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如果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

讲到减税，我就想起我们财富的分配，财富的去向。GDP就是全国人民一年创造的财富总量，财富总量那来干什么用了呢？干了三个方面：第一、消费了，家庭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消费掉了。第二、政府收取做公共服务的成本。第三、形成了固定资产。盖楼房了，修地铁了，最后有一点留到国外去了。

这个比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用掉的财富中间最大的比例是投资，形成固定资产，差不多是50%，确切点讲49%。然后居民的消费34%，政府的消费13%，跑到外国去，出口减掉进口4%，占GDP总量的4%。这样的分配比例是很扭曲的，我们自己不觉得，如果跟国际比较就看出来了，我们投资比例太高，而且更要命的就是我们的投资不是为了将来的消费，而是为了把GDP把它花掉，或者交换投资拉动GDP，因为我们的总需求不足。所以，政府来购买变成了政府的基础设施，地下铁。而且政府的消费占了13%-14%。从政府消费掉的这部分，和他给我们提供的服务，这个不成比例。服务太少，消费的太多了，这就是从GDP的用上来看。

今天要提减税问题，那就是要减少政府的消费，这个任务我觉得挺难的，因为我们虽然这回“两会”会有点表示，但是这个决策不在“两会”，这我们都知道。决策最后能不能减税，减税的事儿，我们经济学界已经讲了好几年了，因为我们GDP的分配给政府分配的不断的上升，他拿的部分比GDP的增量9%加一倍还多，20%多，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希望我们今天有“两会”不少委员代表在这儿，能够起到作用。

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他们最需要的恐怕除了减税，更需要的是什么呢？更需要的是得到保障。他们的财产，他们的人生要很好的保证，他们的财产的利用要得到自由。我觉得这个是当前企业家心里头最犯愁的一件事儿。我们的企业家在中国跟外国的企业家做比较，风险非常的大，因为我们还不算是一个法治国家，你的财产，甚至你的人生搞不好就被政府侵犯了。所以，这两年好多企业家往外跑。我写过几篇文章，讲的是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因为这些文章挨了好多的骂，我现在还坚持这个看法。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两个都不能少，你不为富人说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国家没有富人，全都是穷人，也就是说，穷人本身有希望变富，你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

所以，今天我们开这样一个会，能够有机会表达我们企业家的愿望，我不是企业家，但是我有很多企业家朋友。我理解他们的需要，而且从我们改革30多年，成功的地方就是发展了民营企业，不是我们坚持公有制。对于我们引进了私有制，才有今天的大好天地，所以对于私有制部分，不好好的保护他，这个将来要出事儿。近两年发生的国进民退的现象也是值得我们非常注意的，现在搞得企业的投资方向都难，因为赚钱的路都给政府垄断了，你进不去，这个跟世界的发展潮流也不符合。

所以，要保护财产，保护人生，给他充分的自由，给财产充分的自由，让你的资金都有自由流动的机会，自由流动就能够找到最佳的配置。为什么世界上发达国家都是自由国家？不管是土地，是资本，是人都能够自由。我们改变成功也是因为扩大了自由，原来农民不能进城，现在不但可以进城，还可以创业，还可以出国，有了这些自由，我们效益就改善了，所以自由与一系列的其他法治有关系，这是我讲的跟人的生命的保障，财产的保障，也就是人权的保障。我们国家已经把保护人权写到《宪法》里头去了，实施上面还不够，方向已经有了。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说这么几句。

改革成功的三十年后，中国的内外条件都大不一样了。沿着原来的改革道路很难继续前进，何况原来的道路也逐渐走了样。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认真地思考下一步的方向。

现在国内外的矛盾一大堆，一个个去解决抓不住主线，事倍功半。这些矛盾归结为一点，就是共产党的权力欲望得不到限制，侵蚀了市场，甚至侵蚀了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欲望模糊了判断力，在国际国内一些重要的是非，显而易见的正确和错误被权力欲望所扭曲。

千头万绪的矛盾，返本归宗要还权于民。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都和中央集权有关。官民冲突，土地纠纷，国进民退，贪污腐化，贫富分化，都与权利过分集中有关，更何况这个权力是一个缺乏监督的权力。如果不加限制，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中国的前途堪忧。

举一个例子。中央把解决百姓的住房问题放在保障性住房政策上。听起来很好，这个政策覆盖了中低收入者，只有高收入者不在内。全国人民都寄希望于保障性住房能为自己买上房。可是大家想一想，政府一点也不创造财富。所有建房的物资都是老百姓自己生产出来的。原来是由市场分配，现在改由政府分配。百姓把自己原有的在市场上选择的自由交给了政府，变为由政府分配。以为这样能更多地解决住房问题。其实是政府在集中他的权力。

过去一年国进民退也是政府集中权力的一个方面。这和改革初期放权正好相反。这是改革前景的主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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