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專注民眾啟蒙和推進社會進步事業，常聽到文友發出如下抱怨：社會變革需要公眾的廣泛覺醒。我身邊的人只對陞官發財股票物價和孩子升學感興趣，沒人在意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的進步。廣大民眾都在急功近利得過且過今朝有酒今朝醉，整個社會根子已爛不可救藥，你一人在那裡吶喊管個屁用？
文友的抱怨不無道理：多數中華大國民平素只在意自家的小日子過得怎麼樣；不怎麼關注國家社會大趨勢和潛伏的危機；更不會關注公道、正義、真理、良知等必然影響多數人「小家庭未來」的終極價值，只有超越忍受極限的不公和災難降臨到自己頭上才大叫冤枉和命苦；正如韓寒在《談革命》一文中所說「大部分中國人一幅別人死絕不吭聲、只有吃虧到自己頭上才會嗷嗷叫的習性」。
飛駿這裡要問一句：社會變革確然需要平民大眾的廣泛覺醒，但如果沒有一個人率先在那裡吶喊，如果每個民眾都隨大流拒絕做第一個先驅者，平民大眾會有「廣泛覺醒」的那一天嗎？不會！
社會變革是從「一個人的堅守」開始的！
沒有一個人敢為天下先；沒有一個人捨得放棄個人小家庭的急功近利；沒有一個人為了公民社會的「大愛」主動犧牲親朋好友的「小愛」；沒有一個人勇於用鮮血和生命捍衛良知正義；沒有一個人面對公眾的麻木冷漠仍無怨無悔地堅守吶喊，平民大眾永遠也不可能有「廣泛覺醒」的那一天；社會永遠也不可能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步。
眾所周知，民主政治是當今世界最不壞的政治體制。
民主政治則起源於基督教。
當今世界的文明發達國家基本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地區，基督教世界囊括了人類90%以上的智慧和近80%的財富。基督教能夠取得今天這樣無與倫比的文明成就，就是從耶穌「一個人的堅守」開始的。
耶穌傳道初期，沒有幾個人理解他，官員富人爭相迫害驅趕他；多數普通民眾則把他當成傻子神經病。他終其一生只收了區區12個信徒，其中一個還當了叛徒出賣了他，和專制統治者一道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
耶穌當年面對「公眾愚昧麻木」從來也沒有灰心氣餒過，甚至連沮喪失望也不曾有過。
社會變革通常是從一點一滴開始的，習慣於「革命性巨變」的中華大國民對身邊正在進行的點滴變革通常視而不見。
在良心思想者的努力啟蒙下，中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一樣在經歷雖然緩慢但卻有益的變革一個很明顯的標誌就是：十年前多數國民動不動就發威要用導彈「炸平臺灣島」；今天依舊如此發威的國民已變成少數，多數國民則對海峽對岸同胞的民主成就心嚮往之。
「一個人的堅守」，「一點一滴的堅守」，變化雖然不易察覺，但或多或少都在起作用！
一個國家的進步性變革並不需要「多數人的覺醒」，只要有10%的公民覺醒社會就能發生不以權力人物意志為轉移的質變。
當10%的公民真正覺醒時，剩下90%的公民如果機緣際會，一個晚上就能完成思想180度轉彎。
當越來越多的公民加入到「一個人堅守」的隊列，從我做起從身邊人做起，離「10%公民覺醒」這個目標就不再遙不可及了。
人人明哲保身自作聰明的結局是整體付出更大的代價。
1957年迫害知識份子時，農民事不關己隔岸觀火，結果隨後的三年活活餓死了3750萬。
1959年迫害栽贓國防部長時，高幹明哲保身，國家主席助紂為虐？七年後的文革多數高幹被打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倒批臭；國家主席則被誣為「叛徒、內奸、工賊」屈辱整死，無辜妻小身陷囹圄……
類似的悲劇在中國歷史上比比皆是。
一位基督教朋友的一句話飛駿一直銘記在心：「做自己該做的和能做的，其餘交給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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