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習近平：紅色政權的守護者》(圖)
不少人持之以恆地釋放習近平可能或者必須政改的念想，1月13日香港《明報》刊登的那篇題為「遭冒名出書談政改，空軍上將劉亞洲擬究責」的報導，應該可以讓這些一廂情願的觀察者們稍稍降低熱情了。
這篇報導的大意是：一本名為《劉亞洲國家思考錄》出版，該書編者「王易」聲稱輯錄了空軍上將劉亞洲發表過的言論。部分內容提及中國真正崛起取決於政改一役，而政改核心是民主化，尤其是中共黨內民主化。據稱，該書正文部分由2005年以前在網上流傳的「劉亞洲講話」輯錄而成。但據說只有一篇關於伊拉克戰爭的文章證實為劉本人的作品，其餘均未經證實。《明報》消息稱，該書未經劉亞洲授權，劉正考慮追究責任。
這類托名於「劉亞洲將軍」的時政論文至少在中文網際網路上流傳了近十年，所謂《劉亞洲文集》都出過若干本，網上曾有消息稱，成都軍區曾將其做為學習材料下發。但以前劉亞洲從未聲明過這些文章是托名之作，為何在此時此刻卻要聲明？其中自有原因在。
先看事實。自從2003年以來，中文網際網路上不斷流傳號稱「劉亞洲將軍」的作品。不少文章涉及中國現狀、外交及政治體制改革等話題。當時不少頗有名聲的人曾撰文盛讚這些文章的開明、睿智與深刻，並從中引伸出「中共高層改革派隱然成勢」的評斷，讓不少人對黨內改革派、軍內少壯派充滿美好希望。當這傳說開始時，我並未在意，直到後來發現我的長篇論文《中國改革的得與失》被人冠以「少將劉亞洲」之名並被反覆引用，以證明黨內改革如何開明之時，我才關心此事，其間雖然作過澄清但效果不彰。直到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將此文作為其對太子黨開明這一立論出發點時，我才認真寫了一篇《介紹錢理群「對老紅衛兵當政的擔憂」並釐清一段文字公案》，陳述了這段糾葛。但劉將軍並未就此置辭。原因我只能猜想：一，是他人將我的文章冠以他的大名，與他無關；二，當時形勢未明，談政治體制改革並非高危行當。
因此，這本《劉亞洲國家思考錄》的命運之所以有異於它的幾本「前世」之作，被劉亞洲本人聲明究責，只能說，時移勢異，在高層已經反覆強調「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視民主政治為邪路之時，他必須劃清自己與「邪路」的界限。我想，對習近平等人究竟想幹什麼，接近權力核心的劉亞洲心裏當然比外圍這些一廂情願的觀察者更清楚。
回顧習近平近幾個月來的發言，他反覆強調的就是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的政治統治。對於黨內在胡錦濤第二任期內已隱然成勢且導致「薄熙來事件」的毛、鄧路線之爭，他並不想讓其延續下去。對此他採取了折衷方式：在講話中肯定毛澤東思想之後，立刻又「南巡」以表示繼承鄧的改革開放路線。當毛左與既得利益集團都認為習近平偏向自己並互相攻訐之時，習在1月5日中央黨校的中央委員、侯補委員「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的開班儀式上發表講話，表示「兩個三十年」有前後繼承關係，不能用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後三十年否定毛澤東的前三十年，這等於宣示他連「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文革」都不否定。對這一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精心解讀為「前後三十年，一條復興路」。
觀看中國政局，尤其是許多上不了臺盤、且其詳情不為外人所知的權力鬥爭時，雖然要用上「中南海占星術」（與「克里姆林宮占星術」同義），但在權力交接已經完成，權力格局基本確定的情況下，中共高層反覆宣示的，其實就是他們今後想要走的政治道路。
那麼，為什麼還有人反覆表示，習近平一定會政改呢？我認為這是人們主觀願望投射的結果。
對西方等國家來說，中國的「制度信用」一直是交往中的障礙。無論是外交還是經濟往來，尤其是國際大事件中，他們經常痛感到中國特色的制度障礙，因此希望中國盡快走上民主化道路。這種期望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一直延續至今，中國先將其稱之為「和平演變」，後來改為「西方的顏色革命陰謀」。儘管現在西方觀察者在中國問題上已經內行多了，但仍然會有一些讓人解頤的評論冒出，比如《華爾街日報》就曾刊登過一篇文章，認為習有位光芒四射的歌星夫人、女兒在哈佛讀書、習在美國呆過數週、其父開明的遺傳基因，所有這些將是促成習近平政改的重要因素。
中國知識層與中產階級盼望政改，是因為舍自上而下促成政改這條道路之外，並無任何可行的途徑。社會底層的仇恨情緒，並非針對體制及中央高層，更多地是針對貪官污吏、商界精英及知識文化精英。看到「革命」的戾氣在蔓延，知識層與中產層只好不斷地發起政改呼籲，敦請中共高層盡快改革。近來的《改革共識倡議書》與南周事件引發的社會聲援，都可看作這種訴求的急切反應。
其實中共高層視政改為畏途，還可從王歧山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可看出。我曾寫過「‘托克維爾熱’折射的中國政治困境」一文，特別指出王歧山多年來力薦此書有雙重用意。對知識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意在提醒：歷史進程未必如他們所願，中共垮臺之後未必會帶來民主與秩序，更可能出現的局面就像當年法國大革命一樣，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潭，清算富人、踐踏精英將成為常態；對統治集團 則是警告：托克維爾定律告訴我們，「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大家千呼萬喚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斷頭臺政治重演。
由中共立場觀之，無論是中國社會底層的仇恨情緒，還是「阿拉伯之春」後各國統治者覆亡的經驗，都讓中共認定：放棄一黨專制是自取滅亡之道。基於此，中共挑選大管家的首要標準是政治可靠。從北京的立場與利益看，習近平確實是在與其資格相近的高官中接替胡錦濤做黨魁的最佳人選，第一，無論是與中共政權的家世淵源還是本人思想，都絕對可靠，決不會成為「戈爾巴喬夫」式人物；二、與其前任胡錦濤相比，習敢於任事。與同是太子黨出身且手腕果斷的薄熙來相比，習近平行事張馳有度，在各種矛盾關係中較能收斂，不至於使黨內高層矛盾激化。因有以上長處，他便被挑選來為中共掌舵。可以說，習近平是中國紅色政權的守護者，如果指望他帶領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那是緣木求魚。
唯一的變數是經濟。如果中國經濟爭氣，能夠再撐十年，習近平就不會改革。但如果經濟狀況惡化，並導致嚴重的財政危機，在巨大的壓力下，習近平或許會半心半意地開始改革——只是這個「或許」，至少得在第二個任期之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