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地延安 男女荒淫换妻成风
1937年1月，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为其当翻译的是吴莉莉，毛泽东对这位吴美人一见倾心，经常借故亲近，尽管毛当时已有正印发妻贺子珍。
某夜，贺子珍撞破毛与吴莉莉在窑洞内私会，贺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毛，毛坐在桌旁的板凳上，没有制止，直至贺打到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毛最后站起来掴她一巴，叫道：“别吵了，子珍！赶快回去吧。”这时贺突然转向吴莉莉，用手指甲抠她的脸、揪她的头发，更挥起电筒打她的头，吴即时血流披面。贺甚至打骂过来劝架的史沫特莱，说这个外国人败坏共产主义道德。
后来贺子珍被送往苏联治疗“精神病”。周恩来又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情报人员，要求毛与吴脱离关系。吴后来与国民党员结婚，49年后去了台湾，避开她曾经追求的“共产主义天堂”。
延安时期，大量女学生为革命热情涌入，每晚的交际舞会促成革命婚姻。当时每个中共高层人物都乱搞男女关系、换妻成风：45岁的毛泽东娶24岁的江青，刘少奇搭上谢飞，叶剑英娶吴博(刘与叶皆结过六次婚)，邓小平与卓琳，林彪与叶群，彭德怀与浦安修，刘伯承与汪荣华，贺龙与薛明，薄一波与胡明等等。当时中共师长级以上的干部离婚率高达80%。
陶铸妻同时找2男 高岗每到一处就找女人
毛泽东与博古（秦邦宪，右三）和高岗（右一）等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也有一篇相关延安性乱的相关报导：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1〕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2〕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MSOffice2〕。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3〕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4〕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5〕
[1]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9年12月第1版，上册，页207～208。
[2]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7月初版，页66。
[3]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译书图书部1939年3月30日发行，页41。
[4]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2。
[5]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19；下册，页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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