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

中「國」在等死?(圖)

作者:張鳴  2013-02-02 23:1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22
    小字


「等死」還是「找死」?是習近平面臨的難題。(網路合成圖片)

現在的中國,官家擁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

「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民族運動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 孫中山《中國問題的真解決》(1904)

「 總之,現在的中國,官家擁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結構的失衡,從古自今,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嚴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於極致。人們的不滿和憤怒在增加,無論城鄉,無論何地,只要有一丁點的火星,就會馬上形成一定規模的群體性事件,防不勝防。」 — 本文作者

統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選擇,是寧可等死,不能找死。歷史告訴我們,作為統治者,等死的下場是最慘的。很多王朝的所謂中興,其實就是改革換來的,不改的話,早就提前滅亡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傳統威權的統治者,最明智的要數國民黨,只有它,實現了從威權向現代政黨的轉型。使一個百年老黨,走向了新生。吸取歷史的教訓,前提是歷史必須是接近真實的,如果總是拿自己當政治課給人灌輸的歷史來當真事,只能自己蒙自己。

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在不停地問自己,也不停地在尋找答案。

中國要向哪兒去呢?其實現任的總書記不知道,宣稱要「五不搞」的委員長也不知道,但他們知道的只是想維持現狀。但是現狀卻一團糟,弱勢群體不滿意,中產階層不滿意,連既得利益集團也不滿意。具體地說,老闆不滿意,職工不滿意,國企幹部不滿意,員工不滿意,官員不滿意,知識份子不滿意,城鎮居民不滿意,出來打工的更不滿意。

這些年,中國經濟一直在增長,說起來,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見得高樓在起,馬路在修,鐵路在延伸,還有了高鐵,天上的飛機也越來越多。中國人的衣食住行,都在變化。有錢人越來越多,自己買房子的人多了,旅遊的人多了,出國的人,無論旅遊還是留學也越來越多。但是與此同時,人們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農藥多了,空氣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種損害人們健康的食品添加劑,變著花樣被發明出來。房地產成了經濟發展的龍頭,地方政府賣地獲利匪淺,但強拆也引起越來越多的拚死抗議。高昂的房價,使得炒房成為中國獲利最多的事業,同時造就了成千上萬的房奴,吸乾了為子女買房的父母最後一滴血。社保沒有做完,醫保還遙遙無期,醫患矛盾,經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學十年擴張了不止十倍,城市裡學校的硬體改善了很多,但學校教學的內容沒有多少改革,依舊是政治導向的標準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個教育體系,從幼兒園到大學,卻把整個社會拖入了一種莫名的緊張狀態,學生和家長與學校和老師之間的關係,矛盾日益尖銳。在人們眼裡,一些老師和學校已經成了收保護費的匪幫。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於城鄉二元的結構沒有根本改變,戶籍制度改革停滯,根本無法解決目前非本地戶籍人口的住房問題,而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非本地戶籍的白領人口,規模相當龐大,加上非本地戶籍的藍領工人,以及外地攤販和其它人員,正是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夠正常運轉。

由於通貨膨脹和房價飛漲,一度過得不錯的城市中產者們,財富大幅度縮水,但他們的稅收負擔卻連續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機,不管企業倒閉,政府財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稅收加上稅收過程中傳統的跑冒滴漏,使得民眾和企業的稅負痛苦指數奇高。與此同時,政府的三公消費(出國經費、公車、公款吃喝),黨活動經費(各地黨校都獲得大筆資金,大興土木),維穩經費都在直線上升。政府和國企掌控的資源越來越多,在國進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過去退出的競爭領域。民營資本從石油業徹底驅逐,煤炭業也正在退出,電業和通訊以及傳媒,原本就沒讓進去。總之,現在的中國,官家擁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結構的失衡,從古自今,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嚴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於極致。人們的不滿和憤怒在增加,無論城鄉,無論何地,只要有一丁點的火星,就會馬上形成一定規模的群體性事件,防不勝防。

造成這一切,根本問題是胡時代這十年,改革是停滯的。經濟高速發展,改革必須跟上,否則機件就會卡殼。

但現在解決的辦法是靠拚命地澆油,人為拉高增速來應付。結果十年下來,中國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日益突出。比如壟斷國企的改革問題,市場的完善問題,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戶籍問題,官民結構的問題,司法改革的問題,黨政關係的問題,行政機構的改革問題,進而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也就是實行民主化的問題。江時代,這樣的問題已經凸顯,胡時代就應該面對的。但十年過去,這些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頂多做了一點技術性的修補。有些地方,還大幅度倒退。意識形態的重建,從三個代表,退為空洞無物的科學發展觀。執政者完全喪失了話題設置能力,長時間失語,無論什麼話題,只能用「不許說」三字經來應付,一絲道理都不講。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論上從法比黨大,退為三個至上(黨、法律、「人民利益」並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過程,律師的生存空間大幅度萎縮。至於教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讓教育變成行政化的壟斷的國家產業,使教育和學術徹底敗壞,淪為利益集團牟利的工具。

雖然在胡時代,毛左的勢力迅速膨脹,氣焰囂張,但當政者並沒有這個本事,讓車輪倒轉,拉中國回到毛時代去。但是前進卻也非他們的本願,於是,整個的調子和步驟,就是維持。所有的措施,都是臨時性的招法,都是技術性的修修補補。官話,套話,敷衍話流行,凡有舉措,不是作秀就是應付。因此,他們不肯進一步推行市場化改革,生怕作為黨產的壟斷國企吃了虧。他們不敢讓教育回歸本源,因此教育只能沿著黨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進司法改革,理清黨和法的關係,司法就從黨的領導,變成黨的書記的領導,進而變成書記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廢了。上訪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黨政領導。造成一個世界上唯一有信訪體系的國家,行政系統的最大任務,居然是層層截訪。司法作廢再加上媒體的管制,使得中國變成了一個民眾有冤無處訴的國家。偌大的國家,到處都是訴冤的人,任何一個機關,任何一個媒體,一個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識份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狀信,網路的論壇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會戾氣越來越重,爆炸,凶殺,虐殺,砍殺幼童等惡性事件,層出不窮。稍有名氣的公共知識份子,每日都被告狀訴冤的人包圍。當然,每個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時刻準備著應付隨時可能爆發的群體性事件,身心俱疲。不僅維穩經費企高不下,據說已經超過了軍費,維穩的人,也已經疲憊不堪,維穩的成本,事實上已經接近無法承受的臨界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的人,左派還是右派,都感覺到了某種不祥。一個共同的感覺是,不變的話,可能要出大事。但怎麼變,向什麼方向變,卻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張回到毛時代,新左熱衷國家資本主義,自由派主張去美國。伴隨儒學的復興,有人附和當局以儒教濟中共意識形態之窮的嘗試,一邊鼓吹儒教,一邊販私掙錢。但也有人主張真的重建儒教,以教治國。一時間,儒教憲政主義,道家憲政主義,都粉墨登場。基督教也在壓制下悄然擴張,有人認為,今後的中國,很可能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自然,基督救世的主張,也在瀰散。更多的人們,是感到失望甚至絕望。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從企業家到學者再到演員甚至官員,選擇了用腳投票。移民潮一浪高過一浪,貪官和富人出逃,已經成為這個看起來正在崛起的大國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貪官和富人的出逃,實際上反映的是一種大船將沉,趕緊棄船的心理。這樣的現實,當局當然不會不清楚。但是,目前執掌最高權力的幾個人,並不想有所作為,似乎也無力作為。中共的統治,自毛以後一直沿著權威遞減的路徑行進,江澤民之後,真正意義上的權威已然不復存在。嚴重缺乏權威的領導人,駕馭各方勢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

權力碎片化的現象日益嚴重,中共體系無論條還是塊,都出現了各行其是的現象。在各方競爭和博弈面前,最高領導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攤和維持。這樣的一種「軟弱渙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黨內的競爭和內鬥。原本,極權狀態下的團結,就是權威高壓的產物,一旦權威不存在了,頭些年還心有餘悸,到了後來,渙散的速度會很快。為了博出位,不按規矩出牌的現象會越來越多。黨內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躍。既有主張黨內民主的,又有主張憲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義的,當然,主張回到毛時代的議論也甚囂塵上。各派之爭,既是爭權位,也是在找出路。雖然說,中共早已進入了非意識形態的時代,多數人對所主張的主義,未必有信仰,但把主義作為工具,人們還是有某種的執著。

顯然,對於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種既能維持中共傳統,又能穩住局面,同時又可以促使經濟發展的路徑,是最合適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很時髦的重慶模式,按道理應該很對當局的脾胃。雖然重慶模式的主導者未必是毛時代的信仰者,煞費苦心弄出這樣一個所謂模式,無非是為了在日後權位競爭中佔個好位置。但這樣的一個模式,在打黑話語下的警察統治,嚴格的媒體管控加行政內部高壓,紅色意識形態的皮毛加上一點民粹主義,整齊劃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民生建設,經濟上則市場加國家資本主義,的確是一種威權統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經濟上這種模式可以維持下去,民眾可以適應這種圈養的生活,就可以實現在不做體制大幅度調整條件下的中共的江山永固。不用說,這樣的一幅圖景,對體系內的任何一個人,都是具有莫大的誘惑力的。

但是,這樣的模式,走到極致,就是納粹主義,或者說國家社會主義。當年的納粹德國可以獲得短時間的成功,因為他們擁有一批狂熱的信徒,而且可以藉此俘獲多數德國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當日的意識形態魅力,以及操縱民眾的能力,龐大的組織網路雖然還在,但組織中人已經沒有了信仰。宣稱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對自己這一套也沒有了起碼的虔誠。改革三十年,中共已經親手締造了一個物慾橫流的世界,一個拜金主義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任何一點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主義,哪怕是邪惡的理想主義,都沒有生存的餘地。

更重要的是,改革30多年,原來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為各種利益集團的鉅子,見識了國際化的市場,飽嘗了國際化全球化的巨大好處,聚斂了從前連想都不敢想的巨額財富。原來的特權,在市場面前,已經淪為土財主的享受。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的最大獲益者,是權貴集團和他們的家族。因此,對於他們而言,中國不可能不開放,尤其是不能不對美國開放。可以說,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一個統治集團能像今天這樣,對美國有如此強烈的依賴。表面上對美國的敵視,無非是安撫國內愛黨憤青的一種表演,一種基於美國人權攻擊的一種不得已的反應。他們當然不樂意中國實行美國的制度,但卻死也不會放棄跟美國走的好處。在保持開放的前提下,統治者就不能不顧及世界的反應,尤其是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反應。

當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經進入第四波,連一向保守的伊斯蘭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獨裁專制的空間,越來越小,世界當然更不可能允許中國滑向極權主義。反過來,今日的中國,已經不能離開世界而獨存。回到昔日的孤立封閉的環境,權貴家族首先就不會肯,當然,民眾也不肯,城市的中產更不肯。

繼續維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歷朝歷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府的崩潰,都不是敵手力量超過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騷亂,人心的普遍不穩,動搖了統治機器的信心。經過多年的極權統治,中國的社會力量還很薄弱,連所謂異議份子都不成氣候。但是,並不意味著統治就不會崩潰,儘管在這種情況下的崩潰,是一種玉石俱焚的亂局。雖然說當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對者,都不樂意見到這樣的亂局,但時事的發展,卻並不一定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

胡時代已經行將結束,未來的接班人,不管他們樂意與否,都得面對一個亂攤子,一個危機四伏的局面。如果說,百年前滿清統治者改革的壓力,還主要來自外部,而現在統治者的壓力,則主要來自內部。不僅來自民眾的不滿需要應付,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分配壓力,同樣是難解之局。在權威尚在的時代,權力的分配與交接,老權威一句話就可以一錘定音。但是,現在權威的失落,已歷兩代,誰上誰下,靠內部協商,越來越困難。改革30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團的格局已經大體形成,黨內有派,不再是一個秘密。越往後走,權力分配就越難協調。如果最高端的權貴大體能達成一致,權力核心圈也勢必要擴大,不再是十幾個人之間的協商。這樣的話,未來的中共統治,將是寡頭權貴式的,用中共的話語講,就是擴大了的集體領導。這樣的可能性,至少從表面上看,出現的概率非常高。

不過,如果僅僅把最高決策權力擴展到幾十個權貴家族,想要藉此穩定政局,還是有很大的難度。首先,中國自實行科舉制一來,權貴世襲已經成為過街老鼠,不得人心。在中國搞世襲政治,首先面臨文化上的反彈。文化上的反制力量,會極大地壓縮統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礎。其次,這樣的權貴集團統治,前提是這個集團內部的團結。雖然說,從理論上講,他們的團結是權貴寡頭共同利益所在,但是,權貴就是權貴,遑論他們的父輩就在政治鬥爭中鬥得你死我活,就是現在,何嘗不是互相廝殺,爾虞我詐。在歷史上,從來統治集團的團結,都對他們整體有利,但他們卻從來沒有團結過,現在也很難例外。團結難以維持,平衡就會打破。凡是在競爭中自感失敗的人,很難說不會打破規矩和默契,從集團外圍爭取奧援,從而反敗為勝。所以,決策圈繼續擴大,由權貴寡頭轉為權貴民主,也不是沒有可能。而現在一直在喊的黨內民主,則給這種權貴民主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平臺。用中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可能從常委的集體領導,變成政治局的集體領導,再變為中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到了這個地步,黨內的選舉是不可避免了。權位如果不能通過權威來認證,那就只能通過協商認證,協商不成,就只能通過程序認證了。而選舉這種程序,走遍天下,人們都會認可的。

只是,這樣的有限制的黨內選舉,僅僅是一種擴大了的權貴政治,似乎也並不必然會順理成章地轉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從中共黨內落到地上,關鍵要看社會力量所施加的壓力,還要看這樣的黨內民主,社會治理的效力。具體地說,要看幾項重大而且關係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見起色。第一,社會保障體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運作。第二,醫療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教育改革能否啟動而且初見成效。第四,也是非常關鍵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進,讓司法起死回生,起到應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經驗,在官僚體制鏽蝕而且腐敗的情況下,單靠單一的行政槓桿,是根本無法進行哪怕很輕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變質,變成官員斂財的工具,唯一的辦法是實現開放式的改革,把社會力量引進來。這樣的話,勢必要開放報禁,推行地方自治,打開大門,讓中產階級進來,參與改革。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員的腐敗,改善執政黨在人們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來,人們對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及社會力量的成長評價不高。但是,最近幾年,情況似乎有了變化。網路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它社交網路工具的發展,打破了原有社會力量成長的窠臼。社會暗潮湧動,各種勢力抬頭。不僅學院知識份子,律師,藝術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職業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躍,原來不關心政治的企業家,娛樂界人士也紛紛加入對時政的批評。

各種身兼房奴、車奴和孩奴的白領,比起從前,有了更多的議政積極性。從前娛樂至死的網路,忽然之間就變了模樣。依托微博,社會中各種各樣的反抗,越來越多,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戰執政者的權威。越來越多的人敢於衝上去質問當權者,敢於衝破各種禁忌。各地對人大代表獨立候選人的打壓,不僅沒有讓人們退縮,反而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競選。手機上網的普及,人人手裡都有了攝像機,公民記者,由於微博的存在,開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熱議的話題,很快就會成為平面媒體關注的對象。原來的輿論管制,開始失效。溫州動車事件,一向聽話的媒體公然抗命,總理主持的記者招待會,現場記者居然會大聲抗議。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和它們的官員,感覺到了莫名的壓力。由於網路或者微博化生存,已經是幾億人的一種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難用關網或者封掉的方式處理之。一直嚷嚷加強管制,卻也沒找到合適的方式。通過微博這個後門,中國的社會力量似乎已經出現了,以一種難以捉摸的方式,讓人感覺到了它的存在。以至於今後中共的改革,自己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基於以上判斷,我對今後中國的變化,保持審慎的樂觀。不可否認,這樣的變化,具有很大的風險。貧富、官民的對立,培養了太多的社會戾氣,太多非理性的思維和情緒,暴民之多,比起其它國家,也算是一種特色。中共黨內,頑固的保守勢力還有相當力量,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定勢,依然支配著相當多的老幹部。黨內撈一把就撤到國外的人們,並不希望中國變好,反而力圖盡力把水攪渾。當然,更大的變革阻力,恐怕跟歷史有關。畢竟中共的歷史包袱太重,一旦開放報禁,他們會擔心輿論的開放,最終會揪歷史舊賬,而徹底瓦解中共的執政合法性,造成現在統治集團的崩解。這樣的擔憂,當然不是空穴來風。但是,如果因為這種擔心就死拖著不改,像張木生說的那樣,等於是拿著定時炸彈玩擊鼓傳花,恐怕結果更糟,下場更慘。反之,如果及時補救,用現在果斷的改革為中共掙分,未來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國民黨那樣暫時下野,也有可能重新執政。有了選票的支撐,執政就名正言順了。

像國民黨那樣轉型,無疑是中共最樂觀的前景。通向這前景的變數非常多,風險也極大。這個風險,不僅是中共的,更是這個國家的。其間,寡頭政治,擴大的寡頭政治,黨內民主,都是一種可能的選項。只是這樣的選項,都是事實上的不穩態,必須得繼續變下去。只要中共沒有被長著花崗岩腦袋的人綁架,變化的概率在我看還是比不變的概率大。歷史告訴我們,只要變化開始,向什麼方向走,很多時候並不以當局的意志為轉移,到底變成什麼樣子,誰也說不好。

統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選擇,是寧可等死,不能找死。歷史告訴我們,作為統治者,等死的下場是最慘的。很多王朝的所謂中興,其實就是改革換來的,不改的話,早就提前滅亡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傳統威權的統治者,最明智的要數國民黨,只有它,實現了從威權向現代政黨的轉型(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治理論基礎完全不一樣)。使一個百年老黨,走向了新生。吸取歷史的教訓,前提是歷史必須是接近真實的,如果總是拿自己當政治課給人灌輸的歷史來當真事,只能自己蒙自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来源:《黃花崗雜誌》第42期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本文短網址: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

分享到: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評論

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理性交流,拒絕謾罵。

留言分頁:
分頁:


x
我們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在我們的網站上使用Cookie等技術來個性化內容和廣告並分析我們的流量。點擊下方同意在網路上使用此技術。您要使用我們網站服務就需要接受此條款。 詳細隱私條款.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