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牢記「文革」 才能制止歷史重演
中國人應該明白的事：關於十年文革（四）
1968年夏天，獄中的劉少奇一度因肺炎併發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須保證讓他活著，那怕還有一口氣。讓他活著幹什麼，一個已經沒有絲毫利用價值的人？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舉手錶決，以133人贊成，一人反對的結果，通過了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決定。這個決定一直瞞著他，直到二十多天後的11月24四日，一個特殊的日子——劉少奇七十歲生日那天，毛澤東、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給劉少奇捎去一個生日禮物——收音機。身陷囹圄的劉少奇還沒等揣摩出他們究竟是良心發現還是另有圖謀的時候，從收音機裡傳出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劉少奇當即氣得渾身顫抖，把收音機狠狠摔在地上。這就是讓他活著的目的！從此以後，劉少奇至死再未說一句話。視政治生命高於一切的劉少奇就這麼垮了。劉少奇死時白髮一尺長，化名劉衛黃。毛澤東與劉少奇，一個黨主席，一個國家主席，實際是老鄉，在湖南的兩個「沖」——韶山沖與炭子沖，相距不過60華里。毛澤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文革」初期，劉少奇也曾經想過要用憲法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1967年8月5日，劉少奇被中南海的造反派批鬥，回到辦公室他手持憲法大聲抗議：「我是國家主席，我要維護國家主席的尊嚴；我也是個公民，公民權利不容侵犯，破壞憲法是要受到制裁的！」但是現實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沒有人在乎什麼憲法。批鬥照樣進行。
說到違憲，網上盛傳毛澤東於1961年在秦皇島的一個中共高層座談會上的講話，曾經這樣談起過憲法：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臺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所以，迷信憲法的思想是極其錯誤的，是要亡黨的。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人民群眾還受國民黨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慘國情，為了爭取時間，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為之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化害為利，最大限度的縮小憲法的約束，堅持黨的領導。我們的黨，好比諸葛亮，對於「憲法」這個阿鬥，是懷有極其複雜的感情啊！不公開承認阿斗的領導地位是不好的，是無法向人民群眾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當擺設，也是不好的，是無法讓黨隨意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的，也是遲早要被司馬懿抓去砍頭的。所以，我考慮再三，決定在全國所有學校取消憲法課，開設政治課，讓全國人民明白，第一，阿斗還是有的，諸葛亮也受他的領導，不會胡作非為的，放心好啦；第二，諸葛亮是最厲害的，是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不聽他的話，後果會非常嚴重的，嚴重到比地球爆炸還可怕！雖然是網傳，但依毛澤東的品性是完全與之相符的。
說到憲法的問題，中共從未給憲法應有的地位，甚至可以說，在中國，老百姓只知有黨，不知有憲法。中共治下，憲法就像晚清時的光緒皇帝，不過是個擺當，真正管事的是他娘。中共不僅違憲，連它自己的黨章它也從來不當回事。比如，中共「六大」於1928年召開，「七大」則是1945年抗日戰爭即將勝利時召開的，中間相隔了17年，而「八大」是1956年召開的，中間隔了11年，「九大」是1969年，中間又隔了13年。為什麼不按黨章規定的時間召開代表大會（黨章規定一屆任期為三年）呢？是因為毛澤東總要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時機召開，好讓自己十拿九穩的當選或連任黨的主席，1945年是如此，1956年也是如此。按照黨章規定「九大」應該在1961年舉行，但61年正是全國挨餓死人的時候，餓死了4千萬，淒慘的現實正在為彭德懷的正確作證，如果這時候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毛澤東就要下臺，所以就不召開，無限期地推遲，直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九大」時無人競爭又一次當選了主席。
不僅是代表大會，屆中的歷次全會也全憑老毛個人的興趣。例如，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解決了中共領導層的問題，「兩個宗派」已如毛澤東所願，被徹底摧毀，毛澤東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這次全會距上屆全會已有6年。毛澤東自六屆六中全會控制了中央後，召開中共例行會議已經全無定例，何時開會，何時休會，只憑他個人說了算。這次名曰六屆七中全會的會議，竟一開就是11個月。所要解決的問題有兩個：其一，以全會的名義，正式通過對過去路線清算的決議案，把自己的歷史地位及對手的「錯誤」，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其二，按毛的意願重建中共的領導機構。什麼時候達到毛的目的了，什麼時候散會，否則，會就一直開下去，永遠不結束，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正因為如此，專制獨裁的毛澤東對「水門事件」造成美國總統尼克松下臺才非常困惑，他對尼克松的女兒女婿說，我就是想不通你們美國人是怎麼搞的，幾盒錄音磁帶怎麼就把一位總統趕下臺了呢？毛澤東不理解尼克松的下臺，就像尼克松不理解一國主席劉少奇可以不經任何手續而被隨意打倒批鬥致死一樣。
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代表，早在《延安日記》中就曾這樣評價：「毛澤東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價地要在這個國家奪取政權。他之所以對黨有興趣，只是因為黨能保證他奪到這個權力。」違反黨章這樣的大事，沒人管，沒人問，沒人監督，在黨內哪還有什麼民主可言呢？不僅是中共，朝共也是如此，1980年舉行了第六次黨代表大會，一拖就是30年，2010年冬天，金正日要向兒子交權，需要走走程序，披一件合法的外衣，所以就開第七大了。2011年6月6日，召開了時隔30年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專制、獨裁、極權的共產黨！哪還有什麼規矩、原則！
中共的陰險毒辣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十一次所謂的「路線鬥爭」，其實什麼「路線鬥爭」，愚弄百姓而已，全都是頭頭們的爭權奪利，每一任都否認前一任，每一任都要走新路，過去的都錯了。共產黨的「斗」，不僅體現在戰天鬥地，與天斗、與地斗、與人鬥，國外斗、國內鬥，也體現在窩裡鬥。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整得多少人生不如死！大量的罪惡直到今天還被掩藏著。懷疑一切，無情鬥爭，是貫穿中共整個黨內鬥爭的主線！
幾乎所有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案都平反了，不平反的都有特殊原因。而所有平反的冤假錯案全都是栽贓陷害，採用的都是極其流氓卑鄙的手段。林彪、「四人幫」不能平反，一平反沒人給「文革」頂罪了，毛澤東就不能在天安門廣場待了，共產黨不倒，黑鍋就要背到底。而其實，無論是林彪還是四人幫，他們不過是執行者，真正的責任者在毛澤東，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作為中共的魁首，沒有毛澤東允許，哪個高級幹部可以隨隨便便地被打倒？哪一場運動可以任意地進行？
毛澤東及中共製造的冤假錯案太多了，無辜的冤魂太多了。毛澤東死後不久，太湖每到夜間就響起全國各地不同口音的冤魂們的哭訴，講述的都是土改、鎮反、反右、三年「大飢荒」等時期的冤屈事實。公安部門曾進行過錄音，把冤魂們講述的事實發到事發地進行核實，結果證實所言不虛，令人十分震驚。消息傳到高層，間接的引發了高層平反冤假錯案的決心。當時胡耀邦、趙紫陽、陳雲、習仲勛、萬里都異口同聲地說：「我們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所做的一切壞事，真正達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達文件，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陳雲當場拍板：「就是毛澤東欽定的胡風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錯案包括王實味、許繼慎、段德昌、何篤才等同志的冤案也要平！」後來，中共認為此事對自己比較負面，多次派部隊於夜間以機槍掃射、手雷轟炸，但也無濟於事。再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變化，太湖鬧鬼之事才漸漸平息。
對「文革」這樣一場鬧劇，從上到下也有不少人是清醒的，甚至是反叛的，如遇羅克、張志新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先後給毛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她在七封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郭世英是詩人郭沫若的兒子，1962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期間他和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X小組」，大膽地討論了在當時來講是驚世駭俗的問題：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什麼是權威？有沒有頂峰？這種即使今天看來都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見與質疑，在當時注定不會有結果。他們的小組後來被打成反動組織，郭世英也於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
還有一位少有人知的女性王容芬，當時年僅19歲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學生。在參加了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紅衛兵集會，聆聽了副統帥林彪的講話後，她想起了希特勒的講話錄音，兩者簡直沒什麼區別。她強烈地感受到，「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骯髒，不能再活下去」。她決定「豁出去把心裏話說出來」。9月24日，她給毛澤東寫了這樣一封信：
尊敬的毛澤東主席：
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麼？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著什麼？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致禮！
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四年級一班學生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這封抗議書，王容芬還同時郵給了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團校。之後，她以死抗爭，喝下了四瓶DDT殺蟲劑。幸運的是她沒死成，救活後被判處無期徒刑，送往監獄。在監獄裡王容芬受盡非人的磨難。曾被看守反擰雙臂，上了半年的背銬。當背銬取下來時，鎖已鏽住，用鋼鋸才鋸開，手已經不能動了。最後，這位不平凡的女性活下來了，活到了毛死的那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精神絲毫不減。
對「文革」這樣一場空前絕後的禍國殃民運動，「文革」結束後，不少黨內外人士，積極倡議中共當局建立「文革」博物館，以紀念告慰逝者、警示後人，引以為戒，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1978年，中國社會尚處在撥亂反正階段，巴金率先提出每個知識份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甚至把反思的範圍從「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之後，他又率先站在整個人類的角度看待中國的「文革」。在1980年4月於日本出席世界筆會大會的演講《文學生活五十年》裡，他指出：「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後也會在別處發生。」
因此，巴金第一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他說：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有牢記「文革」才能制止歷史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但中共就是不應允。有學者為此而感言：我們知道，一個不敢鏟盡罪孽的民族是缺乏勇氣的民族，一個不想反思罪過的民族是欠缺良知的民族，一個不能直面醜惡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