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走向衰亡的關鍵轉折期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大國盛世
在我們國家，謊言已不僅屬於道德問題，而是國家的支柱。——索爾仁尼琴
從某種意義上，蘇聯是作為一個烏托邦誕生的。
1882年，《共產黨宣言》被普列漢諾夫譯成俄文，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寫了俄文版序言。無論普列漢諾夫還是馬克思或恩格斯，他們一定想不到，僅僅30年後，共產黨會成為俄羅斯這個古老專制帝國的新君主。
儘管列寧一再強調「無產階級民主要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但蘇維埃政權仍然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具有300餘年專制歷史的沙皇俄國的墳墓之上，正如沙皇俄國的前身是蒙古屠刀下的金帳汗國。列寧其實也清醒地認識到蘇聯權力機構是「從沙皇制度那裡接收過來的，只不過塗了一點蘇維埃色彩罷了」。
「沒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個大權在握的人或者一個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動中首先應該遵循全人類的道德原則，因為沒有原則的法律，不道德的號召和口號對國家及其人民來說可能變為一場巨大的悲剛。列寧不懂得這一點，他也不想懂得這一點。」「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列寧是20世紀的羅伯斯比爾。但是如果說羅伯斯比爾砍掉了幾百個無辜者的腦袋，那麼列寧將砍掉幾百萬人的腦袋。」這是普列漢諾夫對列寧的評價。
列寧之後，斯大林將權力發展到極其可怕的程度，「世界上沒有而且不曾有過像我們這樣強大而權威的黨」。從1929年到1953年，共有2000萬蘇聯民眾遭到屠殺。帝國體制下沒有自由，更沒有新聞自由，「《真理報》無真理，《消息報》無消息」。布哈林讚嘆道：「共產黨政權是一部巨大的機器，人類任何歷史時代都不曾有這樣的機器。」阿夫托爾漢諾夫對蘇聯這個新生的意識形態聯盟國家這樣總結：
這一絕對專政的上層是一個少數人的寡頭領導集團，內部有一級一級的黨的官僚機構，在政權金字塔的底部有數百萬黨的寄食者做基礎。這種專政不僅就其完美的組織，而且就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來說皆是獨一無二的，每個人乃至全國人民都受它的控制和領導。
維爾納‧桑巴特曾說：「宮廷的歷史就是國家的歷史。」這句話無疑對蘇聯是適用的。政治就是權力和陰謀。在克里姆林宮深處，這個紅色帝國經歷了列寧、斯大林和赫魯曉夫三次驚心動魄的宮廷權杖轉移過程。長江後浪推前浪，1964年10月14日，在擴大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赫魯曉夫被迫「自願退休」。當天下午，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時代。
梁啟超先生曾說：「專制總是政治上最大罪惡，無論專制者為君主，為貴族，為僧侶，為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為少數，為多數。」布爾什維科夫將專制制度分為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極權主義是指全體社會成員都必須無條件地參與到統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據統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犧牲，沒有任何個人選擇的餘地；威權主義則是極權主義相對溫和的形式，由於統治者個人權威的衰落，以及個體意識的初步萌生，威權統治者只有力量保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往往放棄不切實際的狂想，而人們也不再被勒令必須積極參與到統治者個人意志中去，個體也擁有了一些選擇的自由，甚至也被允許私下對統治者冷嘲熱諷。與極權主義的「鐵板一塊」不同，威權主義表現為統治者與民眾決裂和分野，因為社會共識的破裂，權力缺乏廣泛的認同，統治者只能依靠國家機器勉強維持其統治的穩定。威權主義其實是承前啟後的後極權主義，它不僅極權主義的延續，也是民主主義的萌芽。如果說斯大林時代是極權主義，那麼可以說，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就是典型的威權主義階段。
人們都承認，在蘇聯充滿動盪和災難的現代歷史上，勃列日涅夫時代是一個少有的、非常穩定祥和的「盛世」，其間幾乎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和社會動亂。統計數據表明，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的1965年，蘇聯人的平均工資只有96.5盧布，到了其執政晚期已經增長到170盧布。很多蘇聯人在這段時間內搬進了屬於自己的房子，購買了像樣的傢俱、服裝甚至汽車。蘇聯每10戶人家擁有9台電視機，4輛汽車；工作10年以上者大多都有住房，房租極其低廉。1970年代，全國基本實現了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廉價住房、休假制度和退休養老制度。
對很多「蘇聯人」來說，勃列日涅夫時代是令人留戀的：經濟繁榮，科技發展，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蘇聯經濟在勃氏時期達到了巔峰，蘇聯成為歐洲第一和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其軍事實力足以與美國平起平坐，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將冷戰帶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宇宙爭霸」時代。因此很多人認為，勃列日涅夫時代是「蘇聯綜合國力最強大的鼎盛時期」。
如果說斯大林是一個惡棍，那麼勃列日涅夫無疑是一個好人。他性情溫和，待人寬容，作風隨和，富於同情心。他的缺點是過分虛榮，優柔寡斷，缺乏膽識和擔當。作為一個普通人或者普通官僚，勃列日涅夫肯定會受到大家歡迎，但作為一個大國政治家，勃列日涅夫的缺點就不能只是缺點了。在政治上，平庸是一種最常見的罪惡。雖然有「無為而治」的政治治理模式，但這種「無為」並不是無所作為，思想僵化。從表面來說，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似乎達到前所未有的一個巔峰，軍事強大，經濟發展，人民富裕，但各種社會矛盾卻日積月累，最後積重難返。勃列日涅夫恰恰最缺乏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負能量的聚集如同堰塞湖，最後讓這個國家和它的繁榮偉大一起成為落花流水。
在蘇聯歷史中，除了斯大林執政27年外，執政時間最長的就屬勃列日涅夫了。如果說鐵腕的斯大林開創了一個獨裁時代，那麼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則維持了一個「無主時代」——無論人民還是官僚，都只是巨型國家機器的潤滑油，他們都不是蘇聯的主體。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斯大林主義的體制弊端已經暴露無遺，政治黑暗，權力腐敗，揮霍浪費，人權落後，好大喜功……勃列日涅夫的盛世如同《紅樓夢》中的風月寶鑒，正面給人一種虛幻的高潮，翻過來卻是深不見底的深淵。繁榮的背後，危機醞釀，矛盾積聚。如同一場俄羅斯羅輪盤賭，對準自己的子彈一旦上了膛，自欺欺人的僥倖心態或許可以應付一時，但厄運總會在下一次突然來臨，要了卿卿性命。
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蘇聯走向衰亡的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時期」，「它為以後蘇聯的崩潰準備了條件」。但勃列日涅夫總是幸運的，在一場宮廷政治的擊鼓傳花遊戲中，他在炸彈沒有爆炸之前就把它傳了出去。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後不到10年，蘇聯這個不可一世的龐大帝國便頃刻間灰飛煙滅。
一皇帝的新裝
如果說蘇聯完全是一場意外，那麼勃列日涅夫則是意外中的意外。他比《連升三級》中的張好古更加幸運，最後他中了頭彩。
在蘇聯帝國的宮廷權力鬥爭中，勃列日涅夫是大家公認的平庸之輩，誰都不把他放在眼裡；他本人也曾多次表示過，自己沒有擔當最高領導人的才能，更沒有那樣的野心。結果在互相傾軋的克里姆林宮權力場中，勃列日涅夫竟然因此而免於被暗算和攻擊。這種「幸運」頗為諷刺。
在1964年推翻赫魯曉夫的宮廷政變中，勃列日涅夫只是一個次要的參與者。政變成功後，政變策劃者們爭執不下，誰都不願讓強勢的對手得到最高權力，最後「選舉」的結果是把一個平庸的技術官僚、被公認為能力很弱的勃列日涅夫推上主席臺。因此說，這個飛來的權力對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場意外。他之所以成功，並不是他有才幹，事實上恰恰相反，他竟然因為平庸無能而榮登大寶，這就是宮廷政治的弔詭之處。對一群權力野心家來說，性格中庸胸無大志的勃列日涅夫最為理想——作為一個短暫過渡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
根據當事人回憶，政變發生時，大家要勃列日涅夫通知赫魯曉夫過來「開會」，他竟「害怕得差一點昏厥過去，後來不得不把他強拉硬扯到電話機前……」。後來聽說政變陰謀已經敗露，勃列日涅夫失魂落魄地扑進朋友的懷裡：「全完了，赫魯曉夫都知道了……他會把我們全都槍斃的！」
勃列日涅夫對這個從天而降的權力幾乎毫無思想準備，無論是上臺前還是上臺後，他都沒有提出過什麼像樣的國家發展綱領，也從來就沒有想過怎樣改造國家和社會。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國家元首不僅是最不需要智力和良心的職業，而且即使一個貌似平庸的人，一旦對權力上了癮，他同樣可以成為一位宮廷鬥爭的高手。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我的長處在於組織能力和心理素質。」短短几年，勃列日涅夫就將那些擅長權謀的「大內高手」一個個清洗殆盡，退休的退休，罷官的罷官，最後建立起了一個無遠弗屆的勃氏權力統治體系。與殘暴陰鷙、趕盡殺絕的斯大林不同，勃列日涅夫比較溫和，得饒人處且饒人。他只是解除對手的威脅，並不消滅對方，甚至也不會讓他們在政治上徹底破產。
在蘇聯短短的69年歷史中，長達18年的勃列日涅夫時代為蘇聯打上濃厚的勃氏色彩——勃列日涅夫式的集權統治所形成的「庸人治國」的幫派政治。在勃列日涅夫精心構筑的權力體系中，都是與勃氏親近的「小勃」式的人物——平庸即美德。這些掌控官僚機器的平庸之輩不慌不忙，沒有棱角，虛榮冷漠，無所作為，尸位素餐，好大喜功，擅長揮霍。
勃氏最大的「貢獻」是將龐大而紛爭的黨派政治改造為更緊密牢固的幫派政治。依靠同一幫派下的龐大官僚機器，即使勃列日涅夫已經病入膏肓，他仍然牢牢地掌握著最高權力。勃列日涅夫的蘇聯無處不在幫派勢力的嚴密控制之下，官官相護、任人唯親，到處籠罩著黑社會一般的緊張氣氛。在一般民眾眼中，所謂政治，完全就是骯髒的陰謀；那些幫派成員就是一群平庸低智、無恥無畏的小偷和小丑。
馬基雅維利認為歷史上的帝國有兩種統治方式：第一種是君主獨裁，即由一個絕對的君主獨裁，其他人都是奴才，其中最受恩寵的奴才作為官吏幫助君主進行統治；第二種是寡頭專制，即由一個君主與一群貴族共同統治，貴族的權力一般並非來自君主的恩寵，而是因為世襲，當然君主仍然比貴族更有權勢。按照這種說法，蘇聯無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帝國；如果說斯大林時代是君主獨裁，那麼勃列日涅夫時代就是寡頭專制。
作為蘇聯這個烏托邦的始作俑者，列寧極其推崇「集體領導」，但這個理想卻被斯大林毀滅了。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時代後，一個缺乏個性的領袖終於為蘇聯帶來第一次真正「集體領導」，只是這種「集體領導」與民眾無關；由過去「一個人說了算」改為現在「一群人說了算」，從君主獨裁到寡頭專制，這就是蘇聯的進步。與希特勒一起瓜分波蘭是斯大林一個人決定的，侵略阿富汗則是由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三套車」（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和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4人決定的。一個共同之處是，無論斯大林時代還是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最高蘇維埃只是一個橡皮圖章而已。
作為一個循規蹈矩的技術官僚，勃列日涅夫算不上一個職業政治家，但就是這樣一個「不稱職」的「小公務員」，卻領導了一個世界超級大國長達18年。從個人而言，他無疑是成功的，而他的對手肯尼迪和尼克松卻顯得極其失敗；但就國家而言，一切都恰恰相反。美國總統尼克松斷言：基本價值穩如磐石的美國在冷戰中將不戰而勝。
進入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早已遠離了革命，一切都無可挽回地走向平庸。出身卑微的勃列日涅夫從一名鉗工開始，一步一個台階地在權力階梯上爬升。在陰謀四伏逆向淘汰的權力遊戲中，成功的官僚往往是那種視生存高於一切的庸才——毫無個性、唯唯諾諾、小心謹慎、見風使舵和害怕冒險。經過權力粉碎機打磨的「紅色工程師」勃列日涅夫身上毫無政治家的想像力和創造性，也缺乏改變現實的勇氣與決心，墨守成規。
事實上，當平庸成為一種美德時，平庸就不再是勃列日涅夫一個人的美德。當病入膏肓的勃列日涅夫打算退休時，他的政治局夥伴們一起說：「不，什麼都不需要改變。」
二古拉格群島
天才的列寧開創了蘇聯，冷酷的斯大林開創了「冷戰」，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則將蘇聯和「冷戰」一起帶領到巔峰。
作為斯大林的掘墓人和守墓人，赫魯曉夫和他的改革其實只是一個短暫而意外的插曲。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時期，如同強弩之末，雖然達到了很遠的射程，但卻在迅速減速滑落，毫無力量可言；或者說，一切都在走向凝固。在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們看來，共產主義即使沒有實現，至少「發達社會主義」實現了，因此維持穩定就成為天大的事情。從1971年起，「改革」一詞被「完善」替代，政治的保守使蘇聯走向復辟，重新開始了一個斯大林化的過程。
在每一個權力狂心裏都會有一個斯大林。即使作為顛覆者的赫魯曉夫，他反對的也只是斯大林本人，
而不是更可怕的斯大林體制。對勃列日涅夫這樣的平庸官僚們來說，斯大林就是他們的上帝，至少斯大林對精英群體進行大清洗，將政界、軍界、文化教育界幹部消滅了十之八九，才使勃列日涅夫「第聶伯羅幫」這批「紅色工程師」得以雞犬升天；同時，斯大林創立的官僚特權制度，可以使他們無論多麼平庸，照樣可以養尊處優，頤指氣使。正因為如此，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並宣稱取消特權制度，導致整個官僚集團奮起反戈，最終合謀廢黜了赫魯曉夫。
1966年，正當中國發起一場具有去中國化色彩的文化大革命時，勃列日涅夫廢止了「非斯大林化」，開始了一場「靜悄悄的斯大林化」運動。斯大林重新回到神壇，文字獄大開羅網：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爾因發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投入勞改營，麥德維傑夫因《讓歷史來審判》被開除黨籍，費爾德賓因《斯大林大清洗內幕》遭到克格勃追殺……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監視和竊聽持不同政見人士的特務隊伍極其浩大，僅關於索爾仁尼琴的卷宗就多達105卷，而薩哈羅夫的卷宗多達505卷。
在沙皇時代，俄羅斯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東正教國家，正是宗教將俄羅斯勃凝聚成為一個民族共同體。進入蘇聯以後，東正教的國教地位被取消，共產黨將宗教都視為大敵；為了去宗教化，國家暴力發起的這場反宗教運動愈演愈烈。蘇聯當局「運用了一切可以運用的手段：經濟制裁、行政強制、警察鎮壓、宣傳戰役及組織手段等等。在這場極端的反宗教運動中，侮辱信徒人格，侵犯他們人身或公民權利的行為屢屢發生……」。列日涅夫將反宗教運動進一步推向高潮，無數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宗教教徒遭到嚴酷迫害，宗教經典被列為禁書焚燬。
所有的暴力都是不仁慈的，所有的極權也都是不寬容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淚，俄羅斯不是訴苦的地方，要訴苦就到西伯利亞去。索爾仁尼琴被譽為「俄羅斯的良心」，他把整個蘇聯比作海洋，在這個海洋上處處皆是監獄和集中營的島嶼——古拉格群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將《古拉格群島》秘密送往西方發表後，蘇聯當局立即剝奪了索爾仁尼琴的國籍，並將其驅逐到歐洲。
如果說一個平庸的官僚就是一隻沒有生命的齒輪，那麼在他眼中，其他人都不過是一顆顆螺絲釘而已，因此他絕不喜歡思想和個性，而作為人類良心的知識份子，必然會遭到這種反智體制的歧視、鎮壓和打擊。勃列日涅夫需要官僚機器機械的運行，最理想的零件自然是馴服的軍人和聽話的工人，而不是桀驁不馴特立獨行的知識份子，甚至包括富於理性的科技知識份子。勃列日涅夫上臺之後，蘇共基本不再接受知識份子入黨，只在工人、農民、幹部和軍人中發展黨員，從而將知識份子徹底邊緣化。
普列漢諾夫說：「知識份子是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從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爾基、索爾仁尼琴，俄羅斯這塊土地素來有著濃厚的知識份子傳統。與勃氏的「斯大林化」相對，體制外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體現了不屈不撓的知識份子精神。這是一場知識份子從思想和政治上對體制的抗議。雖然知識份子遭到了各種迫害，但他們是最終勝利者，這種結局是每個當事人都清楚的。
在這場良心運動中，「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從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列寧勛章獲得者變成了蘇聯人權運動的領袖。1968年，薩哈羅夫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呼籲建立一個民主、多元、人道的社會，該文被研究者稱為「蘇聯集權制度的判決書」。1975年，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卻被禁止離境領獎。1980年，他因為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而被捕；在7年流放生活中，薩哈羅夫為抗議當局迫害曾三次絕食，其中的一次絕食長達178天，被強制灌食。
儘管勃列日涅夫是一個「溫和的」人，但他對威脅極權的持不同政見者仍然會毫不留情地進行打擊。最具國際轟動的事件是1968年發生「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悍然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進行暴力鎮壓。被蘇軍強行罷黜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理亞歷山大·杜皮切克輕蔑地說：「你可以摧毀花朵，但你不能阻擋春天。」
當民間最後一個反斯大林的刊物《新世界》被「改組」後，斯大林重新成為「偉大領袖」；保衛斯大林就是保衛蘇聯，「非斯大林」是「敵人」對蘇聯的「顛覆武器」；甚至連臭名昭著的大清洗也被重新肯定。斯大林的畫像又出現在每個家庭客廳、公共場所、學校機關和汽車上。
如果說勃列日涅夫只是企圖用斯大林的借屍還魂來增強執政和特權的合法性，而更弔詭的是在民間斯大林同樣受到了熱捧。面對官僚集團的特權和媒體壟斷，「不給錯誤的思想和言論以傳播的渠道」，喪失言論自由的民眾只好借對官員「大清洗」的斯大林來澆淋自己心中塊壘。人們對體制的不滿竟然導致對體制創立者的懷念，真是一種諷刺。但這種「懷念」是不堪一擊的，只要信息開放，讓人們知道更多的真相，陽光是一切政治謊言的天敵。蘇聯覆滅之後，即使在俄羅斯最艱難的2000年，民間支持斯大林的人也不足7%。
三動物莊園
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莊園》中有一句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動物更平等一些。」羅伊·麥德維傑夫曾說，蘇聯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實際上就是國家領導人所有制。
一個帝國的維持離不開官僚權力體系的支撐，官僚集團是專制獨裁體制的基礎。專制制度與民主制度的根本區別就在於「主權在誰」。民主國家中，民眾通過選舉出自己的代表來管理國家，民眾是國家的主體，背叛民眾就是背叛國家。專制國家中，不受民眾監督的統治者管理國家，他們是國家主體，民眾與國家無關；社會分裂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我們」和「他們」、百姓和官。專制國家的社會分裂必然導致權力合法性危機，統治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的穩定，只能以高官厚祿和持續的謊言、暴力、恐怖進行威逼利誘，來消除民眾對自己的反抗和鄙視。
早在列寧時代，普列漢諾夫就指出黨員數量快速增長並不是好事，「一些人入黨是為了及時從‘革命的餡餅’上撈到一塊大一點兒的，他們將只會投‘贊成票’，此後將變成黨的官僚。他們將比沙皇官吏還要可怕，因為執政黨的官員將干預一切，而所幹下的一切只對‘黨內同志’負責。」在專制官僚體制下，一般都只有一個權力中心，整體構成一個權力同心圓，最高權力外圍是一個利益分贓高級同盟，然後從裡向外，一圈比一圈權力減小，利益關係從緊密趨向鬆散，而民眾則被徹底拋棄在權力之外，成為權力的假想敵。為了保證權力體系的保護和支持，圍繞最高權力必然形成一種獨特的利益分配模式，這就是特權。因為特權的存在，保衛權力體系就是保衛自己自己的利益，一個權力同盟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法國作家紀德曾於1936年應蘇聯官方邀請訪問蘇聯。他在《從蘇聯歸來》中寫道：「人民選舉，無論公開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種玩笑，一種騙局：從上到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權利選舉那些預先指定的人。」「無產階級甚至沒有可能選舉一個代表來保護他們的被侵犯的利益。」
斯大林的成功就在於建立了一個複雜高效的特權體系，甚至殘酷的大清洗也不影響新權力精英對他的忠誠。斯大林時代最榮耀的特權莫過於「首都」牌伏特加。這種伏特加酒是1944年在列寧格勒釀製的。當時列寧格勒被圍，無數民眾餓死，但寶貴的糧食卻被釀造成口味純正的伏特加，以此佳釀專供國家和軍隊高幹享用。
與斯大林相反，赫魯曉夫魯莽地向特權體系發起攻擊，結果很快就遭到權力體系的反擊和拋棄。作為官僚集團選舉出來的模範代表和利益代言人，勃列日涅夫上臺伊始，就「保證對幹部的尊重」；他不僅恢復了被赫魯曉夫廢除的全部特權，而且進一步擴大特權範圍和種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使體制內的權力階層率先進入了「共產主義」。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官吏成為人類史上最幸福的一個群體，他們紛紛效仿模範勃列日涅夫，大興土木，酒池肉林，炫富擺闊，囤積奢侈品，興建專供自己享用的「狩獵小屋」和上層圈子聚會的放蕩私人會所。這些私人宮殿富麗堂皇，帶有花園、室內游泳池，各種奢華設施一應俱全。
在專制體制下，最高權力並非來源於民眾授權，也不是法律授權，而完全依靠親信幫派的集體忠誠。勃列日涅夫的成功就在於深諳此道。對於自己的親信，無論有多麼腐敗無能，甚至是嚴重罪惡，勃烈日涅夫都毫不猶豫地予以庇護。幫派政治的秘密就是幫派利益大於黨（社團）的利益，更大於國家利益，民眾利益從來不用考慮。幫派利益至上的權力體系不顧一切地扑向腐敗，上行下效，整個蘇聯社會的貪污、腐敗和特權揮霍達到令人類無法想像的程度。與勃列日涅夫時代相比，人們竟然都相信斯大林時代的腐敗特權是比較清廉的。
勃列日涅夫畢業於第涅伯捷爾仁斯克冶金學院，曾長期在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摩爾達維亞和哈薩克斯坦工作。苟富貴，勿相忘。勃列日涅夫「一人得道」後，很多工程師出身的技術官僚都跟著他「雞犬升天」。在勃氏身邊，聚集著一大批曾他當年的同事、部下和朋友，這就是著名的「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幫」。他們是勃氏權力體系的嫡系，幾乎壟斷了所有重要的權力部門。在這種幫派政治下，官員被升遷，原因絕不會是他能力有多強，而是因為與「第涅伯彼德羅夫斯克」幫關係密切。
勃列日涅夫之下，每個權力者都是一個小勃列日涅夫。他們根據對自己忠實程度提拔親信，鏟除異己。大幫派下有小幫派，權力關係盤根錯節，平庸成為唯一的生存秘訣，陰謀成為唯一的政治智慧。專制制度下，只有提拔而沒有選舉。權力既然不來自民眾，權力也就無需對民眾負責；權力從公器變成私器，每一個權力都會選擇自己人，因此，權力就與品德、公正、才幹失去了任何關聯。在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淘汰體制下，一個官員即使個人品質和稟賦良好，最終也會變成官僚主義者，否則就會被這個幫派將他孤立和拋棄。
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中說，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州委第一書記的權力是一手遮天，巨大無邊的」；「一個州委第一書記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會有誰有膽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違令不去滿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純潔的黨員幹部和他們的熟人就是在這種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濫用了這種權力」。因而任人唯親和賄賂「氾濫成災」。在一種特權體制下，黨員幹部與普通工人的收入有著天壤之別；用紀德的話說，這是「一種剝削，一種如此狡獪，如此巧妙和如此隱秘的方式之下的剝削，以至於被剝削的人不知道應當歸咎於誰」。
正如中國傳統的「百姓」和「官」，蘇聯社會被分為「他們」和「我們」：「他們」是個封閉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會、相互提供有價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對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進入這個圈子是極端困難的」。這就是蘇聯時代的貴族和平民。「他們」驕奢淫逸不勞而獲，徹底敗壞了社會風氣，等於鼓勵人們不擇手段去獲得不道德不正義的財富和利益。在勃烈日涅夫時代，黑社會在蘇聯氾濫成災；或者說，蘇聯完全被2400個黑社會組織（黑手黨）控制。這些黑社會都依靠官僚勢力為背景，無論法律還是道德都對他們沒有任何意義。一個「黑社會化」蘇聯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而走向「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
列寧承認蘇維埃是一個「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在蘇聯，根本不存在什麼像樣的法律和審判，大清洗運動中有40多萬人被處決，卻只有3次公開審判。「這些審判是一些駭人聽聞的演出，是可怕的戲劇，上臺給觀眾演出之前不知經過多少次排練」。
1932年，鐵血的斯大林宣布「侵犯公共財產的人應當作為人民公敵被槍決」。這個法令被稱作「五穗法」，即盜竊五棵麥穗要被槍決，盜竊四棵麥穗要判處十年苦役。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勃列日涅夫的名言是「靠工資誰也活不了」，黑色收入完全合法化了。腐敗就像癌細胞一樣在共產黨內部迅速擴散，一顆走向死亡的定時炸彈就這樣埋了下去。
專制體制下，權力就是一切，一切都為了權力。勃列日涅夫經常說：「幹部的穩定，這是勝利的保障。」這些權力分子拉幫結派橫掃一切，他們壟斷了所有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雖然他們是共產黨員，但其實他們毫無無產階級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他們只有慾壑難填貪得無厭。他們不斷擴張自己的特權，以各種方式侵吞公共財產，這些官商們依靠權力進行各種壟斷性的不道德經營。據統計，這些特權階層有50萬到70萬人，連同家屬則約為300萬人，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5％。到80年代，「他們」的「影子經濟」的年收入達數十億盧布之巨。
紀德指出，專制主義的本性就是將一群吮瘡舔痔之徒團結在自己周圍，這種平庸的群體整齊劃一，對他們來說，平庸和下流正是他們的美德。
紀德將蘇聯比作一隻生蟲的蘋果，外面看起來光鮮，但在鮮紅外表的背後，一切都早已被一群蛀蟲蛀空。
與經濟上的損害相比，特權腐敗對政治的影響更甚。不作為的政治風氣四處瀰漫，整個國家體制如同死水微瀾，不思進取，害怕變化，恐懼改革，誰也不願失去一絲自己的既得利益。權力精英們都想維持權力的穩定，得過且過，這種擊鼓傳花的心態最終導致了一個雪崩般的政治劇變——帝國覆滅了。
「幾十個人過上了共產主義式的生活，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在貧困中苦苦掙扎」。葉利欽在《我的自述》中寫道：「當人們瞭解到這令人憤怒的社會不公，並看到黨的領袖不採取任何措施以制止黨的高層人物對財富的這種不知羞恥的掠奪，就會失去最後一丁點的信任。」「沒有信任，也就談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從某種意義上，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是所有共產黨國家所謂「經濟改革」的始作俑者，他們也因此被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批判為「修正主義」。
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蘇聯權力集體為了發展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大力推行以物質刺激、利潤挂帥為核心的所謂「經濟新體制」。他們將技術至上、發展至上的實用主義奉為國家政策，官僚集團壟斷一切權力和資本，這個新興的權貴資產階級由此操縱著國民經濟的領導權。
準確的說，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繁榮」首先是繼承的繁榮，若沒有赫魯曉夫狂風暴雨的改革，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就不會坐享一個「發達社會主義」。赫魯曉夫的不幸在於他沒有等到改革真正開花結果，因此被勃列日涅夫幸運地摘取了「桃子」。
時勢造英雄，勃列日涅夫的幸運還在於他正好趕上了石油時代。蘇聯發現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氣並開始生產，這個源源不斷的金庫為蘇聯經濟發展和國家繁榮大量輸血。西西伯利亞的石油和天然氣成了在蘇聯創造奇蹟的神：大量的石油運到國際市場，贏得了滾滾的財源，可以進口大量的糧食、食品和日用工業品了。於是，勃列日涅夫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布降低物價，可以歌舞昇平地享受「盛世」了。
在諱疾忌醫的政治沉痾之下，石油經濟如同給蘇聯這個病人注射了一針嗎啡，短時間內看起來紅光滿面神采奕奕。1965年至1981年期間，蘇聯國民經濟固定生產基金增長2.42倍，社會生產總值增長1.46倍，國民收入增長1.44倍，工業產值增長1.77倍，農業平均產值「十五」計畫期間比「七五」計畫期間增長50%。但此後蘇聯經濟就開始停滯不前，GDP增速從21%降低到9%，因此人們稱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為「停滯時期」，而「停滯」的原因正是交易成本越來越高的權力腐敗。不受法律和道德制約的貪污受賄、徇私舞弊和瀆職犯罪將石油帶來的巨額紅利消耗殆盡，經濟的車輪陷入一片泥潭。抱殘守缺拒絕改革使蘇聯逐漸落後於西方世界的發展步伐。
事實上，對於「停滯」，勃列日涅夫難辭其咎。正是他的縱容和庇護，腐敗開始在蘇聯普遍化公開化和合法化，勃氏身後的蘇聯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雖然蘇聯帝國的崩潰有很多原因，但無處不在的腐敗是其中一個最要命的癌症。
為了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蘇聯不得不嚴重依賴於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從而為蘇聯的覆亡埋下了隱患。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所謂「經濟改革」並未徹底改變僵化低效的計畫經濟體制，這種拆東牆補西牆、毫無遠見的發展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續的。
進入上世紀80年代，曾經精力充沛的勃列日涅夫已經英雄暮年，而蘇聯這個老大帝國同樣夕陽西下。工業生產出現負增長，依靠石油的「大輸血」，國民經濟才勉強維持了2%的增長率。為了填補巨額赤字，稅務部不得不把酒作為拯救國家的救命稻草，酒類銷量翻了幾番，每年的酒類稅收高達530億盧布。誰能想到在這樣一個超級大國，國民依靠酒精的麻醉才能找到幸福，國家依靠酒精的稅收才能生存。這種「很不道德的行為」只能證明這是一個「很不道德的」國家。蘇聯的火箭可以飛上火星，但他們的電視機卻常常在客廳爆炸……
程曉農先生指出，以經濟發展來追求政績合法性是很多共產黨國家進入政權晚期後的普遍模式。在政權的前期，通常以革命和鎮壓「反革命」等暴力運動建立其統治地位，經過和平建設進入政權晚期，都會陷入意識形態失靈的困境，因而只能依賴其政績來贏得合法性。所謂蘇聯模式就是如此，特別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1967年，勃氏宣布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人們往往以為告別暴力革命和紅色恐怖是共產黨政權的進步，其實這是權力階層對意識形態的徹底否定，一個資產階級化的特權集團必然開始向資本主義轉向，但同時他們又不願接受民主和法律的制裁，兩難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晚期綜合症。
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其發展模式可選擇的空間極其有限。只要一黨獨裁，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場和競爭，也不存在什麼法治和自由，一切都難以擺脫權力的干涉和操縱——直接的或間接的。這不僅是因為特權階層怕失去對國家的控制，更大的原因在於龐大的官吏寄生群體，他們加入共產黨就是為了特權和不勞而獲。任何有益於發展的改革都有可能觸動這個權力金字塔的基礎，導致長城自毀。因此，蘇聯模式即使可以輝煌一時，也只是曇花一現或迴光返照，它注定是沒有未來的，或者說，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這是它的基因注定的。
從某種意義上，隨著世界一體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沒有民主的政績合法性只是一種苟延殘喘。勃氏時代的蘇聯將這種政績合法性發揮到驚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它一方面大規模實施公共工程、強化軍工實力，用城市的鮮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劍」來展現國力，提升民心；另一方面也極力改善居民生活水準，用更多的社會福利來換取民眾對特權的認可，這只是基於一種傳統的「社會契約」關係，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換取民眾的政治服從。
與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在城市、地鐵和軍事力量等方面毫不遜色。但對蘇聯說，作為一根救命稻草，政績幾乎成為政府的唯一使命。事實上，蘇聯也非常擅長製造政績，因為一切資源都在政府手裡，可以為所欲為，不會受到任何阻擋和彈劾，更不用說抗議。它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項目；當然民眾不得不為政府的「面子工程」讓步和犧牲。奧運獎牌無疑是最典型的政績。一場關起門來自娛自樂的奧運會，蘇聯搞得比任何一屆其它奧運會都要豪華闊氣。一切為了發展，而發展就是政績。
事實上，這種「發展」和「政績」只是政府的目的，而不應當是國家的目的。政府（thestate）不等於國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組成的，國家是由公民組成的；公民是國家的根本。國家的發展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服務於大多數公民。如果大多數公民不能從發展中受益，而只是少數權貴官僚為所欲為，那麼這種發展模式無疑走向了罪惡。如果發展和政績以民眾的福祉為代價，那麼發展和政績也就喪失了正當性，並因此延伸到權力的合法性拷問——這是誰的國家？
這種以人為代價的發展模式，並不是讓國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一種帝國模式的偽現代化。人民成為被政府綁架的人質，成為國家強大的犧牲品。瓦西裡耶夫說：「俄國的悲劇就在於，它在皮鞭的驅使下在偽現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國家走得更遠，在偽現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認的數字成果後，在‘人’的現代化方面勉強達到非洲的水平」。
美國與蘇聯作為兩個現代化超級大國，卻有著兩種截然相反的現代化模式，一種是「以人為主體的現代化」，另一種是「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在後一種現代化中，國家可以有高速增長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樓，可以有超過美國的核彈頭總當量、可以有世界第一的鋼產量，可以將幾名軍人送入太空遨遊，但民眾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即便是在蘇聯最輝煌的上世紀70年代末，蘇聯人的工資水平和居民消費水平都不足美國的1/3。
在專制模式下，炫耀暴力美學的戰爭往往被視為最卓越的政績，因此極權主義與軍國主義常常就是一回事兒。對勃列日涅夫來說，冷戰是他最大的政績；因此他不得不去做，而且要做好。甚至可以說，侵略阿富汗也是為了政績。從希特勒到斯大林，為了政績，權力常常變得無比瘋狂。1969年，在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等人的強烈主張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為取得美國支持，蘇聯將消息告知美國。尼克松目瞪口呆，「我們能夠毀滅世界，可是他們卻敢於毀滅世界。」幾天後，《華盛頓明星報》發文稱「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這則消息令全世界一片嘩然，「美國出賣了我們」，勃列日涅夫悻悻然最終放棄了這個瘋狂的計畫。但蘇聯駐紮在中蘇邊境的百萬虎狼之師始終對中國虎視眈眈。
相比勞民傷財窮兵黷武的政績來，蘇聯在以社會福利來換取民心的發展模式上也是盡了很多努力，但最後政府手中的資源逐漸枯竭，經濟也陷入停滯，只落得民怨鼎沸。在公民選舉和司法獨立缺失的前提下，政府權力合法性時刻面臨著無法逃避的質疑和危機。在勃列日涅夫之後的1989年，蘇聯國內曾經作過一個「蘇聯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調查，結果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佔7%，代表工人的只佔4%，代表全體黨員的只佔11%，而認為代表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高達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