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如果打倒了富人全國都是窮人

講到減稅，我就想起我們財富的分配，財富的去向。GDP就是全國人民一年創造的財富總量，財富總量那來幹什麼用了呢？干了三個方面：第一、消費了，家庭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消費掉了。第二、政府收取做公共服務的成本。第三、形成了固定資產。蓋樓房了，修地鐵了，最後有一點留到國外去了。

這個比例是什麼樣一個情況呢？我們用掉的財富中間最大的比例是投資，形成固定資產，差不多是50%，確切點講49%。然後居民的消費34%，政府的消費13%，跑到外國去，出口減掉進口4%，佔GDP總量的4%。這樣的分配比例是很扭曲的，我們自己不覺得，如果跟國際比較就看出來了，我們投資比例太高，而且更要命的就是我們的投資不是為了將來的消費，而是為了把GDP把它花掉，或者交換投資拉動GDP，因為我們的總需求不足。所以，政府來購買變成了政府的基礎設施，地下鐵。而且政府的消費佔了13%-14%。從政府消費掉的這部分，和他給我們提供的服務，這個不成比例。服務太少，消費的太多了，這就是從GDP的用上來看。

今天要提減稅問題，那就是要減少政府的消費，這個任務我覺得挺難的，因為我們雖然這回「兩會」會有點表示，但是這個決策不在「兩會」，這我們都知道。決策最後能不能減稅，減稅的事兒，我們經濟學界已經講了好幾年了，因為我們GDP的分配給政府分配的不斷的上升，他拿的部分比GDP的增量9%加一倍還多，20%多，所以這個是一個，我希望我們今天有「兩會」不少委員代表在這兒，能夠起到作用。

從企業家的角度來看，他們最需要的恐怕除了減稅，更需要的是什麼呢？更需要的是得到保障。他們的財產，他們的人生要很好的保證，他們的財產的利用要得到自由。我覺得這個是當前企業家心裏頭最犯愁的一件事兒。我們的企業家在中國跟外國的企業家做比較，風險非常的大，因為我們還不算是一個法治國家，你的財產，甚至你的人生搞不好就被政府侵犯了。所以，這兩年好多企業家往外跑。我寫過幾篇文章，講的是要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因為這些文章挨了好多的罵，我現在還堅持這個看法。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這兩個都不能少，你不為富人說話，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國家沒有富人，全都是窮人，也就是說，窮人本身有希望變富，你打倒了富人，全國都是窮人。

所以，今天我們開這樣一個會，能夠有機會表達我們企業家的願望，我不是企業家，但是我有很多企業家朋友。我理解他們的需要，而且從我們改革30多年，成功的地方就是發展了民營企業，不是我們堅持公有制。對於我們引進了私有制，才有今天的大好天地，所以對於私有制部分，不好好的保護他，這個將來要出事兒。近兩年發生的國進民退的現象也是值得我們非常注意的，現在搞得企業的投資方向都難，因為賺錢的路都給政府壟斷了，你進不去，這個跟世界的發展潮流也不符合。

所以，要保護財產，保護人生，給他充分的自由，給財產充分的自由，讓你的資金都有自由流動的機會，自由流動就能夠找到最佳的配置。為什麼世界上發達國家都是自由國家？不管是土地，是資本，是人都能夠自由。我們改變成功也是因為擴大了自由，原來農民不能進城，現在不但可以進城，還可以創業，還可以出國，有了這些自由，我們效益就改善了，所以自由與一系列的其他法治有關係，這是我講的跟人的生命的保障，財產的保障，也就是人權的保障。我們國家已經把保護人權寫到《憲法》裡頭去了，實施上面還不夠，方向已經有了。今天借這個機會，我說這麼幾句。

改革成功的三十年後，中國的內外條件都大不一樣了。沿著原來的改革道路很難繼續前進，何況原來的道路也逐漸走了樣。嚴峻的形勢迫使我們認真地思考下一步的方向。

現在國內外的矛盾一大堆，一個個去解決抓不住主線，事倍功半。這些矛盾歸結為一點，就是共產黨的權力慾望得不到限制，侵蝕了市場，甚至侵蝕了個人的基本權利。而且慾望模糊了判斷力，在國際國內一些重要的是非，顯而易見的正確和錯誤被權力慾望所扭曲。

千頭萬緒的矛盾，返本歸宗要還權於民。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都和中央集權有關。官民衝突，土地糾紛，國進民退，貪污腐化，貧富分化，都與權利過分集中有關，更何況這個權力是一個缺乏監督的權力。如果不加限制，繼續朝這個方向發展下去，中國的前途堪憂。

舉一個例子。中央把解決百姓的住房問題放在保障性住房政策上。聽起來很好，這個政策覆蓋了中低收入者，只有高收入者不在內。全國人民都寄希望於保障性住房能為自己買上房。可是大家想一想，政府一點也不創造財富。所有建房的物資都是老百姓自己生產出來的。原來是由市場分配，現在改由政府分配。百姓把自己原有的在市場上選擇的自由交給了政府，變為由政府分配。以為這樣能更多地解決住房問題。其實是政府在集中他的權力。

過去一年國進民退也是政府集中權力的一個方面。這和改革初期放權正好相反。這是改革前景的主要危險。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