來維持,而畢和的父母常年臥病在床,兩個妹妹還在讀書。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兩人只得下鄉謀生。

儘管現在已經很難找到影像資料來還原知青出城時的場面,但從這些老知青口中,依然能明顯感受到當時狂熱的氣氛。

「知青們戴著大紅花光榮地坐在車上,像軍人參軍一樣,道路兩旁站滿了行人,有哭的,有笑的,有大叫的。」李少武回憶道,作為放棄城市工作主動申請下鄉鍛練的典型模範,李少武被安排在車隊的開道車上,享受著行人的注目和歡呼,這時李少武內心的榮耀感達到了頂點。

車子離城越來越遠了,付梅坐在車裡,一路無語。她沒想到的是,這一去,就是十幾年。

青春

剛下鄉的日子,雖然有些艱苦,但情況依然向好。

李少武、付梅和畢和3人被分到了盛家壩公社,其中李少武和付梅同在一個大隊的園藝場工作。

剛開始,這群從小在城里長大的年輕人對農活一竅不通。「當地人一天可以燒四五筐火灰,我們幾個知青一天還燒不到一筐火灰。」付梅回憶道。

知青不會幹農活,公社只得派當地農民手把手教他們,一年下來,他們自然也成了做農活的好手。

儘管剛開始每天累得閉眼就能睡著,但知青們的溫飽問題總算解決了。第一年,知青們每個月可以得到20公斤口糧,這在當時,也是相當不錯了。大家10人一夥,共火做飯,也算是苦中有樂。

然而到了第二年,情況突變,知青們每月的口糧取消,只能靠每天掙的工分來維持生活。這時,平均的大鍋飯馬上露出弊端,大家開始責怨對方偷懶、不愛勞動,並各自開起了小灶。

「在農村,再重的活你都得干。」在下鄉第二年,付梅被園藝場調到附近的大隊修水庫。做的全是挑石頭一類的重活,付梅有些吃不消。一次,付梅在挑石頭過程中,從一個高坎上摔了下來,腰部嚴重受傷,至今還有後遺症。

在多年的下鄉經歷中,李少武、付梅和畢和,這一行3人,從同一原點出發,開始劃出了不同的人生軌跡:

李少武於1966年入黨,並先後被安排到公社加工廠、大隊黨支部工作,1970年,李少武被調到小隊教學點教書,這一幹就是十幾年,也算是桃李滿天下。而其放棄城市工作主動申請下鄉的舉動也在廣大知青中廣泛傳誦,報告會一場接一場,事跡屢見報端,李少武紅極一時。

付梅在園藝場工作3年後,被園藝場以場內知青名額超限為由,分配到更為邊遠的一個小隊,不久與當地一個農民漢子結婚,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庭。

畢和因為其「刺頭」性格被調配到更為邊遠的新塘公社,並一度當選過小隊的生產隊長。

儘管這3人有不同的經歷,但自始至終,他們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飢餓。

談起當時的經歷,畢和這個魁梧大漢,仍然忍不住淚流滿面,話語哽咽。

「家裡沒有糧食了,就到山裡打板栗吃,剛開始兩頓還好,後來實在受不了了,就換著法子弄了吃。」畢和現在還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板栗飯吃了12天加一頓。

「那麼多年,身上從來沒有揣過一分錢。要找人借一杓鹽,還得走上一兩公里路,這還是家裡來客人了才借。」畢和說。

至今,李少武、付梅和畢和都還有不吃合渣、蠶豆、板栗的習慣,「吃了十幾年,天天吃,頓頓吃,吃怕了」。

苦澀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一代中央領導人提出不再搞上山下鄉運動,過去下鄉的知識青年可以回故鄉城市。

1979年,大批下鄉知青開始返回城市。但當他們回到城市時,突然發現這已經不是曾經離開時的城市。於是,他們只得試著改變自己。

這其中有些人成功改變了自己,並步入了新的人生起點,而另一些人,則要繼續經歷艱難困苦。

如今,付梅一家4口還和幾戶人家租住在土橋街一個低矮的四合院裡。房子太小了,在外當門衛的兒子每天深夜回家後,只得睡在客廳兼廚房的木製沙發上。

在三義宮巷有一間矮小的瓦屋,門是三夾板做的,勉強能擋風避雨,老知青李少武就住在這裡。屋子裡堆滿了物什,一張床佔據了房間大半空間,床尾還放著一個菜缸。每天晚上睡覺時,李少武只得彎曲著腿,斜躺在床上。

知青龍承柱租住在四維街一間老房子裡,如今在市內一商品房小區當門衛,月收入600多元。去年8月,龍承柱腋下起了個大包,被醫生診斷為惡性腫瘤,聽說住院費要好幾萬元,龍承柱只得出院。「反正這病是治不好了。」龍承柱這樣安慰自己。

回城隨之而來的還有很多錯誤的結合和失敗的婚姻。

「有些是知青回城,配偶戶口轉不回來,有些是生活實在太窘迫,總之原因很多很多。」經歷了幾次失敗婚姻的畢和說。

多年前,李少武寫過一首詩:「苦琴一曲揮悠長,笛聲落淚思還鄉……」以寄託思鄉之情。而當他們回到故鄉城市時,依然需要面對苦澀的生活。

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又豈是苦澀二字能說清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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