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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夢」價值觀何在?(組圖)

 2013-03-26 21:24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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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衛方教授

 「中國夢」是一個怎樣的夢,知識份子如何與政府對話,薄熙來案如何收場,「六四」是否應該平反?賀衛方教授就這些問題接受德國之聲專訪。

3月21日,應伯爾基金會邀請,中國知名學者、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出席了在柏林舉辦的 「中國和諧社會夢想」研討會。會後,賀教授接受了德國之聲的專訪。

德國之聲:請問賀教授,您怎樣看待習近平提出的 「中國夢」?

賀衛方:這個夢太過偏重民族復興,太過強調民族的崛起,而且主要依賴經濟發展,經濟指標被過多地強調。這個夢的價值觀念在哪裡?社會發展的目標到底是什麼?這個夢說得不清楚。

人們對於這個夢有太多的解說,很多解說會產生不好的效應。比如鄰國看到民族復興的解說,會感覺到一種威脅。

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是目標是,如何能夠讓每個公民都活得有尊嚴,讓每個人的創造性都得到自由的發揮,讓每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都得到保障,讓政府權力受到應有的限制,讓司法更加獨立公正,讓民眾生活在這樣保障自己權利的國家而感到自豪……如果不去努力推動這些這些東西的話,這是怎樣的一個夢,我不大能夠理解。


在柏林舉辦的 「中國和諧社會夢想」研討會現場

建立平等的對話機制

德國之聲:從中共 「十八大」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十分活躍,聯署《改革共識》,呼籲全國人大批准《人權公約》等等。這些努力不但沒有得到高層直接的回應,而且還遭到廣泛的打壓,您對此有何評價?

賀衛方:在過去很多年間,知識份子一直都在提出訴求。有的是有系統的論證如《零八憲章》,有的是一些有針對性的論證和呼籲。一方面,這是知識份子的使命所在,他們必須要以自己的知識和責任去推動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這些訴求也意味著知識份子政權抱有熱情的期待,希望它能夠自我更新,在制度上朝向合理化目標邁進。政府把這些訴求看作洪水猛獸進行打壓,是特別不明智的是行為。沒有一個行為比打壓和平訴求顯得更加愚蠢。

此外,知識份子和政府之間,應該是有一個平等的對話機制。習近平執政以後,有一次搞法治講座,主講者是最高法院副院長、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和司法部的一位領導,把學者對話變成了下級官員向上級官員匯報工作。這樣會阻絕學界與政府、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對話通道,政府沒有辦法理解民情,只會走向封閉和隔絕。

德國之聲:您在演講中談到社會組織的重要性,民間社會力量對目前的中國起著怎樣的作用?

賀衛方:無論是社會中的各種問題,還是社會本身的凝聚力,很多都應該通過社會組織來解決。讓政府的權力按照法治軌道來運行,多元化的利益訴求可以在立法殿堂中體現出來。現在很難做到最高領導人登高一呼,全體一致響應,這樣也很危險。現代社會需要在國家和單個公民之間,成立各種社會組織--真正的非政府組織(NGO)而不是」剛果(GONGO)」。政府需要做的是為這些社會組織提供法律上的保障,讓它們能夠順利運行,而不是控制和打壓。

德國之聲:知識份子所服務的高校現狀如何?

賀衛方:中國高校的主要問題是,大學所有制太過單一,全部由國家控制,使得大學喪失應有的獨立性,變得高度官僚化和反學術化。無論是北大這樣的知名學府,還是一般的高等教育機構,無一例外地都是黨委書記治校。這使得高校關係混亂,協調成本巨大,矛盾重重。教育部的權力越來越大,不僅像過去那樣通過人事權力控制,現在還控制課題設置、研究基地等資源分配。中國社會應該允許私立大學、教會大學等多元格局的存在。蔡元培時代的北大有那樣的活力,就是因為要與其他所有制大學競爭。

教育是關係到民族未來的巨大命題。錢學森提出了中國為什麼培養不出大師的問題,但是他給出的那些答案都不合理,最關鍵的是高校所有制的改變。

 「說出來以後更加安全」

德國之聲:在薄熙來」唱紅打黑」的鼎盛時期,您發表了《致重慶法律界的公開信》,質疑重慶當局破壞法治,產生了重大影響。現在回頭看,你對重慶事件有什麼思考?

賀衛方:現在回頭看去,一方面,重慶之所以能夠這樣,說明中國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設基礎何等薄弱:一個政治局委員可以顛覆法治,民營企業家的財產可以被隨意剝奪,公民未經公開公正的審判就被投入監獄……另一方面,重慶 「打黑」最終窮途末路,王立軍跑到美國總領館避難,又說明這條路不可能行得通。

說到那封信,全國法律界很多同仁都對重慶模式進行了批評,我當時就是想把心中積壓已久的鬱悶寫出來,進行一個全面的表達。當然是有一些冒險,但是我同時感覺,說出來以後更加安全。據我所知,重慶當局也曾經研究過怎樣對付我,但最終感到很無奈。這也說明,這些年的法治培育,不是一點作用都沒有。

德國之聲:薄熙來案會怎樣了結?

賀衛方:我希望這個案件能夠通過法律的方式而不是政治的方式了結。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一點都不可以樂觀。


平反「六四」不會拖得太久?

中國未來繞不開 「六四」

德國之聲:您多次來德國考察,有什麼主要收穫?

賀衛方:最近兩次都是應伯爾基金會邀請,重要是考察德國怎樣處理自己的歷史問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歷史問題,中國也需要反思過去六十年來,共產主義在中國所帶來的各種運動和災難,但是直到今天我們還面臨反思歷史的巨大困難。作為法律學者,我也從德國的相關實踐中,瞭解到如何通過反思歷史,把自己國家相關制度設計得更合理。

德國之聲:說到反思歷史,在習近平上臺前, 「平反‘六四'」一度成為熱門話題。

賀衛方: 「六四」是改變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它對統治者的合法性產生很大的損害乃至摧毀,卻至今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這是中國走向未來繞不開的問題。在當時歷史時期,社會運動存在組織不足、訴求簡單化等問題,使得運動者很難和政府進行真正的談判。政府也根本沒有建立合理的機制,讓這樣的對話得以實現,去糾正自己的決策錯誤。政府既不知道如何治理腐敗,也不知道如何應對學生的抗議,結果釀成了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在我看來, 「六四」一定要平反,時間不會拖得太長--不光是平反的問題,也要藉機反思歷史。

(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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