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流亡走向顯示的歷史意義

聽眾朋友們大家好，這裡是《海內海外名家談》節目，我是德國的仲維光。今天我要談的題目是「流亡走向顯示的歷史意義——最近三十年中國社會歷史的再認識」。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題目？大家知道，最近兩個月，4月25日、六四，這是兩個對於中國社會來說具有歷史性的日子。1989年的六四，1999年的四二五，這兩個日子開啟了中國當代歷史上兩個新的階段。那麼如何來看待、如何認識這兩個階段？這對我們每一個中國人來說，對這兩個事件的認識及其後帶來的變化、走向的認識，可以使我們更好的認識現實，幫助我們更好的走向未來。

在研究歷史的時候，我覺得對比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過去的歷史做一個對比，來看一看在這些對比裡頭，它能夠給我們提供哪些經驗與教訓、通過對比中的不同及對它的反思，可以使我們看到我們應該朝哪些方向努力。

我這裡要談的是，1989年的六四和1999年的四二五其後中國歷史的發展給中國民眾帶來了一個現象，就是一個流亡現象的出現。1989年六四前後，造成了一大批中國人流亡到海外；1999年四二五以後又造成了一大批中國民眾流亡到海外；或者因為躲避專制迫害、或者因為回不到大陸而被迫滯留在海外。

在進行研究這兩個事件的時候，首先我們就會發現極權主義和流亡是緊密相連在一起的。回顧這一百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一百年以前，在1917年世界上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產生，蘇聯共產黨政權；1922年法西斯在義大利攫取政權；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攫取政權，這三個年代：1917、1922、1933年和後來的1989年，成了瞭解研究極權主義問題最重要的幾個年代。

在極權主義攫取政權以後，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流亡現象。為什麼在極權主義社會流亡現象是一個重要的現象呢？因為極權主義社會它不單要佔領政權，而且要把權力延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要用這個權力統治干預人們的生活，包括藝術、體育，包括其它所有這個社會的一切方面。為此，那些追求自由的人、追求不同信仰的人，那些追求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人，在這個社會裏頭就無法生存。所以流亡是極權主義社會一個重要的現象。那麼對於這一百年來的流亡現象，我今天要給大家講的是對四次大規模的流亡現象對比討論。

這四次流亡現象——我要進行對比的就是：

1.1930年代從歐洲流亡到美國的，那時候因為希特勒極權主義在歐洲的氾濫，當然也包括其前的1917年的布爾什維主義蘇聯的共產黨和1922年義大利的法西斯的掘起，它們在1930年代造成了一個大規模的流亡；
2.第二個流亡現象就是在1945年以後的冷戰時期，它所造成的東歐的藝術家、持不同政見者向西方的流亡；
3.第三個就是1989年六四以後中國的流亡現象；
4.第四個就是1999年以後，由於中國社會大規模的迫害法輪功學員造成的又一波流亡。

那麼我就來對比一下，這4波流亡現象的特徵是什麼？從而在這種對比中，我們就可以知道如何評價這些流亡，我們能從歷史中得到哪些東西？

第一個，1930年代的那些流亡者，我自己是研究思想史的，在思想史中，1930年代的流亡者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他們是背包裡背著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流亡到西方的；1950年代從東歐跑到西歐的流亡者，他們是帶著對共產黨社會及其文化，當然是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厭惡和拋棄走上西方的；但是1989年前後中國流亡到西方的那一批人卻是另外一個特點，我稱他們是帶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及其文化流亡到西方的；1999年的法輪功學員們開始的流亡，我覺得他們的特徵是帶著信仰、帶著重新返回東方傳統這樣一種傾向流亡到西方的。

那麼我就繼續來解釋這4次流亡。

第一次，在1930年代的流亡現象，我講了，在思想史上把它稱為背包裡背著對於極權主義社會的研究流亡到西方的。我們大家知道，1945年以後，在冷戰時期，極權主義問題逐漸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事實上對於1950年代興起的對極權主義研究，實際上是1930年代的那一批流亡者他們背包裡頭背著這些思想以及著述到達西方的。

在這裡我要介紹幾個人物，第一個人叫古利安，他是1902年生在蘇聯，後來移居到德國，在德國讀的書，在1930年代末期流亡到美國。古利安實際上是當代對於極權主義研究的一個開創式的人物，這個人物我可以大致向大家介紹一下。

古利安在1927年到1928年的時候，他發表的一篇東西《法西斯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在1931年他又寫了《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及學說的導論》；在1932年他發表了《關於帝國的未來》，1934年到1935年《關於群眾問題》，1935年他發表了《作為世界危險的布爾什維主義》。實際上所有在當代關於集權主義問題的提出，當初在1930年代初期的時候，在古利安的著作中都幾乎已經提到了。

在這裡我要特別強調的一個現象，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歷史：我們今天在1989年以後提出來的問題是，是不是能把共產黨和希特勒的集權主義相提並論？但是當年，在古利安1928年以後的那些文章裡頭，也就是在他最早的文章裡頭提出的卻是另外一種傾向，那時候他提的是，是不是能夠把法西斯主義的這個專制和布爾什維主義的那個極權相提並論？當時在西方社會人們還不接受把法西斯和希特勒納粹這些新興起的政治實體和制度和極權的布爾什維主義相提並論。

現在在這裡，我想向大家重點介紹的古裡安的一些思想。古利安1931年寫的那本關於布爾什維主義的書，《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及學說的導論》，是第一次在德語世界中學術性的討論這種性質的統治的著作之一。儘管當時這本書缺點還很多，還沒有勾畫出一個關於極權主義概念的輪廓，但是在那個時候，古利安已經把布爾什維主義的制度描述為一個要全面控制一切社會生活的國家、最極端意義上的絕對國家。

在分析這個統治的時候，他同時也提出了一些產生這個國家的因素，包括帶有宗教性約束力的意識型態。由於這個意識型態不可違背，為了實現它的政黨就享有了無限制的權力要求。它是為這樣的國家服務，新的人、新的社會，為此，黨的意識型態就絕對要求使得這個政黨除了經濟以外，看不到所有的一切其它「人」的內容、人的生存。古裡安指出：在這個社會完全就失去了人的本來的意義。這個社會使得人的生命被簡化，而且失去了所有內在的豐富性。共產黨制度是一種把人完全政治化，完全社會化的制度。

古利安在1935年，在他流亡到美國之前，發表了另外一篇論文，他乾脆就把納粹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作了一個對比，題目就叫《納粹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對比》，在這篇文章裡頭，他認為這兩種制度將導致一種世界性的危險，它們通過把國家神話，利用政黨做為統治工具，而這個政黨的統治是唯一的統治，它決定一切社會生活，它們用有利於黨，還是不利於黨，做為區分善惡的世界觀基礎。面對這個黨，任何個人都沒有權利要求自由，也沒有個人的權利，只有這個黨可以決定，在公眾社會能夠講什麼和宣布希麼。古利安認為這些特點不僅是布爾什維主義的蘇聯共產黨的特點，而且也適用於納粹。他們之間的區別只在於，當時對不受限制的黨組織的論辯方式，及對宗教的態度，也就是說呢，納粹對宗教的態度，沒有共產黨那樣，那麼更赤裸裸。但是古裡安認為這種不同，只不過是一種表面化的現象，進一步的分析這種不同，就會失意義。

古利安認為，這樣兩種極權主義的意識型態，實際上都具有相同的功能，那就是為單獨的、無限制權力的一個統治群體來辯護和論證。

大家可以看到，古利安在1930年代，就是在三、五年以後，逃亡美國之前的這些個想法，就是我們在今天看來，也是對極權主義的一種非常精闢的論述。因此古裡安到了美國以後，再繼續他的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再繼續往前推進的時候，促進了美國社會對於極權主義的認識和研究。也就是說在1950年代以後，美國學界對極權主義的研究，實際上延續了古裡安工作，他在1930年代就已經做了很多貢獻。

第二個人也是我在這幾年一直在閱讀的，叫弗格林（Eric Voegelin）。這個人1901年生在德國的科隆，長在奧地利。他在1938年的時候，寫了一本《政治宗教》，古利安是猶太人，弗格林不是猶太人。但是弗格林不接受希特勒納粹極權的這種統治，而弗格林為什麼會這樣，是由於他的教育，他在20年代的時候曾經到美國、英國、法國這些國家留學過。因此呢弗格林認為自己的文化傳統、自己所受到的文化影響，應該是來自美國的。1933年的時候，弗格林寫了《政治宗教》，這本書在1938年4月在德國和奧地利一出版就被禁止，後來在年底的時候，在瑞典又重新得到了出版。這本書的出版，以及弗格林此前的文章，使得弗格林無法在德國生存，他取道瑞士流亡美國。

弗格林通過這本書涉及的問題，以及他到美國以後，一直繼續對極權主義的現象、它的文化起源進行研究。50年代末期，弗格林回到德國，在慕尼黑大學任教。但是由於弗格林探究極權主義在德國社會的基礎，以及在德國社會、德國民眾對於極權主義的態度，使得弗格林在德國的生活很不如意。退休以後，1968年弗格林又回到了美國，一直到他去世。

弗格林認為，我們一般都把國家和宗教分開來研究，他認為那些政治學中對國家的定義，是不夠深刻的。他認為，現代國家，實際上是和宗教有著很深的聯繫的。如果不瞭解宗教，就無法理解現代國家。因此弗格林認為，現代國家，包括極權主義，用國家的絕對化代替了神。希特勒的極權主義是用種族代替了上帝、代替了國家這種最高的統治，共產黨是用階級，這樣兩種的極權主義，實際上是把國家絕對化、用一個塵世的權力來代替了上帝和神的位置。

弗格林認為這種傾向，實際上在中世紀以前就存在了，他起源於諾斯替派，也就是那種相信知識的人，他們相信知識能夠取代神，從而使得在中世紀以後，人文主義膨脹，繼而產生了近代社會的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各類意識型態，併進而使得這各類意識型態佔領了絕對的位置，而造成了現代極權主義。弗格林的這個學說在1989年以前並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和討論，但是在1989年共產黨倒臺以後，弗格林從這種政治化宗教出發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開始在整個西方社會越來越廣泛的傳播開來，而且引起非常廣泛的討論。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人，古裡安、弗格林他們這兩個方面的研究，在三十年代就已經建立了對於極權主義研究的很多思想和概念的基礎。

第三個我要說的，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阿倫特。阿倫特也是從德國逃亡到西方的，他的《極權主義的起源》，是一本很著名的著述，但是所有這些個思想，研究阿倫特的人認為阿倫特的著述缺乏方法，是雜文、隨感和思辨的文集，其原因除了她的哲學傾向是現象學外，還在於這本書完全是她流亡前，對於當初在德國生活時經驗的一種反應。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在談極權主義的時候，大家都會提到的，弗裡德裡希。弗裡德裡希在極權主義裡的研究，他提出了極權主義的六個標準。但是，弗裡德裡希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實際上是開始於或者說可以探源到，他三十年代初在德國工作。他三十年代初在德國的時候，當時由於魏瑪共和國的一些問題，他在和當時的斯密特，他的老師一起討論的就是是否要採取一種專制的方法。大家注意，我這裡所講的專制，它只是一種的權力的專制手段，是把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或者一個人手裡。它和極權主義有根本的分歧。以後我會有文章專門分析中央集權和極權主義的區別。

後來，弗裡德裡希在四五年以後，又在研究，是否要在戰後對於挑起戰爭的德國社會，德國，盟軍實行一種相對的專制來使這個社會走向民主。弗裡德裡希後來對於極權主義的專門研究，並且和布熱津斯基出版了一本書。這本著述在學界影響很大。但是從弗裡德裡希所有的這些全部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整個他們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實際上是三十年代的研究的一個繼續。

我講的這幾個人只是幾個例子。在這裡的甚至我還可以再列舉戰時流亡到美英等國的五到十個學者，他們對於極權主義研究所做的工作能夠和前述四個人相媲美。我講這些就是想使大家可以看到整個三十年代的學者們，他們流亡是帶著對於極權主義的認識流亡的。

那麼第二個我講的，作為一個和我們中國現實的對比，就是冷戰以後從東歐逃亡到西歐的那批知識份子，這批知識份子他們實際上是帶著對共產黨的厭惡，對共產黨文化的厭惡逃亡的。

這裡頭我要介紹的第一個人，就是波蘭的米沃什。他在五一年在波蘭，當時他是波蘭駐法國使館的文化參贊。在這個時候，他逃向了西方。米沃什在談到自己逃亡的時候，以及他後來出版的回憶錄中都明確地說，他從來也沒有認同過共產黨。當然米沃什沒有加入過共產黨，米沃什明確的講，他對於共產黨的文化和它的做法從來都是極其厭惡的。這使得他無法在波蘭生活下去，所以儘管大家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可說是一個高級外交官，但是他還是選擇了逃亡的道路。

這裡頭、另外還有兩個人，比如說蘇聯著名的作家索爾仁尼琴。他也是從骨子裡頭就無法認同共產黨社會，在那裡平靜地生活。他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是極為平凡的一天，那一天並沒有任何殘酷的事情發生。但是那一天處處滲透得沒有人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大家也都知道，更是對共產黨社會的徹底揭露。

再有一個蘇聯的逃亡詩人布羅茨基，這個人是在96年五十六歲的時候在美國去世。但是布羅茨基從十四五歲的時候，就厭惡蘇聯社會的教育，而輟學走上詩人的道路，二十幾歲就被作為墮落的份子判刑流放。所有這些文學家，都是對共產黨社會極其厭惡。

另外我們大家還知道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後，流亡到西方的蘇聯音樂家，例如阿什肯納吉、大提琴家羅斯科維奇。甚至在五○年代以前流亡的作曲家拉赫瑪尼諾夫、斯特拉文斯基，他們都是對於共產黨的社會，共產黨的文化，無法忍受，無法認同，或者說從來也沒有認同過，而不得不逃向西方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三十年代的逃亡，和五十年代的這些逃亡流亡，這兩個歷史現像它們的性質。

那麼回到我要講的主題來，我們中國在最近在二三十年的兩次流亡。

第一個，1989年的流亡。現在我們來反省歷史，在1989年以前，1989年流亡的那些知識份子，在中國做的是什麼呢嗎？在89年前後流亡的那些知識份子，他們在76年以後，這些人居然仍然是體制內的。很多人完全把希望寄託於共產黨的改革，不單是寄希望，而且對共產黨是有感情的。

這裡頭我們可以回溯到76年以後，中國社會好多的所謂的思想運動，本來經過了76年人類最黑暗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人應該對共產黨對於那一段歷史有徹底的反省。但是76年天安門事件居然懷念的是現在大家知道在中共裡頭另外一個，無論從品質還是從其他方面來說都極為惡劣的人-周恩來。在76年以後也是，並沒有對歷史有所反省，而是覺得懷念的是、推崇的是、希望的是共產黨裡頭有所謂的一批好人。這裡頭大家可以看到所謂的傷痕文學、所謂80年代初期的那種實踐性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以及後來的所謂的那些啟蒙文化運動，都是在共產黨內的意識型態下繼續往下走。這方面劉賓雁是個典型，他甚至流亡到死，雖然沒有向中共屈服，但是一直認為有一個好共產黨，劉少奇等是好的共產黨領導人。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89年前後逃亡的那批知識份子他們在89年以前所從事的是共產黨的意識型態工作，他們既沒有30年代那批知識份子對於極權主義的那種認識，也沒有50年代東歐的那批知識份子對於共產黨的厭惡和從來不認同。這裡頭我們大家尤其可以看到逃亡的那批人中包括體改委的，包括《河殤》的那批作者都是共產黨內的知識精英。所以89年造成的流亡以後的第一個現象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的人到了海外以後，什麼也沒有做出來，既沒有三十年代的流亡者的學術探索，也沒有對背離、拋棄共產黨文化的文化工作。當時89年說句不客氣的話海外的支助的基金，應該說是天安門數字的，但是這些人在海外在89年之後什麼也沒有做，而是把這筆錢亂花了。

為什麼會如此？因為他們沒有超越共產黨的那種政治的追求，沒有超越共產黨那種意識型態的那種思想和眼界。所以那些年他們只有在政治上祈求中國社會立即發生變化，而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做出其他的有價值的工作。所以89年的流亡，我剛才講是「帶著共產黨的意識型態，帶著共產黨文化流亡的」，這就是他們無所作為，他們揮霍亂花了那些世界各地的支持，這個是有原因的、有基礎的。

第二個我要強調的是，在文化上這些個人，並沒有因為到了西方有所觸動而重新反省自己的共產黨文化。
第三個在政治上大家都可以看到除了無所成為的以外更為甚的就是民運團體內部的所謂內鬥。民運團體內部的所謂內鬥實際上也是共產黨過去的那套為政治至上的結果，那種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思想方法的產物，那種鬥爭哲學的產物。所以89年以後的帶著意識型態流亡的這些個人，本來還是有可能有條件重新反省自己重新走一條新的路，重新補課，像我剛才講的30年代的路，50年代東歐知識份子的路，但是歷史證明他們的確沒有能力。

這一切到今天我們也看到，最近十年來所有中國社會產生的那些最根本的變化，那些最根本的探索，和這一批89年以後流亡的人基本上聯繫不多，或者說基本上無關。他們仍然只是限於在一些個政治口號中左右搖擺，這也是第三點我們可以看到89年以後這一員批人流亡的特色，

現在我就要講第四個1999年以後「4.25」以後所造成的這種流亡的現象。

「4.25」以後所造成的流亡的現象為我們中國社會帶來了一個最深刻的變化，可以毫不為過的說「4.25」以後的這個流亡可以和30年代那些的背包裡背的對於極權主義認識的那些個知識份子所做的流亡；50年代那些拋棄共產黨文化、厭惡共產黨文化、背離共產黨文化東歐的知識份子、藝術家的流亡相提並論。1999年以後的這個流亡和反抗是中國民眾「帶著信仰」、「帶著文化傳統「走上流亡的。

在這裡頭有幾點我覺得不用我多說大家都能注意到了，這個流亡，從99年開始而且他們也不得不流亡，因為法輪功學員們不能夠向共產黨的統治屈服、不肯拋棄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追求，那麼在共產黨的社會裏頭他們就無法生存。

這個流亡在1999年以後大家也看到所遭到的那種殘酷的迫害也是史無前例的，各地都有勞教所。除了進監獄的以外，進勞教所而且還有更甚的遭受到器官移植或者這些個殘酷的迫害。但是所有這一切由於信仰、由於精神，這些個法輪功的學員都堅持下來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從99年以後僅僅經過3-4年的時間，法輪功學員在文化、在知識領域就推出了很多並且很重要的貢獻，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九評共產黨》。

大家可以看到剛才我講了，30年代那種背包裡對於極權主義的認識走向流亡的，大家這裡可以看到99年以後僅僅經過3-4年就出現了《九評》。那麼對比89年的流亡，這個對比大家一比就可以看到他的差距。在89年其後的三十年，那時候民運人士所擁有的資源、所具有的錢財我剛才講了是天文數字的，但是3、5年以後他們什麼也沒做，而且使得所有的這些個資源、錢財都雲消霧散，揮霍已盡。但是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帶著信仰走向流亡的三、五年以後是如何的。

大家可以知道在99年的時候這個團體走向世界的時候，因為到處充滿了共產黨的謠言以及其他人的不信任，他們所受的孤立，那種現象，今天回顧的話我想大家都可以知道那是空前的，但是經過短短的三、四年他們就推出了《九評》，而且逐漸有了自己的一些紮實的陣地，如網站、刊物，電視、電臺。

在其後的這個流亡現象帶來的，我覺得是更為深刻的追求，他們不僅不是限於在政治上，甚至說他們在政治上並沒有企圖心。但是他在文化上在其他方面做了更多重要的貢獻。最近幾年大家也都看到了緊接著九評的就是神韻的演出，以及所有那些個刊物上對於中國文化傳統、對於東方文化精神的推崇。

所有的這一切我覺得用不著我多講了，因為所有的人包括在大陸的人儘管共產黨封鎖，但是他們都能看到這10年來這個群體的貢獻。法輪功學員群體，不管你認同還是不認同他們，但是他們所做的工作是實實在在地屹立在那裡的。在結束這篇講話的時候，我所做的這四個對比，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的觀點，我覺得聽眾朋友都可能會接受這個歷史現象的對比。

我們中國人常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貸比貨」，我想只要我們能夠睜開眼睛做一個對比就會看到歷史帶給我們什麼。今天，我覺得在2012年的時候，中國的政治形勢再次進入了非常紛紜的局面，但是在所有這些政治局面的後面，我要說的是它還是有更深的文化內容、思想內容，更深的歷史內容。這一點尤其是在我們對比歷史上的四次流亡現象的時候可以更深地體會到，看到。這四次流亡概括如下：

1.三十年代歐洲知識份子背包裡背著對極權主義研究的流亡
2.五十年代東歐知識份子藝術家帶著對共產黨及其文化的厭惡的流亡
3.八九年中國精英們帶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流亡
4.九九年後法輪功學員們帶著信仰和文化傳統的流亡

我今天做這個對比的時候，選擇的副標題是「最近三十年中國社會歷史的再認識」。它向我們顯示了什麼樣的歷史意義，這個歷史意義我覺得就是，最後一次這個99年以後法輪功學員的這一流亡所告訴我們的，以及此前的那幾次流亡所告訴我們的答案：那就是我們要更深的認識極權主義以及共產黨的文化；我們要更深的認識我們自己的文代傳統。

中國社會現在無論從環境還是道德還是人們更深的其他的那些個層面，都面臨著一個災難性的未來，能否使我們今後幾十年走的更加順利平安，全在於我們如何來反省我們自己，如何來從反省中看到未來的方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