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家三代「一滴淚」，滴出赤潮入華後的「績效」，一張所謂「最新最美」的藍圖非但未澤被後人，反而肇禍連連，綿延至今。俞家三代的人生軌跡提供了一份十分獨特且極其珍貴的家族標本。
祖迎馬列
我認識俞梅蓀先生乃是從其祖父開始。其祖俞頌華（1893∼1947），江蘇太倉人，明代抗倭總兵俞大猷（戚繼光為副總兵）之後，中國最早迎請馬列主義人士之一。1920年10月，由張東蓀、梁啟超促成，俞頌華作為京滬兩大名報（《晨報》、《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赴俄，瞿秋白僅為其所雇譯員，另一俄專生李仲武自費隨行。採訪過列寧、托洛茨基、莫洛托夫、季諾維也夫等赤俄領導人，並感受到「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供給制（三月免費食宿）。因當時赤俄全國挨餓，俞瞿李有時也挨餓。這一期間，俞頌華連續發回報導，與瞿秋白一起將馬列主義「販運」回華。
圖1，1920年10月16日，俞頌華28歲（中）和譯員瞿秋白20歲（右）、李仲武（左），赴蘇俄考察。
圖2，1920年11月28日∼12月16日，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每天頭版頭條共同啟事公告：俞等三人前往蘇俄考察。
其後，俞頌華任上海《申報》總編，1937年4月進入延安，採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等人，發表長篇報導。
1924至1949年，俞家經常為瞿秋白（1935年被殺）、範長江等中共地下黨員提供幫助，秘護家中。其學生有範長江、石西民、陸怡、瀋昌煥（國府外長）、鄭心永、傅白蘆、王淮冰、方漢奇等不少國共精英。抗戰後國共內戰，俞頌華上了國民黨暗殺黑名單。
俞頌華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不遠萬里「販運」回華的這個「主義」，非但沒有長宜子孫、澤被後人，反而肇禍連連，其子其孫竟成為直接受害者。三代俞家人，一滴辛酸淚，一滴那麼傷痛滯墜的世紀國淚！
圖3，1937年5月9日，上海《申報週刊》封面，延安城樓。（俞頌華攝）
圖4，1937年5月23日，《申報週刊》俞頌華報導《從上海到西安到陝北》（約7000字）。
圖5，2010年11月6日，江蘇省太倉市慶祝第十二個記者節暨「俞頌華新聞獎」頒獎活動。
●上海地方志辦公室網：1919年，俞頌華任上海《學燈》主編，刊載青年毛澤東的《民眾的大聯合》等文。
子死五七
第二代，獨子俞彪文（1926∼1957），東吳大學和滬江大學國際貿易專業生，1949年拒隨國府資源委員會中央信託局赴臺，參加中共開國大典，創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任辦公廳副主任，得財政部長李先念好評。因對保險工作提出一些改進意見而被打成右派份子，1957年7月19日，在「偉大反右派運動」的高潮中跳樓自殺（最早自殺「右派」），年僅31歲。
圖6，1957年春，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辦公廳成員，前排左1俞彪文（副主任）、後排左2趙濟年（詩人北島之父）。
俞彪文「與人民對抗到底」，上海外灘中國銀行業務骨幹的母親（1949年參與接管），被迫提前退休，工資減半（37元），直至1986年去世。妻子（重慶大學經濟系畢業生、馬寅初學生）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1979年7月，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人事處長到俞家宣布「改正」：「你父親過去犯了錯誤，現在寬大為懷就不算了。」民政局按1957年標準放發撫恤金（安葬費）360元，若按1979年標準應為1500元。這就是所謂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①
2003年，俞彪文妻臨終前告訴兩兒：她當時想投河自盡，多次徘徊在故宮護城河邊，實不忍拋下四歲和一歲幼兒，堅強活下來。「中年喪夫，老年時兩個兒子分別得精神病與蒙冤入獄。我這輩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艱難太沒意思。」
孫陷冤困
第三代，長孫俞梅蓀（1953生）、幼孫俞頌蓀（1956生）從小生活在「狗崽子」的屈辱中，「文革」在滬屢受衝擊。幼孫頌蓀中學畢業時三次自殺, 一次觸電、一次割腕、一次喝敵敵畏，最後一次因在農村當赤腳醫生的哥哥梅蓀在家，立即灌水洗胃，再送長寧區中心醫院搶救，差一點「嗚呼」。頌蓀精神抑鬱，有時要住精神病院。他居住的俞家祖宅（上海江蘇路480弄76號3層42平米廉租公房），被長寧區政協委員惠進德（俞梅蓀江西插友）構陷侵吞，官司一拖五年，要回到俞宅居住，征途漫漫。去年，這所尚在爭訟中的該屋被市府列為「新聞界前輩俞頌華故居」。
圖8，上海市江蘇路480弄76號3樓42平米廉租公房，弟俞頌蓀唯一住房，被政府列為「新聞界前輩俞頌華故居」。
圖9，惠進德（原長寧區政協委員、上海惠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1999年冒名俞頌蓀退房，偽造公文把俞的住房虛假調配到北新涇，再把俞宅轉給其子惠澤民，隱瞞至今，拒不承認。
俞梅蓀1979年入黨，198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歷任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綜合秘書組長（1985年起草《「七五」立法規劃草案》）、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研究室研究人員、中國經濟法研究會研究部主任、《經濟法制》雜誌編輯部主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顧明之秘書，在中南海從事立法工作十年。1992年9月，出於純良動機，按慣例向專程來京的上海《文匯報》黨委書記兼總編張啟承、《文匯報》駐京辦主任王捷南，出示《「十四大」徵求意見稿》，以便其搞好法治宣傳。因一時疏忽，文件被盜印，再牽扯到一筆與本案無關的兩千元資料費，1994年1月被捕。
儘管泄密產生良好的正面效果，江平大律師（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出庭作無罪辯護，首長顧明伸手相援，但仍判刑三年，俞梅蓀一生就此被毀。在獄中，俞任班長、教員，全班月月超額完成勞改指標，成為全監獄勞改積極份子，本可減刑一年，因拒不認罪，坐滿三年。1997年1月出獄，仍因不認罪，片警「依法」不讓申請低保，且各方推諉，不解決其生存問題。應聘求職，屢因「刑釋人員」遭拒。如今歲垂六旬，生存無著，妻離子散。為照顧弟弟和要回到俞家祖宅（俞頌蓀惟一居所）住宿，四處奔告，依法維權上訪，不是遭拒就是被騙。
1994年，因兄長入獄，其弟受驚嚇，精神病復發，入上海精神病院三年。如今，因俞宅被人侵吞，無家可歸，頌蓀滯留精神病院已12年矣。其間多次自殺被搶救，電擊休克治療使其喪失記憶。2009年初，頌蓀病癒出院回俞宅被趕出，維權上訪，因到處被拒，是年8月再次要自殺，舊病再發，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送回醫院成危重特護病人。在精神病院內多次撞牆自殺，電休克治療，慘不忍睹。五年來，參與立法10年的俞梅蓀，竟也淪為求告無門的訪民，落難江湖，底層掙扎，常年流浪於滬，深陷困境。俞家兄弟，真正的「當代不幸者」。
圖10，1989年4月4日，俞梅蓀在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式（胡耀邦在主席臺前就坐，11天後去世）。
圖11，1992至1993年，張啟承（文匯報社黨委書記、總編輯），向俞梅蓀盜竊國家機密的基層黨組織法人團夥作案的主謀，該報社以俞坐牢為代價的「十四大」宣傳成果，成了張的政績和資本，後獲國務院表彰為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當選為上海市新聞學會會長，儼然成了上海新聞界的領軍人物。
絕望法律
俞梅蓀遭《文匯報》團夥作案人栽贓，十分憤怒，深感司法不公。1995年3月，最高法院申訴庭副庭長紀敏，前往探監。俞告知：「江平為我無罪辯護。」紀副庭長回答：「律師算什麼？關鍵要看法官的。」 ②隨口一語，抖盡律師在中國司法中的地位。2009年9月底，北京大學幾位法學教授、維權律師擬定以俞宅侵吞案為例召開「上訪個案研討會」，討論結果將通報國家信訪局，校方已批准，京滬法治報刊不少記者報名參加。然警方以「六十大慶」維穩為由，強令取消研討會，並將俞梅蓀「限居」在家一個月。
出獄16年來，俞梅蓀發表法治建設文章數十篇，得到江平及老首長顧明稱讚。多年來，因替失地農民維權上訪、不斷參加「右派」維權聚會，他成了警方「重點保護對象」，家門口一度探頭伺候（探架猶在），「敏感時期」警員全天候陪住。俞見警員大冬天瑟索於傳達室，迎入家門食宿，方便警員「執行公務」，儘管有時與警方對抗激烈。俞梅蓀有時外出，一刷身份證，蹦出「重要信息」，警方立即緊張起來，「有關方面」會迅速趕到。一次，自滬回京，剛到家，北京警員就上門「問候」，生怕他「途中消失」。
2010年1月23日，北京《律師文摘》雜誌舉辦「江平教授八十華誕慶賀文集首髮式」（編入俞文《江平為我無罪辯護而敗訴》）。江平1956年畢業於莫斯科法律系，大陸法律界泰鬥，發表演講《中國的法治處在一個大倒退的時期》。
一位警察瞭解俞家冤案後：「你這搞立法的人都被冤枉得如此淒慘，百姓怎麼辦啊？你落難又遭欺詐，房子被人侵吞，這種事太多了，你還能說能寫，但老百姓文化程度不高，不懂法，無處說理，只好自認倒霉了。」③
2012年4月8日，本人首晤俞梅蓀先生，親感他走投無路的激憤。在座四人臨時湊捐兩千元。另一聚會，一讀者亦捐兩千元。俞先生很尷尬，不收拂逆好意，收下又深感不安，但他確實需要幫助。將這樣一位紅色出身的黨員高知「培養」成苦大仇深的流浪漢，一位本可為國盡力的棟樑之才，淪為求告無門的弱勢訪民，一次次領受唾面自乾的羞辱，甚至常因活不下去而產生與仇家同歸於盡的楊佳式衝動。他現在特別理解雪夜睡在最高法院信訪辦大鐵門外的訪民，「個個艱苦卓絕，比我艱難困苦得多。我淪為訪民，才真正理解他們的苦大仇深和萬般無奈。」
圖12，2009年2月，俞梅蓀接病癒出院的弟弟回俞宅被趕出，滿懷信心上訪，沒想到竟分別被上海市和長寧區兩級政府信訪辦和作案方新長寧房地產集團信訪辦誣為到場辦理退房手續（實為惠進德冒名退房）。
圖13，弟弟分別被三個信訪辦誣為辦理退房而回旅館大哭，厭世絕食，要自殺，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
圖14，2009年9月，俞梅蓀送弟弟回精神病院，危重特護，電擊休克治療。2011年12月，俞梅蓀接病癒弟出院回俞宅，被惠妻叫來110警員趕出，弟弟大哭回醫院。俞梅蓀繼續在上海流浪上訪，2012年5月，接長寧區政協用作案人惠進德的言辭所作《信訪答覆》，而貧病交加，精神幾近崩潰，至10月，繼續上訪中。
淚痕難干
俞家三代「一滴淚」，多麼凝重哀傷的一滴國淚！更使我感嘆的是：以俞梅蓀的精通法律和如此廣泛的人脈尚不能為自己的兩樁冤案依法維權，這個社會的弊病應該相當「深化」了，至少糾錯力量太弱，法律遠遠未能起到扶弱矯謬之力。俞梅蓀深感公平立法固然重要，但當今大陸首在公正執法。「那些執法者並不執法，甚至是反執法。」
俞家三代的血淚，默默述說著赤潮入華後的「績效」。唐士軍律師說：「六十年中國，究竟是什麼社會？簡直是東亞地獄！」話雖黑色，但一個至今仍奉專政為圭臬的國家，又怎麼會允許法律干擾「和諧」？沒有意識形態的正位，現代人文理念均無法具體落實。從這一意義上，俞家三代為國家提供了一份十分獨特且極其珍貴的人文標本：祖迎、子死、孫冤！
最有反諷的是：官方設立「俞頌華新聞獎」，俞家後人，竟然至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難道國人今天還不能反思一下形成這一悖謬的原因麼？
只能搭乘馬列號駛入「歷史三峽」，直流而下63年，乃20世紀中國的宿命。無論如何，中國大陸的現狀，直接來自「光芒萬丈」的指導思想——馬列赤潮。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麼？實踐已經檢驗了，那麼「真理」呢？事實上，改革開放30年，每艱難挪走一步，最強大的阻力均來自意識形態，真正思想「長」一寸，生產才能向前進。趙紫陽晚年感嘆：「當年不是不知怎樣幹，是不知怎樣說服那些拒絕改革又掌握權力的人，真正的阻力是政治上的阻力。改革的巨大動力來自基層，來自百姓。上面頂不住壓力時才放一下手，改革就前進一步。」
（2012年10月於滬）
註釋：
①俞梅蓀：《緬懷蒙冤自殺的右派父親》，載《開放》2008年9月號。
②③俞梅蓀：《江平為我無罪辯護而敗訴》，原載《前哨》2010年2月號；原載《江平八十華誕慶賀文集》（2010年1月北京版）
●本文簡版1900字，原載《動向》雜誌2012年9月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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