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緣(圖)

在中華諸多古樂器中,琴最具文明的代表性,也與人最有緣。相傳琴為伏羲用梧桐木所製,初為五弦。周文王因思念死去的兒子伯邑考,便添了一弦;周武王伐紂,為鼓舞士氣再添一弦,於是成了「文武七弦琴」。單從琴弦的變遷,我們就可感知先人對之的寄託。

皆說琴通靈性,是由於它本來就具人身鳳形,有頭、頸、肩、腰、尾、足。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與周天經緯、年歲天數吻合;寬六寸,好比上下四方「六合」。又琴面「上圓而斂,法天」,背板「下方而平,法地」。琴間有龍池、鳳沼二音槽,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合四氣。可見,琴的造型充分體現了天人合一,彈奏者更可「以己之心會物之神,以達於天地之道」。

琴從降臨世間那一天起,就在人們心中佔有獨特的位置。隨著時間的轉移,更被譽作「六音之首」、「國樂之父」、「聖人之器」,以致「君子之座,必左琴而右書」。琴早成為文人的必修樂器,也是名士的重要標識。正因如此,孜孜以求琴藝便理所當然。據說孔子學琴於師襄,不久便掌握彈法,卻自認「未得其數」;再經練習,師襄覺得不錯,他又自認「未得其志」;再繼續苦練,師襄已深表讚賞,孔子仍反覆琢磨琴曲《文王操》,直至周文王的形象在樂聲躍出,方肯罷休。春秋晉國伯牙的經歷則更絕。他跟成連學琴三年,遲遲未能開悟,便被帶到東海蓬萊。只見波濤洶湧、群鳥悲啼,伯牙豁然開朗,感慨道:「先生移我情矣!」從此技藝大進,鼓琴不僅動人心襟,而且令六馬仰斜,真不愧為一代琴仙。

有人彈琴,自有人聽琴,尤其還讀懂「弦外之音」、「韻外之致」,因而結出無限的緣分。有一次,伯牙乘船至漢江渡口,遇風浪停泊於小山下,便趁閑彈起樂曲。時琴聲雄壯高亢,恰被樵夫鐘子期聽見,嘆了聲:「善哉,巍巍兮若高山。」伯牙很是驚詫,不一會兒琴聲轉為清新流暢,鐘子期又說:「善哉,洋洋兮若流水。」伯牙欣喜異常,因為鐘子期所言皆他心中所思,兩人便成了至交。可嘆的是,鐘子期不久死了,伯牙悲痛之下摔碎瑤琴。不為別的,只緣世上再無人懂他的弦音。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音實難知,知實難逢,千載一遇,其知音乎!」

琴結知己緣,也結情人緣。蘇東坡有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話說西漢司馬相如到卓王孫家作客,酒興正濃時,眾人請他彈琴。司馬相如早聞主人之女文君才貌出眾,且精通琴藝,便特意選了一曲《鳳求凰》。文君知琴意,不由面紅耳赤、心馳神往,又傾心極富才情的司馬相如,竟連夜私奔、喜結連理。若說伯牙、鐘子期是彈者無心、聽者無意,司馬相如、卓文君則彈者有心、聽者有意。當一邊琴聲滔滔,另一邊情意綿綿,怎不勾起古今人們的無限思量?

琴之緣,更講求一種會心緣。琴樂重品格,無論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強調「美而不艷、哀而不傷,質而能文、辨而不詐,溫潤調暢、清迥幽奇,忝韻曲折、立聲作秀」,所以琴非人人可彈。三國時期,袁孝尼曾求教嵇康《廣陵散》,後者經考察,覺得他不配學。在曠達豪放、輕時傲世的嵇康看來,琴韻須與人格相稱。袁孝尼後偷學三十三拍,嵇康發現後餘下八拍。古人注重琴德,佳曲若被雞鳴狗盜之徒、販夫走卒之輩所彈,實是暴殄天物。不僅如此,琴也非人人可聽。「琴」字從「今」,講求當面演奏,彈者心無雜念,聽者正襟危坐,所謂「坐必正,視必端,聽必專,意必敬,氣必肅」。因此,聽琴也需要修養,且忌低俗小人偷聽,以免擾亂心神、折斷琴弦。可見,並非人人能結琴緣,惟心氣契合者撫之賞之,才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與俗樂的繁聲有別,琴聲典雅、含蓄,傳遞著靜態之美,因而特別注重外在環境與內在心境的配合。一般來說,琴最適宜夜闌人靜時彈奏,更要緊的是,撫琴務必心靜。東漢蔡邕被鄰居邀去飲酒,聽到屏風後傳來琴聲,大驚道:「此番請我,卻有殺心,是何原因?」於是急忙回返,主人連緊登山再邀,蔡邕如實以告。原來是彈奏者見一螳螂正爬向鳴蟬,蟬兒將離開卻沒有飛起,螳螂隨它一進一退。他心系螳蟬,竟不知覺地在琴聲融入殺心。所以彈琴不能心猿意馬,而需凝神定氣。與琴有緣者,多是恬淡清逸人。「惟涵養之士,淡泊寧靜,心無塵翳,指有餘閑,與論希聲之理,悠然可得矣。」只有如此,琴聲才無雜質,更能觸動人心。

與人一樣,每一張琴也有個性和生命。齊桓公「號鐘」、楚莊王「繞樑」、司馬相如「綠綺」、蔡邕「焦尾」被喻為四大名琴。其中,「號鐘」壯美,如洪鐘激盪、號角長鳴;「繞樑」柔美,如少女溫婉、餘音裊裊;「綠綺」純美,如白璧無暇、情深意長;「焦尾」淒美,如孤竹染霜、憂鬱淒切。像歷經滄桑的人們,幾張琴與各自主人頗有淵源。單說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時,曾聞隔壁灶膛傳出一陣清脆的爆裂聲,知是一段非凡的梧桐木,便趕忙搶出,並製成七弦琴。因琴尾留有被火燒焦之痕,故名「焦尾」。此琴以製法獨特、音色絕倫而聞名四海,蔡邕遭殺害後,便被存至皇家內庫。300多年後,齊明帝還曾讓琴師彈奏。其實即使是普通之琴,音色、木質再尋常,也都有自己的遭遇和記憶。不管主人貧富貴賤,與每張琴都有長長短短的獨特緣分。

人琴之緣,從本質上講,早已不止於音樂曲調,更上升至中華士人的精神高度。「琴之為器,貫眾樂之長,統大雅之尊,系政教之盛衰,關人心之邪正。」琴可以修身明德、養生啟智,甚至移人性情。事實上,琴兼容了儒道的思想精髓,既中正和平,體現儒家中庸之道;又清微淡遠,反映道家虛靜之心。古人與琴,也超越了人與器的一般關係。在文人雅士眼中,琴作為聲心傾訴的承載,也化成高潔人格的象徵,最可傳遞「窮者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當得意進取時,琴藉以淡泊明志;當失意退隱時,琴助以返樸歸真。如蘇東坡的好詞:「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人生盡顯達觀快意。而到了這樣的層面,彈琴、聽琴抑或不彈琴、不聽琴,都只是一種形式。「採菊東籬下」的陶淵明在文房擺了張無弦琴,人問:「無弦之琴,有何用處?」答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音。」可以說,琴是琴,又已非琴,琴意早在弦之外;琴非人,都化作人,琴緣本在人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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