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习近平：红色政权的守护者》(图)

不少人持之以恒地释放习近平可能或者必须政改的念想，1月13日香港《明报》刊登的那篇题为“遭冒名出书谈政改，空军上将刘亚洲拟究责”的报道，应该可以让这些一厢情愿的观察者们稍稍降低热情了。

这篇报道的大意是：一本名为《刘亚洲国家思考录》出版，该书编者“王易”声称辑录了空军上将刘亚洲发表过的言论。部分内容提及中国真正崛起取决于政改一役，而政改核心是民主化，尤其是中共党内民主化。据称，该书正文部分由2005年以前在网上流传的“刘亚洲讲话”辑录而成。但据说只有一篇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文章证实为刘本人的作品，其余均未经证实。《明报》消息称，该书未经刘亚洲授权，刘正考虑追究责任。

这类托名于“刘亚洲将军”的时政论文至少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了近十年，所谓《刘亚洲文集》都出过若干本，网上曾有消息称，成都军区曾将其做为学习材料下发。但以前刘亚洲从未声明过这些文章是托名之作，为何在此时此刻却要声明？其中自有原因在。

先看事实。自从2003年以来，中文互联网上不断流传号称“刘亚洲将军”的作品。不少文章涉及中国现状、外交及政治体制改革等话题。当时不少颇有名声的人曾撰文盛赞这些文章的开明、睿智与深刻，并从中引伸出“中共高层改革派隐然成势”的评断，让不少人对党内改革派、军内少壮派充满美好希望。当这传说开始时，我并未在意，直到后来发现我的长篇论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被人冠以“少将刘亚洲”之名并被反复引用，以证明党内改革如何开明之时，我才关心此事，其间虽然作过澄清但效果不彰。直到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将此文作为其对太子党开明这一立论出发点时，我才认真写了一篇《介绍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并厘清一段文字公案》，陈述了这段纠葛。但刘将军并未就此置辞。原因我只能猜想：一，是他人将我的文章冠以他的大名，与他无关；二，当时形势未明，谈政治体制改革并非高危行当。

因此，这本《刘亚洲国家思考录》的命运之所以有异于它的几本“前世”之作，被刘亚洲本人声明究责，只能说，时移势异，在高层已经反复强调“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视民主政治为邪路之时，他必须划清自己与“邪路”的界限。我想，对习近平等人究竟想干什么，接近权力核心的刘亚洲心里当然比外围这些一厢情愿的观察者更清楚。

回顾习近平近几个月来的发言，他反复强调的就是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统治。对于党内在胡锦涛第二任期内已隐然成势且导致“薄熙来事件”的毛、邓路线之争，他并不想让其延续下去。对此他采取了折衷方式：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思想之后，立刻又“南巡”以表示继承邓的改革开放路线。当毛左与既得利益集团都认为习近平偏向自己并互相攻讦之时，习在1月5日中央党校的中央委员、侯补委员“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表示“两个三十年”有前后继承关系，不能用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后三十年否定毛泽东的前三十年，这等于宣示他连“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革”都不否定。对这一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精心解读为“前后三十年，一条复兴路”。

观看中国政局，尤其是许多上不了台盘、且其详情不为外人所知的权力斗争时，虽然要用上“中南海占星术”（与“克里姆林宫占星术”同义），但在权力交接已经完成，权力格局基本确定的情况下，中共高层反复宣示的，其实就是他们今后想要走的政治道路。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反复表示，习近平一定会政改呢？我认为这是人们主观愿望投射的结果。

对西方等国家来说，中国的“制度信用”一直是交往中的障碍。无论是外交还是经济往来，尤其是国际大事件中，他们经常痛感到中国特色的制度障碍，因此希望中国尽快走上民主化道路。这种期望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先将其称之为“和平演变”，后来改为“西方的颜色革命阴谋”。尽管现在西方观察者在中国问题上已经内行多了，但仍然会有一些让人解颐的评论冒出，比如《华尔街日报》就曾刊登过一篇文章，认为习有位光芒四射的歌星夫人、女儿在哈佛读书、习在美国呆过数周、其父开明的遗传基因，所有这些将是促成习近平政改的重要因素。

中国知识层与中产阶级盼望政改，是因为舍自上而下促成政改这条道路之外，并无任何可行的途径。社会底层的仇恨情绪，并非针对体制及中央高层，更多地是针对贪官污吏、商界精英及知识文化精英。看到“革命”的戾气在蔓延，知识层与中产层只好不断地发起政改呼吁，敦请中共高层尽快改革。近来的《改革共识倡议书》与南周事件引发的社会声援，都可看作这种诉求的急切反应。

其实中共高层视政改为畏途，还可从王歧山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可看出。我曾写过“‘托克维尔热’折射的中国政治困境”一文，特别指出王歧山多年来力荐此书有双重用意。对知识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意在提醒：历史进程未必如他们所愿，中共垮台之后未必会带来民主与秩序，更可能出现的局面就像当年法国大革命一样，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清算富人、践踏精英将成为常态；对统治集团 则是警告：托克维尔定律告诉我们，“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大家千呼万唤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断头台政治重演。

由中共立场观之，无论是中国社会底层的仇恨情绪，还是“阿拉伯之春”后各国统治者覆亡的经验，都让中共认定：放弃一党专制是自取灭亡之道。基于此，中共挑选大管家的首要标准是政治可靠。从北京的立场与利益看，习近平确实是在与其资格相近的高官中接替胡锦涛做党魁的最佳人选，第一，无论是与中共政权的家世渊源还是本人思想，都绝对可靠，决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式人物；二、与其前任胡锦涛相比，习敢于任事。与同是太子党出身且手腕果断的薄熙来相比，习近平行事张驰有度，在各种矛盾关系中较能收敛，不至于使党内高层矛盾激化。因有以上长处，他便被挑选来为中共掌舵。可以说，习近平是中国红色政权的守护者，如果指望他带领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那是缘木求鱼。

唯一的变数是经济。如果中国经济争气，能够再撑十年，习近平就不会改革。但如果经济状况恶化，并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在巨大的压力下，习近平或许会半心半意地开始改革——只是这个“或许”，至少得在第二个任期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