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哈爾濱448名事業編環衛工正式上崗。此前招聘共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成功報名。其中22個研究生落選,主要因對環衛工作認識不夠。落選者之一的王洋稱熱衷體制內身份不僅為穩定,落戶到城市會帶來就業、教育等優勢,「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製裡。」(《華商晨報》1月14日)
「死也要死在編製裡」,這種毅然決然的姿態,只能借用元好問那首著名的詞作來形容:問世間編製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社會分工無高低貴賤,環衛工當然不是低人一等的職業,但學教育出身的研究生王洋,寒窗苦讀十餘年,其最初的個人理想肯定不是當一名環衛工,也不是為了依附在環衛工身上的一個事業編製。可現如今,卻帶著某種殉道般的悲情,要與編製天荒地老、長相廝守了。
「死在編製裡」不是王洋一個人的想法,而是一群人的選擇,只是很少有人如王洋般作出這樣極端的表達。有數據顯示,自2009年以後,每年參加公務員考試的年輕人都超過100萬人,其中不乏範進般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超級考霸,可謂生命不息,「考編」不止。
在王洋們看來,環衛工的事業編製,不過是公務員編製的自然延伸——「工作三年後,就有可能調整到管理崗位,到了一定的級別後,就可以自然轉為公務員。」而哈爾濱市一個事業編製的環衛工,對來自農村、無「拼爹」資本的王洋來說,其本身的誘惑力也是巨大的:可以解決城市戶口,工資及社會保險等均按現行事業單位工勤崗位標準執行。加之可以預期的職業穩定性,以及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隱性福利,這是多少「編製外」民眾夢寐以求的啊!
很難指責這些年輕人胸無大志,不思進取。很多時候,在堅硬的現實面前,理想往往被撞得支離破碎。某種意義上說,王洋們的選擇是理智的:今天不死在編製裡,明天死了可能就只能埋在「春天裡」。
新聞中,一位改革開放之初下海的官員程小平很懷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時候更多的年輕人是進入到企業,或者自我創業。一方面,那時候的年輕人更有英雄情結,另一方面,當時全社會所散發的改革熱情,以及為改革創造出的條件,讓年輕人有一定的成本去承擔失敗。」然而還不到30年的時間,年輕人的擇業走向已經迥然不同,「年輕人,到體制內去」成為時代強音,隨之而來的是一代人的理想幻滅。
年輕人的理想幻滅,於個人而言是最大的悲哀,於國家而言也是最可怕的事情。當一個國家如此眾多的青年才俊都走上「考編」之路,個人理想乃至國家理想將何處安放?換言之,如果年輕人都選擇「死在編製裡」,國家怎麼辦?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如果說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中國夢」,那麼這個夢想更多地要靠每個年輕人的夢想來承載,而這些個體的夢想,無論如何都不該是整齊劃一的「編製之夢」,而應是個人價值自我實現之夢,開拓進取之夢。
一個國家的精神面貌是暮氣沉沉,還是生龍活虎,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年輕人的職業選擇。程小平說:「研究生當環衛工也好,國考萬人角逐一個職位也好,只能說是改革意識的消退,這種消退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而是整個社會,這一點必須引起我們的深思。」此言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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