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襲鮑彤 中共的補鍋匠：鄧小平

鄧小平的補鍋大法

毛死後，中共對民眾鬆綁，允許搞經濟，完全是形勢使然。中共高層中，任何有機會在毛死後主政者，都會抓經濟，絕非鄧一人而為。因為他們深知，只有從提經濟建設，才可能挽回毛破壞中國幾十年之後喪失已盡的人心。

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人家中鍋漏，請補鍋匠來補，補鍋匠用鐵皮刮鍋底，乘著主人轉背之際，用鐵錘在鍋上輕敲幾下，那裂痕就增長了許多。主人轉來，補鍋匠指著他看：「你這鍋，裂痕很長，非多補幾個釘子不可。」主人喜道：「不錯！今天不遇著你，我這鍋恐怕不能用了。」李宗吾先生推論說，「中國變法，有許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壞來醫。」即為「補鍋法」。

毛澤東聲稱，大破大立，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毛、鄧二人曾在反右運動中配合默契，而中共當政時，儼然就是毛的破壞加上鄧的「改革」，一部組合史，一段雙簧戲，正和李氏厚黑學的「補鍋法」。毛砸鍋，鄧補鍋。鄧一聲「改革」，彷彿「救世主」再現。早已有毛製造的大飢荒和文革墊底，對照之下，其後的任何天災人禍都不足道載。

老百姓情況更糟，也落不到大飢荒和文革那等地步，在一些人的錯覺中，一切都在進步，即便6月4日那天殺了人，6月5日不殺了，也能被當成「進步」。之後再殺，又在從頭「進步」。鄧精習愚民術，一句「一切向前看」，僅僅變砸鍋為補鍋，中共纍纍罪惡，就似一筆勾銷。

而實際上，相對於這個進步之前的那個落後，正是中共集團的人為製造。都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華的提法是「抓綱治國」，鄧的提法是「改革開放」。鄧提出「改革開放」的同時，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實還是「抓綱治國」。換言之，不論「抓綱治國」，還是「改革開放」，都是某種政治表述。只是，鄧的表述比華的表述更技巧、更高明。

內容一致，表述不一，乃是中共權力鬥爭之精要，鄧師從毛，深諳此道。以「路線鬥爭」為名，而行權力鬥爭之實，是中共黨內百演不休的戲碼。

鄧藉另類表述，把經濟建設與經濟改革的光環都攬在自己頭上。鄧為把華趕下臺，製造種種藉口，甚至在經濟建設上挑刺，找了個「基本建設戰線拉了太長」的問題諉過於華，鄧派還給華加了一個罪名，反對鄧小平復出，如果華當初反對，鄧也不可能復出，鄧復出，華實在有恩於鄧，恩將仇報，鄧憑藉自己的老辣的厚黑權術，活生生搞垮了華。

誰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一提法，最早出自趙紫陽秘書鮑彤之口，應是趙對鄧的「禮數」。但趙在生前最後的錄音中暗示：鄧僅僅是「支持經濟改革」。

事實正是如此，早在1978年，當趙紫陽在四川、萬里在安徽，率先大膽嘗試「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鄧小平還曾心神不定地對他們說：是你們自己要試一試，千萬要注意，不要弄出問題來。

彼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陰魂未散，「包產到戶」仍然是「資本主義尾巴」，被毛澤東整怕了的鄧小平，依然心有餘悸。

在生前最後的錄音中，趙舉例，諸如農村改革、以出口帶動增長的中國模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說法，等等，都是他自己，趙紫陽，首先提出來的。有人直接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應該是趙紫陽，而不是鄧小平。

值得一提的是，從鄧時代延續至今的國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實際也是由趙紫陽秘書鮑彤概括提出。

中共與論要求高舉鄧小平理論，但對經濟建設鄧既無理論，也無哲學，僅有一些實用主義的提法，屬於「臨時拍腦子」人治思維，這類實用主義和人治陋習給中國社會留下無窮的隱患。

鄧說「摸著石頭過河」，於是各地建設並無目標，缺少規劃，單憑一時興起，或長官意識，凡事「一哄而上」，一窩蜂的圈地，一窩蜂的搞開發區，一窩蜂的建橋修路，鄧要求「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在沒有解決權力監督的前提下，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富起來的，自然就是中共權貴及其親屬們。中國億萬富豪中，90%以上為高幹子弟。貧富分化，貧富懸殊，貧富仇恨，都是鄧那一句話惹的禍。有的貪官入獄後，甚至用「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鄧語錄，對抗審訊，無異於現勢諷刺。

鄧號召「先富起來」再說，各地爭指標逐數字，由此產生了種種問題和後遺症，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按鄧的口頭禪都留給後人。幾十年經濟大躍進，讓中國社會白白錯過本應有制度改革做起的有序演進，常常聽到一種疑問：「如果中國民主了，會不會大亂？」另一種疑問更聳人聽聞：「如果中國民主了，中國人會不會大量外逃？其他國家怎麼辦？」提出這類疑問的理由，都是：中國太大，人口太多。

上述疑問，相當程度上，都是中共集團蓄意製造和散佈結果，始作俑者就是鄧小平。比如，1979年，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卡特，針對後者對中國人出入境權利的關注，鄧竟這樣回答：「你想要多少中國人？一千萬，還是兩千萬？」，不通中南海權術的卡特頓時語塞。

這番對話的背景是：鄧小平訪美的1979年，中共向美國討要「最惠國待遇」，卡特回答：依據美國法律，只有那些保障公民出入境權利的國家，才有可能獲得美方的「最惠國待遇」。

鄧小平顧左右而言他，故意迴避一個事實：在此之前，毛時代，尤其文革中，中國人被完全剝奪出入境權利，有海外關係者，動輒被污為「裡通外國」、「英美特務」，以至於，根本不敢與海外親人聯繫。鄧的說法，也是要嚇唬外國人：一旦中國開放，中國人就會大量外逃，看你們這些國家吃不吃得消？

事實上，正是在那次鄧訪美後，中國湧現了留學潮。鄧小平表面上嘴硬，卻在美方壓力下，重新打開了被關閉三十年的中國留學大門。有些中國留學生為此感恩於鄧小平，其實，他們不如感恩於卡特，因為，如果沒有美國的壓力和關注，中共的閉關鎖國，還不知要持續多少年。有人說鄧小平挽救了中國，但鄧挽救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共。鄧晚年定位，就是一個「挽救中共的補鍋匠」。

一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外國人，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十幾億中國人民，都成了這個小集團的人質。

難怪有四川人反唱東方紅，變成西方黑，西方黑太陽落，鄧矮矬，他為自己謀幸福，他叫人民各顧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