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亂性風波 幹部離婚率高達80%(組圖)
「性」地延安 男女荒淫換妻成風
1937年1月，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來到延安，為其當翻譯的是吳莉莉，毛澤東對這位吳美人一見傾心，經常藉故親近，儘管毛當時已有正印髮妻賀子珍。
某夜，賀子珍撞破毛與吳莉莉在窯洞內私會，賀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毛，毛坐在桌旁的板凳上，沒有制止，直至賀打到上氣不接下氣才停手。毛最後站起來摑她一巴，叫道：「別吵了，子珍！趕快回去吧。」這時賀突然轉向吳莉莉，用手指甲摳她的臉、揪她的頭髮，更揮起電筒打她的頭，吳即時血流披面。賀甚至打罵過來勸架的史沫特萊，說這個外國人敗壞共產主義道德。
後來賀子珍被送往蘇聯治療「精神病」。周恩來又懷疑吳莉莉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來的情報人員，要求毛與吳脫離關係。吳後來與國民黨員結婚，49年後去了臺灣，避開她曾經追求的「共產主義天堂」。
延安時期，大量女學生為革命熱情湧入，每晚的交際舞會促成革命婚姻。當時每個中共高層人物都亂搞男女關係、換妻成風：45歲的毛澤東娶24歲的江青，劉少奇搭上謝飛，葉劍英娶吳博(劉與葉皆結過六次婚)，鄧小平與卓琳，林彪與葉群，彭德懷與浦安修，劉伯承與汪榮華，賀龍與薛明，薄一波與胡明等等。當時中共師長級以上的幹部離婚率高達80%。
陶鑄妻同時找2男 高崗每到一處就找女人
毛澤東與博古（秦邦憲，右三）和高崗（右一）等
原載於《同舟共進》2012年第6期，也有一篇相關延安性亂的相關報導：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1933年5月18日，陶鑄在上海亭子間被捕，下了南京大獄。其妻曾志（1911∼1998）在閩東任臨時特委組織部長，同時相好於宣傳部長葉飛（後為上將、福建省委書記）、游擊隊長任鐵峰，遭組織處分，「當時我思想不通，為什麼要我負主要責任？！只因為我是女人嗎？我並沒有去招惹他們，但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我認為戀愛是我的權利……我對葉飛是有好感的……當時，我與他們兩人關係較好，工作之餘較常來往……陶鑄來信說，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恢復自由遙遙無期。而那時我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做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1〕
高崗在西安看到省委領導逛妓院，起初很驚訝。1934年1月，高崗因姦污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央紅軍到延安後，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還有所發展。隨著權位日高，部屬投好，女人送懷，高崗從西北一直「玩」到東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來哭訴丈夫「腐化」。〔2〕但「生活小節」並未影響高崗政治上一路走強，若非毛澤東權衡利弊棄高保劉，高崗差點取代劉少奇成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戀很快成為「問題」。此時，無論性別比例還是擁擠的居住條件，都決定中共只能以獻身抗日之名行禁慾之實〔MSOffice2〕。1937年9月「黃克功事件」以前，延安執行清教徒式的禁慾政策，抗大規定學習期間不准談戀愛不准結婚——全心意心扑在黨的事業上。黃克功死刑宣判大會上，張聞天結語中有「不談戀愛自然是最好。」〔3〕毛澤東專門到抗大作報告〈革命與戀愛問題〉，規定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學習的原則、自願的原則」，〔4〕雖解「不准戀愛」之禁，仍須「一切行動聽指揮」，戀愛可以自由，結婚必須批准，打胎則需要組織部介紹信。高崗在批准範元甄刮宮時說：「讓她刮吧，是個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範很感激：「刮子宮一次兩次，黨一句話沒說地批准了兩次。」〔5〕
[1]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1999年12月第1版，上冊，頁207∼208。
[2]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大風出版社（香港）2008年7月初版，頁66。
[3]舒湮：《戰鬥中的陝北》，文緣出版社、譯書圖書部1939年3月30日發行，頁41。
[4]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頁352。
[5]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冊，頁219；下冊，頁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