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皇帝遠，習近平救不了李老闆？

11月29日，習近平帶領李克強等常委一班人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陳列展，還發表了重要講話。習近平表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使我想起1936年，重慶大學第二任校長胡庶華公開發表《理想中的重慶文化區》，首次倡議在重慶市沙坪壩區建立文化區。他說：重慶市之應建立新文化區，其意義不僅在四川文化本身的發展，而尤關係於中華民族復興的前途。1938年2月，重慶沙磁文化區正式成立，這是中華民族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個創舉。這個文化區最初得以重建。無疑地，習講的民族復興是大概念，胡講得是小概念，基調和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我們再笨，也不會忘記近年重慶在薄王亂法時代發生的事：2009年3月，重慶市水利局將大樓外原本長得枝繁葉茂的小葉榕、天竺桂移走，換栽上包括銀杏、香樟樹在內的11株大樹。年逾古稀的吳登明聽現場施工人員告訴他，移栽來的這些大樹總價值250萬，想起「森林重慶」和「紅色文化」的災難，想起奉節縣的貧困小學生，他很生氣，不敢公開批評薄熙來，就在沙坪壩三峽廣場組織大學生們搞了一場行為藝術：讓他們身上纏滿繃帶化裝成移栽進城的銀杏樹，以質疑重慶水利局的「換種」行為。

與此同時，位於沙坪壩區的重慶師範大學校園裡，出現了一種時尚：女孩都仿照江姐，穿上藍色的旗袍，戴上了白色圍巾，整齊地站在道旁搔首弄姿，她們不知道江姐的故事每天都發生在身邊：龔剛模被吊打時，糞便拉在褲子裡；王紫綺臨死前，生殖器都腐爛了，樊奇航根本沒殺人，卻被槍斃了；曾智強是開華宇廣告公司的小老闆，竟搞出了一個「黑社會「；李俊還在海外躲藏呢，給他頂罪的哥哥李修武還沒判刑，家裡的財產就被公安局沒收了；等等，這些故事就發生在重慶，有的就在沙坪壩區內。要我說，國民黨再殘忍，對江姐，許雲峰也沒這樣吧？薄熙來，王立軍比戴笠，瀋醉等特務不知要壞上多少倍啊，記得2011年12月9日，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今日紅岩誰來寫？》，我不想再重複那些內容，我只想說，習近平說」民族復興「，是不是也包括恢復和重建司法體系和民眾對法治的信心，既然「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那麼，就辦好一件事吧，責令重慶公安局立即撤銷李俊的通緝令，因為薄熙來和王立軍已是千夫所指的惡人，不僅李家30多人判刑是徇私枉法，而且對李俊下通緝也是亂法的犯罪行為，它從一開始就是無效的，李老闆受了這麼大的委屈，出國後沒講國家一句壞話，只維權喊冤，不參與政治，孤身一人流落海外，窮困潦倒，妻離子散，赤心不改，他不得不在中餐館打工，有家不能回，有母不能養，有子不能愛，有事業不能打理，你說，這民族怎麼能復興？有嘴責備俏江南的老闆張蘭換國籍，不如給李俊平反更有感召力。

熟知歷史的人真的難以想像，2010年10月26日，可憐的李老闆星夜逃亡的故事，就活生生地發生在人傑地靈，歷史悠久的沙坪壩，我讀過蔣碧薇的回憶錄，知道不少令人肝腸寸斷的有關磁器口和張道藩的舊聞，印過徐悲鴻等無數文化名人足跡的地方，竟上演了薄熙來引領的「二次文革」的鬧劇，公檢法能一棍子打亂了，冒出370個專案組，動用警力上萬人，抓捕了5萬多人，判刑了17000多人，虛構了630個黑社會，建立了鐵山坪等數百個專門刑訊逼供的所謂「打黑基地」，光沙坪壩區就有龍湖賓館，武裝部招待所等四家，區委書記李劍銘，區長方海洋和區公安局長郭維國等人，奉薄王旨意，為討成都軍區張軍頭歡心，用「釣魚執法」的陰謀，把李老闆手下的金龍玉鳳娛樂城，包裝成了黑窩和淫窟，但筆者久居大連，與薄熙來是鄰居，他家樓下比金龍玉鳳黃上百倍的桑拿房，洗頭房，歌舞廳，泡腳城，比比皆是，到處繁榮娼盛，薄熙來為什麼不管？可見是有罪推定，栽贓陷害，黑打亂打，用心險惡。試想，國家民族都是由一個個小的家族組成的。像李俊這樣的老闆，下面曾有2000個員工，每家就算3個人，就是6000個，這就是說，不算繳稅，就幫助政府養了數以千計的老百姓，至今歷經磨難，還有370個職工，你說，他黑在哪？連這樣的社會細胞都破碎了，搞得民企人心惶惶的，如何復興中華民族？

我聽說，去沙坪壩的遊人都要參觀渣滓洞，據報導，渣滓洞原為人工採礦的小煤窯，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軍統將其強佔設立看守所。渣滓洞分內、外兩院，內院有一樓一底的男牢16間，另有兩間平房作女牢，外院為特務辦公室和刑訊室。把這一規模與薄王治下的「打黑基地」比一下，真是天壤之別，18個牢房，關了300人，而2009年，薄熙來一上任，3個月就抓了上萬人，2009年2月3日，我乘機由大連飛往北京，偶遇中央廣播電臺駐大連記者李朝奮，李說，薄熙來抓人，抓紅了眼，重慶看守所爆滿啊。在21世紀的今天，薄王仿照本拉登搞了「紅色恐怖基地」，以搶錢買官為目地，以唱紅打黑為幌子，全面摧毀了鄧公改革開放30年的成果，和彭真倡導恢復的司法體系，把數以萬計的良民投入監獄和勞教所，這是中國近年的地區性紅色大災難。如果不是胡溫果決而勇敢，借王立軍事件，把薄王拿下，試想，他入常之後，步步逼宮，中國就要遭殃，就要大倒退。

近年來，我接待過很多國內慕名來訪的民企老闆，他們都是我的熱心讀者，都對我表達了一種恐懼感和慶幸感，恐懼的是體制未變，生怕中國再搞運動，再出現新的「薄騙子」，紛紛把孩子和資產轉移到海外；喜的是習李確實是品行不錯的官員，能把政局穩定下來，不容易，下一步說不定能政改呢，故認為還是回去發展事業好。這種矛盾心理，很有代表性，既留戀過去的財富，又恐懼命運的不可預測，很多人都說，為什麼不能像加拿大這樣，把錢存在銀行裡，晚上可以睡安穩覺。可見，空談確實誤國，談民族復興，不能迴避政改。我看，主要是要做幾件實實在在的事給老百姓看看，人心真正地收回來，民族和國家才可能復興。

最近，有消息說，習近平去深圳視察，有點鄧公90年代初南巡的味道，我想，可能確有必要，假如不能把深圳變成民主和法制的「政治特區」，還不如去沙坪壩呢，習去看看俊峰企業集團，聽聽80多歲的李俊母親講講這兩年的遭遇，聽聽李老闆10歲的小女談談對父親的思念；翻翻王立軍留下的一堆亂賬，2010年12月9日，由沙坪壩公安局追繳的6140萬元，為什麼收據是區財政局的，而加蓋的公章卻是公安局的，這裡的貓膩，大概只有上面來的大官下令，才能查清吧。把李俊這樣一個黑打冤案翻過來，就能帶動一大片，中國兩極分化嚴重之原因，主要在於稅收沒用好，沒用在刀刃上，怨不得富豪，應當歸罪於薄王這樣的貪官，李俊案重審的意義，將影響深遠，它至少說明，共產黨內有壞人，也有好官，中國沒倒退，還大有希望。

正如胡錦濤退休後去遵義舊址視察，不如去尋找畢節市凍死5個小學生的垃圾箱；溫家寶聲稱歸隱林泉，卻要起訴《紐約時報》，不如大膽地公布個人私有財產，推動《陽光法案》；汪洋強力抓貪官，不如把所有的鄉鎮變烏坎；習近平鼓吹中華民族復興，不如令高法重審重慶冤假錯案，先恢復一些民企老闆家人的名譽，凝聚老百姓的人心，等等，總之，自古以來，都有皇帝「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傳言，在筆者看來，遵義舊址就是權力內鬥，刀光劍影的鬼地，不可去也；參觀民族復興展覽，重溫中國復興夢也未尚不可，但中國的問題在大的方面和方向，也在小的環節和細微之處，一時不敢「去毛化」，能做到「去薄化」也行啊，但一定要徹底，切不可力阻薄熙來，卻給他留一半生存的空間和尾巴，那是遺患無窮的惡魔，空氣適應了就會出來吃人，而否決薄王的通緝令，就是徹底地顛覆「唱紅打黑」運動的關鍵一步。

11月24日，原福建聖農企業集團的總經理陳延峰約我聊天，他拿出一張當年習近平視察該企業的照片，上邊有他向習近平匯報時的音容笑貌，陳說習長於聽取別人的意見，所以，我想起習近平講過的話，多有感慨，他說，我們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還說，落後就要挨打，發展才能自強，道路決定命運，我們必須沿著正確的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我贊成這段話的一半，的確接近目標，但近在咫尺，也遠在天涯，因為國家經濟上是第二大強國，但政治上卻積怨積恨，太落後了，他父親那一代就沒有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到他這一代還是沒有，實在可悲。李俊的希望，是每一個民企老闆的夢想：他們已經得到的合法財富應當獲得法律的保障，但前提條件是，必須有一種制度，能有效地約束和制約官員，這不是薄熙來一個人的問題，是政改的大問題，難道與國際接軌，就沒了中國特色嗎？我也知道，改革太冒風險，太難，阻力太大，故使用了這個敏感的題目，也許習近平知道李俊的故事，也同情他，但自知不方便干預司法，問題是，這個案子就是官員踐踏法律的結果，沒有比薄熙來大的官，要翻案不容易，因此，久拖不決，赤子心碎，真的是「天高皇帝遠」，習近平救不了李老闆嗎？

2012年12月6日於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