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牢记“文革” 才能制止历史重演

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关于十年文革（四）

1968年夏天，狱中的刘少奇一度因肺炎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须保证让他活着，那怕还有一口气。让他活着干什么，一个已经没有丝毫利用价值的人？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手表决，以133人赞成，一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一直瞒着他，直到二十多天后的11月24四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刘少奇七十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给刘少奇捎去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身陷囹圄的刘少奇还没等揣摩出他们究竟是良心发现还是另有图谋的时候，从收音机里传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当即气得浑身颤抖，把收音机狠狠摔在地上。这就是让他活着的目的！从此以后，刘少奇至死再未说一句话。视政治生命高于一切的刘少奇就这么垮了。刘少奇死时白发一尺长，化名刘卫黄。毛泽东与刘少奇，一个党主席，一个国家主席，实际是老乡，在湖南的两个“冲”——韶山冲与炭子冲，相距不过60华里。毛泽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文革”初期，刘少奇也曾经想过要用宪法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1967年8月5日，刘少奇被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回到办公室他手持宪法大声抗议：“我是国家主席，我要维护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也是个公民，公民权利不容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到制裁的！”但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没有人在乎什么宪法。批斗照样进行。

说到违宪，网上盛传毛泽东于1961年在秦皇岛的一个中共高层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这样谈起过宪法：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全国所有学校取消宪法课，开设政治课，让全国人民明白，第一，阿斗还是有的，诸葛亮也受他的领导，不会胡作非为的，放心好啦；第二，诸葛亮是最厉害的，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不听他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严重到比地球爆炸还可怕！虽然是网传，但依毛泽东的品性是完全与之相符的。

说到宪法的问题，中共从未给宪法应有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老百姓只知有党，不知有宪法。中共治下，宪法就像晚清时的光绪皇帝，不过是个摆当，真正管事的是他娘。中共不仅违宪，连它自己的党章它也从来不当回事。比如，中共“六大”于1928年召开，“七大”则是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召开的，中间相隔了17年，而“八大”是1956年召开的，中间隔了11年，“九大”是1969年，中间又隔了13年。为什么不按党章规定的时间召开代表大会（党章规定一届任期为三年）呢？是因为毛泽东总要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召开，好让自己十拿九稳的当选或连任党的主席，1945年是如此，1956年也是如此。按照党章规定“九大”应该在1961年举行，但61年正是全国挨饿死人的时候，饿死了4千万，凄惨的现实正在为彭德怀的正确作证，如果这时候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就要下台，所以就不召开，无限期地推迟，直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九大”时无人竞争又一次当选了主席。

不仅是代表大会，届中的历次全会也全凭老毛个人的兴趣。例如，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领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6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11个月。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按毛的意愿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什么时候达到毛的目的了，什么时候散会，否则，会就一直开下去，永远不结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正因为如此，专制独裁的毛泽东对“水门事件”造成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才非常困惑，他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怎么就把一位总统赶下台了呢？毛泽东不理解尼克松的下台，就像尼克松不理解一国主席刘少奇可以不经任何手续而被随意打倒批斗致死一样。

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早在《延安日记》中就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他之所以对党有兴趣，只是因为党能保证他夺到这个权力。”违反党章这样的大事，没人管，没人问，没人监督，在党内哪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不仅是中共，朝共也是如此，1980年举行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一拖就是30年，2010年冬天，金正日要向儿子交权，需要走走程序，披一件合法的外衣，所以就开第七大了。2011年6月6日，召开了时隔30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专制、独裁、极权的共产党！哪还有什么规矩、原则！

中共的阴险毒辣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十一次所谓的“路线斗争”，其实什么“路线斗争”，愚弄百姓而已，全都是头头们的争权夺利，每一任都否认前一任，每一任都要走新路，过去的都错了。共产党的“斗”，不仅体现在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国外斗、国内斗，也体现在窝里斗。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整得多少人生不如死！大量的罪恶直到今天还被掩藏着。怀疑一切，无情斗争，是贯穿中共整个党内斗争的主线！

几乎所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案都平反了，不平反的都有特殊原因。而所有平反的冤假错案全都是栽赃陷害，采用的都是极其流氓卑鄙的手段。林彪、“四人帮”不能平反，一平反没人给“文革”顶罪了，毛泽东就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待了，共产党不倒，黑锅就要背到底。而其实，无论是林彪还是四人帮，他们不过是执行者，真正的责任者在毛泽东，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作为中共的魁首，没有毛泽东允许，哪个高级干部可以随随便便地被打倒？哪一场运动可以任意地进行？

毛泽东及中共制造的冤假错案太多了，无辜的冤魂太多了。毛泽东死后不久，太湖每到夜间就响起全国各地不同口音的冤魂们的哭诉，讲述的都是土改、镇反、反右、三年“大饥荒”等时期的冤屈事实。公安部门曾进行过录音，把冤魂们讲述的事实发到事发地进行核实，结果证实所言不虚，令人十分震惊。消息传到高层，间接的引发了高层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当时胡耀邦、赵紫阳、陈云、习仲勋、万里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党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所做的一切坏事，真正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达文件，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陈云当场拍板：“就是毛泽东钦定的胡风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错案包括王实味、许继慎、段德昌、何笃才等同志的冤案也要平！”后来，中共认为此事对自己比较负面，多次派部队于夜间以机枪扫射、手雷轰炸，但也无济于事。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太湖闹鬼之事才渐渐平息。

对“文革”这样一场闹剧，从上到下也有不少人是清醒的，甚至是反叛的，如遇罗克、张志新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先后给毛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她在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郭世英是诗人郭沫若的儿子，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X小组”，大胆地讨论了在当时来讲是惊世骇俗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这种即使今天看来都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与质疑，在当时注定不会有结果。他们的小组后来被打成反动组织，郭世英也于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

还有一位少有人知的女性王容芬，当时年仅19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生。在参加了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聆听了副统帅林彪的讲话后，她想起了希特勒的讲话录音，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她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决定“豁出去把心里话说出来”。9月24日，她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这封抗议书，王容芬还同时邮给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团校。之后，她以死抗争，喝下了四瓶DDT杀虫剂。幸运的是她没死成，救活后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监狱。在监狱里王容芬受尽非人的磨难。曾被看守反拧双臂，上了半年的背铐。当背铐取下来时，锁已锈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不能动了。最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死的那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对“文革”这样一场空前绝后的祸国殃民运动，“文革”结束后，不少党内外人士，积极倡议中共当局建立“文革”博物馆，以纪念告慰逝者、警示后人，引以为戒，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巴金率先提出每个知识份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甚至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之后，他又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在1980年4月于日本出席世界笔会大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因此，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记“文革”才能制止历史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但中共就是不应允。有学者为此而感言：我们知道，一个不敢铲尽罪孽的民族是缺乏勇气的民族，一个不想反思罪过的民族是欠缺良知的民族，一个不能直面丑恶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