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窮的社會沒希望

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米歇爾‧克羅齊埃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尖銳地批判特權阻礙自由的社會後果，指其可能造成「被封鎖的社會」。時過四十年，中國卻無意間成了被特權封鎖的社會。被封鎖的社會在現代信息條件下，可能發生騷亂型社會革命，已經由「阿拉伯之春」作了實證。

我相信這個結果是促成溫家寶總理明確說出「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之論的基本原因之一，儘管國內重大政治事件是最主要因素。所謂的重慶模式就是要建立一個封鎖型社會，溫總理的「權力陽光論」至少表明瞭對重慶模式繼續批判的態度。

超過處罰界限的暴力行為

二○○五年，山東東營市廣饒縣一位十五歲的端盤子送菜的王姓女服務員，被老闆威逼去陪客人喝酒，因客人消費額度沒達到老闆預想，而被老闆毆打致死。這起故意傷害致死案件到今年三月才有司法處置結果。暴力受害者呈現出低齡化是個值得注意的趨勢。在北京，今年二月份，一位十六歲的送奶工僅僅因為不慎打翻一箱牛奶，就被其老闆父子毆打致死。同月，在河北保定市白溝鎮，十五歲的張姓男童被黑龍江籍的老闆殘酷虐待，身上被割出數十處傷痕。這個沒有到法定工作年齡的孩子每天被迫工作十六小時。

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家庭貧困，沒有人願意讓未成年的孩子出去打工。在另一端，如果不是業主對窮人懷有刻骨的歧視、輕賤，也不至於甘冒法律風險進行如此暴虐的傷害。中國社會崇拜公權力，而錢能買到公權力或買到公權力的服務與庇護，富裕階層就自動地把自己視為公權力的一部分。同樣，在現行政治制度下，公權力的濫用已經成為常態，富裕階層實施的超過處罰界限的暴力也是他們自視為公權力一部分的必然結果。

中國大陸每年都要發生大量的群體事件，往往伴有毀壞警車或其他執法車輛的行為，是百姓仇警進而仇官的一種情緒宣泄。去年七月，在貴州安順市，殘疾小販遭城管毆打後莫名死亡，引發大規模抗議，民眾掀翻城管執法車輛並與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察對峙。同年十一月，在貴州的一個縣，民眾不滿鄉政府執法粗暴而致一對村民父子被活埋小煤窰，怒砸鄉政府辦公樓全部玻璃，隨後掀翻前來維持秩序的五輛警車。

公權力陷入「暴力迷戀症」

群體事件中的過激反抗並沒有遏止住以警察權濫用為突出特徵的公權力濫用行為。比如菜販被派出所扣押後，出現所謂自殺現象而警方無法提供實時全程監控錄像；再比如，便衣警察藉故毆打路人致其骨折，而警方卻以「是個誤會」來敷衍社會質疑。毫無疑問，公權力已經陷入了「暴力迷戀症」狀態。由此，整個社會也將被推進暴力的漩渦。因此，溫總理的「權力陽光論」變為現實的先決條件，是醫治公權力「暴力迷戀症」。

說公權力陷入「暴力迷戀症」狀態並非誇大其詞，最好的證明就是這種重大社會疾病具有傳染力。上面涉及到的富裕階層自視公權力組成部分的情況，而印證「暴力迷戀症」具有傳染性的最好證明，莫過於今年四月份發生在北京的奔馳男與奧迪男痛毆夏利車主的事件。雖然夏利車主不算絕對窮人，但比起前者來分明是「相對窮人」。前者在藉故施暴後聲稱自己是海南公安局長與武警首長的關係人。儘管海南官方立即否認了這種說法，但施暴者的「造謠」行為至少說明瞭兩點：其一，只要和公權力拉上關係就可以施暴而不用擔心法律後果；其二，公權力拒絕陽光運行，才使「造謠」成為一種社會常態。

中國社會以仇富、仇官、仇警、仇窮之「四仇」為標誌，戾氣瀰漫的特徵還將繼續存在。換言之，被撕裂的性質與被封鎖的性質相輔相成。

偽知識份子時代的道德絕望

對公權力崇拜和對金錢信仰也是精英焦慮的表現，他們焦慮會被權勢邊緣化，會因邊緣化而無法獲得保證自己體面生活的經濟收入，或者已有的地位與財富沒有安全保證。在後一層意義上，人們不難理解司馬南與孔慶東之流為什麼僅僅「披了一張知識份子的皮」，本質卻是權勢者的走卒與金錢的奴僕。與此同時，公權力的暴虐不僅表現在現實暴力上，還表現在運行環節上對窮人實行無所不在的羞辱。一個因信仰「邪教」的婦女被警察聲言「回家就抓」，以至於有家不敢回，而能夠籌齊兩萬元的取保候審金就可以暫得安生。一個因問題屢屢不能了結的常年上訪者到公權力機關遞交材料，或是遭遇（政法委）拒收或是要求收到機關（信訪局涉法涉訴科）出具收到證明而不果。原因很簡單，上訪人沒有能把接待官員請到酒桌上的人際關係。或者說，他沒有相當量的金錢來經營人際關係。

窮人遭遇無所不在的公權力羞辱，是許多窮人不惜人格而改變現狀的巨大動力，結果是成功者的心理被扭曲，失敗者更加憤恨整個社會。從這點上，我們更不難理解司馬南與孔慶東們對重慶權勢者的投靠。如果給兩位超級偽知識份子做現實印證，看一下「教師冒領貧困學生補貼」的新聞足夠了。

教師在這個社會算不上富裕階層，更何況冒領者只是個鎮學校的教師呢！這件發生在四川安岳縣兩板橋鎮的醜聞，可謂窮人仇視窮人的經典，它也是偽知識份子時代道德絕望的信號。長此下去，社會崩解是沒任何疑問的──被撕裂的社會極易產生暴力革命，中國歷史上大量的農民起義事件可為鏡鑒。

「黑領階層」的國家臆想

有多少「嚴格執法」的結果是公權力體系對底層社會的敲詐勒索，有多少「重拳出擊」的理由是公權力分子對弱勢群體的公然搶劫，只有公權力的最直接獲益者才知道！所以，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權力分子不希望權力在陽光下運作。如果民間有人或有體系來質疑公權力的運行，那他們無疑會被暗中定性為敵對勢力。

儘管現在由於薄熙來事件的發生，他高頻使用的「敵對勢力」一詞出現了使用者被貶義化的趨勢，但是妨礙了被稱為「黑領階層」的那些掠奪國家財富的人們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原因很簡單，「黑領階層」想當然地把自己視為國家的化身，情況正如普通的富裕階層把自己視為公權力的一部分那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