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這是應《南都週刊》所約，為在該刊專欄所寫的一篇文字，可惜該刊幾經努力，還是不能刊出。不論我所說的內容好與否，的確能夠證明莫言先生所說，審查有利於創作。因為我這篇文字不能叫創作，所以不予刊布。這是莫言先生獲獎以前，我寫下的文字，現在我還是持與文章相同的觀點。現刊於敝博，以饗關注者。2012年10月22日14：50分於成都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快頒獎了，中國的媒體一如既往地對中國作家獲獎抱有很高的熱情。有的人甚至不是從作品的藝術表現力和所揭示的精神內核來看待中國作家，而是只要是中國作家他都支持，有的甚至把今年賭博賠率高居前兩位的莫言與村上春樹之爭，看成是另一場「釣魚島之戰」，民族主義的虛胖和氾濫到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而我的原則是，文學無國界，只要是真正有份量的——在文學創作和道德擔當等——作家得了獎，我都衷心祝福且高興。
由於六十年來政治對文學的干預，產生了許多令人厭惡的成果，如「三突出」、「高大全」等，使得大家在呼籲政治不要干預文學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共識。但這並不表明我們的生活能離得開政治，因為政治事關我們的權利及生活的許多方面。真正清明理性的政治固然不干涉寫作和創作自由，但好的文學作品卻不能不反應我們應該有的權利追求：對愛的渴求，對美的執著，對自由的熱望，對民主的追尋，對人類基本道德價值和人道主義的堅守。換言之，作為一枚硬幣的另一面，那就是一個偉大的作家無不書寫時代及人內心的黑暗：貪婪和無恥、頹廢與絕望、欺騙與謊言、暴力和骯髒，等等。有一些人說我之所以不讚同莫言獲獎，是因為我在用政治標準評判他。我認為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說得好：「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 政治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躲避當下中國政治常常是一種自以為聰明的怯懦，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這樣的現實，文學也不例外。
老實說，從藝術上講，莫言小說的水準也遠沒達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程度。在我眼中，六十年來的漢語寫作者基本上沒有寫出達到獲得諾獎水準的作品。即便是已經獲獎的高行健，從他出版的中文小說來看，被嚴重高估。當然你可以說他是用法語在寫作，其作品回譯成漢語可能打了折扣，那麼我對此只能無話可說。我認為莫言在中國作家中寫得不算壞，也承認莫言的作品曾反映過計畫生育等現實災難。但很遺憾的是，在我看來，莫言的小說從語言到結構，再到人物塑造，都並不是讚賞者所說的那般出色。比如《蛙》固然展現了一些計生的慘況，但其深層因素並沒有揭示出來，這正是莫言接受採訪時所說的拿捏分寸，而導致的自我內在審查的必然結果。為了給「姑姑」在計生上的「作惡」下台階，作者後來設置了她的懺悔，但這懺悔更像是作者為了提升自己作品境界的生硬「補丁」，根本不像「姑姑」這個人物的自然發展。與同樣受制於高壓政治下的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直面當時蘇維埃現實的勇氣和藝術品格相比，相去甚遠。
我們始終不要忘記諾貝爾是個不懈的現實社會的批評者，同時他在遺言中也要求獲獎作家有相應的道德擔當。一個作家有道德擔當，並不是將他往高線上靠，要他去做聖人，這不現實，我們必須承認人性的不完美，但最起碼一個作家應有做人的底線。如果是在沒有選擇的高壓時代，像抄毛延講這樣的事，當然可以理解。當一個人擁有了對此「說不」的自由後——事實上也有被要求抄寫的作家王安憶和阿來拒絕——還要去抄這樣嚴重違背創作自由的御用文本，就不能用逢場作戲和敷衍應景的私事來搪塞，因為這是事關包括莫言個人在內的所有寫作者之創作自由的公共行為。要寫出自由的作品，必須要有爭取自由的努力和一顆的自由心。有擔當不一定能成為偉大的作家，但偉大的作家沒有相應的社會和道德擔當與做人底線，則是不折不扣的笑話。
我尊重有的讀者對莫言作品的主觀偏愛，但我個人不認為他配得諾貝爾文學獎。再者，有人把我批評莫言包括反對他得諾獎，視為不寬容，這個說法混淆了關於寬容的基本判斷。在談論公共問題時，寬容只有面對權力之壓制時，才是有效的說法。我們批評莫言，不等於不寬容，只是多元言論的一種，因為沒誰不允許他反駁我們，我們更沒有公權力的背景來壓制他的言論。寬容不等於縱容，把縱容當作寬容是我們這個時代犬儒病氾濫的一個原因。我們這個社會不是聲音過於多元，而是依舊過於一律。如果我們是善于思考的人，為何不想想關於莫言得獎與否基本可以公開談，而曾經得過諾獎的中國人，為何不讓公開談呢？這裡面蘊藏著什麼樣的B門？好好想一想，我們就可以由此真正讀懂中國。
村上春樹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演講道：「通過講述精巧的謊言——也就是說，通過編造看起來是真實的虛構故事——小說家能夠把一種真實帶到新的地方，賦予它新的見解。」（《總是和蛋站在一起》）作家拉什迪也說作家靠「形式化撒謊」，創造另類的現實，讓我們反省當下現實生活中不如意的各個方面，而對社會的進步做出自己的貢獻。可是我們的許多作家，不僅自己所寫的是從不創造另類現實的謊言，而自己就生活在無邊的謊言中，不僅渾然一體，而且還甘之如飴。正是這樣的人生態度，形成一個了類同評論家王彬彬曾經批評過的，龐大的過於聰明的作家群體。不要聰明到以為別人看不出你什麼糖都想吃到、什麼便宜都想佔到的心理，魚與熊掌得兼的「理想」，很多時候是個可怕的陷阱和幻覺。
讓我再引一段村上春樹的話，來說明我們為何要真實地生活，即便你是靠「形式化撒謊」來寫作的小說家。「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蛋。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無法取代的靈魂，被包裹在一個脆弱的殼裡。……而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面對著一堵堅硬的高牆。這堵牆有個名字：它叫體制（The System）。體制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後它開始殺害我們，及令我們殺害他人——無情地，高效地，系統地。」你即便不時刻與蛋站在一起，也應該與中國的高牆保持一點距離吧，難道這對叫作家的中國人來說，就那麼為難嗎？
2012年10月7日於成都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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