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作家真正的恐懼,是被國家所魘住(圖)

站在諾貝爾文學獎演講台上的莫言,不知道他是否有恐懼,他恐懼的又是什麼。

 

「對一位作家來說,真正的危險,與其說是來自實在的迫害,不如說他可能被碩大畸形的,或似乎趨於好轉——卻總是短暫的——國家面貌所催眠。」1987年,前蘇聯作家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時這樣說。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瑞典學院發表獲獎感言

 

布羅茨基出生於列寧格勒,早在青少年時期,他就給自己制定這樣一個規則:不要降低自己的身份與國家體制發生衝突。這是幾乎所有少時就開始寫作者的自覺:藝術,永遠凌駕於意識形態之上,而寫作,是一件再個人化不過的事情。

哪怕背過身轉過頭低下眉,不願和政治對視,蘇聯政府也不允許這樣的姿態存在。布羅茨基24歲那年,以「社會寄生蟲」罪被判去俄羅斯北部最寒冷的地方進行勞動改造,天寒地凍,史前那些關於結冰和滅絕的記憶彷彿會出現在他身上,幾年之後,布羅茨基被塞進一架飛機,被迫流放,最後輾轉到了紐約。他說:我們到這裡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過完餘生。

在所有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裡,布羅茨基絕不是曾受過迫害最深的——同樣來自前蘇聯的作家鮑里斯·帕斯捷爾奈克(Boris Pasternak)即使給赫魯曉夫接連寫了幾封軟弱而諂媚的信,最終仍然只能被迫拒絕領獎。

然而,在布羅茨基看來,真正被迫害的痛苦並不可怕。可以通過順從,把苦役和懲罰變得荒謬,這絕不是簡單的精神勝利 法。如《聖經》所說:「要是有人往你右臉猛擊一拳,就請把另一邊也湊上去;要是有人想根據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給他;要是有人想強迫你 走一里路,就跟他走兩里。」

對一個作家,一個畫家,一個劇作家來說,藝術提供了天然的武器,它可以戰勝囚禁、流放、羞辱等等。

作家真正該恐懼的,是被國家的巨大力量所魘住,被它的榮譽和擁抱收買,被它逐漸走向開明包容的幻想所欺騙。因為那將讓他失去自我。

莫言是不是也感受到了這樣的恐懼?

莫言是這個時代最有才華的演講者之一,他的詞句有讓人信服和感動的奇異力量。去年他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主題是:「孤獨和飢餓是我創作的源泉。」哪怕他當時已白胖如彌勒,他講的故事仍讓人如痴如醉。

今年,他的諾貝爾獎獲獎演講詞稱自己是個「講故事的人」,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承擔的國家形象、得到的譭譽、在政治時代中的承上和啟下,都遠遠超越一個說書人。

有兩個莫言:小說裡的莫言,講台上的莫言。

前者在嘲笑後者。

在我眼裡,莫言最優秀的作品是他寫於1989年的《酒國》。雖然這是他語言上最粗糙的小說,各種文體雜糅的實驗也並不成功,但是他野心勃勃、膽大包天,對腐化濫情時代的預言精準得如同神諭。

小說寫檢察院調查員丁鉤兒去酒國市調查吃嬰兒的案子,酒國市是烏托邦,是索多瑪城,是忽必烈汗修起的富麗的逍遙宮,官員的食量和慾望一樣大,所有到這裡來的人都無法拒絕權力和財富的誘惑。

小說中,作家「莫言」也被誘惑,造訪酒國。他寫道:「體態臃腫、頭髮稀疏、雙眼細小、嘴巴傾斜的中年作家莫言躺在火 車臥鋪上。我知道我與這個莫言有著很多同一性,也有著很多矛盾。我像一隻寄居蟹,而莫言是我寄居的外殼。莫言是我頂著遮擋風雨的一具斗笠,是我披著抵禦寒 風的一張狗皮,是我戴著欺騙良家婦女的一副假面。有時我的確感到這莫言是我的一個大累贅,但我卻很難拋棄它,就像寄居蟹難以拋棄甲殼一樣……這個莫言實在 讓我感到厭惡。」

作者莫言冷冷地打量著作家莫言,沒有人比他更厭惡自己。不應該懷疑的是莫言的自省,他的虛偽、懦弱、經不起任何誘惑,沒有人比他看得更清楚。
他在小說中不僅預測了國家的敗壞,他甚至預測了自己的敗壞。

作家有兩個自我:實際生活著的,小說裡的。兩者的關係頗像魯濱遜和星期五——一個是另一個的僕人;也像少年派和他的老虎——一個是另一個人的敵人和朋友。小說中的作家透過紙背審視創作他的人,直到他冷汗涔涔,只能坦誠相對。

「寫作,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獨的人生。」海明威這樣說。無論是組織化的協會、日益增加的公眾聲望、接踵而來的讚美與崇拜,都會使作家褪掉孤獨,成為平庸的人。海明威選擇自殺,這並不是出於絕望,而是殺死已死的自己。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而榮譽和誘惑,則是寫作者的墳墓。

對於莫言的指責,大部分都集中在他對政治的冷漠,選擇性忽視的冷漠。莫言的辯護者則吶喊:讓文學的歸文學,政治的歸政治!

不可否認的是,兩者都有道理。對作家來說,拿起筆,對著白紙,寫下第一個字的那一刻起,他面對的只是創作的淨土。那 時候,沒有讀者要求他負起社會責任,沒有意識形態要求他背書,沒有歷史要求他做見證人。而當他的創作開始成功,一夜之間,社會忽然要求他對道德、主義、宗 教、政治負責。

那麼,作家和政治到底該保持怎樣的距離?

有兩類作家,一類是「加繆式」的。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曾說:「當我只是一個作家 ,我將不再寫作。」在他眼裡,寫作的過程就是政治抗爭的過程。

另一類作家,就是「博爾赫斯式」的。這位阿根廷作家一生避免與任何現世的鬥爭和意識形態掛鉤,對於貝隆政府,他只是低下眼帘,蓋住日益失明的眼睛說:「貝隆主義不能說是對還是錯,關鍵是他已無法改變。」

加繆為了承受歷史的人民寫作,這並沒有減少他文本的純淨;博爾赫斯恪守一個寫作者的本分,不額外承擔任何社會義務,而絲毫沒有降低他在文學史上的價值。

作家有權力保持自己的遺世獨立,同時,他也必須和所生活的時代有某種同頻的互動。這種互動,不是來自於意識形態的召 喚,不是對苦難者的代言,不是推翻現有政權的野心,而是聽自己良知覺醒的聲音,誠實地把它記錄下來。在北歐,這種聲音也許訴說的是葉落花開霜起雪落的美; 在蘇聯,這種聲音訴說的也許是共產主義的冷酷;在非洲,這聲音訴說的也許是種族戰爭帶來的血腥。

記錄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可以為一片樹葉哀慟,為一抔黃土作傳,可以為一個無名的囚徒請命,可以為一場世界大戰殉身。這其中,並無優劣高下之分。

作家沒有改造社會的義務——他們絕大多數時候也沒有那種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誠實反抗社會的義務,有以正直對時代保持悲觀的距離的責任。

對於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換代的革命,他更應該關心的是那些革命改變不了的,永恆的人類苦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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