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投資放緩的跡象、製造業產量萎縮以及貨幣政策朝著促進增長的方向轉變，使得研究中國經濟的經濟學家們校正了他們對2012年的預測。當然預測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前景都是充滿困難的，只是在預測中國的發展前景時，問題就更加複雜了。
經濟結構疾速轉變，一些關鍵變數缺少長期的歷史數據，其他方面也根本沒有數據可循，這一切都意味著預測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更像是一門藝術而非科學，一直以來都要依靠大量的猜測。
如同PNC的資深經濟學家比爾•亞當斯（Bill Adams）所言：多數預測模式的基本假設是，未來的各種關係會與過去一樣，但是中國的情況往往不是如此。
對經濟的預測是由對潛在增長率的估算來支撐的，其不確定性就由此而起。潛在增長率是由可利用勞動力和資本存量的額度以及二者結合的有效度來決定的。
美國及歐洲主要經濟體的所有這些變數是可知的，或者是可以估算到一定的準確程度的。而在中國卻不行。等著從農村遷移到工廠的農民工的數量、資本存量的規模以及生產能力的增長幅度都是相當不確定的因素。
大家都認同的一點是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放低了，但是在勞動力和資本存量的根本問題上卻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要預測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會去到多遠或發生得多快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許多經濟學家乾脆只審視目前的增長率，並且假設在接下來10年中會逐步放低。
預測將來一年兩年的增長率基本上是在估算出潛在增長率的基礎上，計算出需求的變化將推動實際增長率比潛在增長率高多少或低多少。
為了表達他們的想法，經濟學家們把國內生產總值界定為消費、投資和淨出口的總和。
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經濟學家、目前就職於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的高路易（Louis Kuijs）解釋說，計算國內生產總值的每個組成部分的貢獻需要依據展示關鍵變數如何影響經濟行為的一系列等式。
舉例來說，要預測家庭消費，高路易會考慮工資變化、財富水平和消費決策的信心的影響，在中國，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拿出口和消費的關係來說，歐洲危機肯定會在2012年影響中國出口業，進而又影響就業、工資和家庭消費。但是影響有多大？中國不公布有意義的失業數據，工資方面的數據稍好一些。估算出口業遭受的打擊對消費的影響，既要依賴硬數據，也要依賴自身的判斷。
在投資方面，企業和政府的資本支出數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非理性的動物精神是影響商業投資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如果企業認為經濟在快速發展，他們就會掏腰包辦新工廠買新設備。如果他們認為發展放緩了，他們的投資就會降為零。
非理性的動物精神讓預測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商業投資都很困難。但是美國和歐洲有幾十年的數據顯示出各行業對經濟週期變化做出怎樣的典型性反應。中國30年來幾乎未曾中斷的增長和產業結構的急速變化意味著很難去預見其商業投資的走向。
在這種混沌之外，如果商業投資急遽下跌（像2009年那樣），政府很有可能開始行動。這種決定會有很大影響。在2009年，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令中國經濟轉危為安，但是經濟學家們通過研究中國經濟的歷史趨勢是完全不可能預見到這一點的。
在出口方面，成熟的經濟體預測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很直接的。估算貿易夥伴的需求，與競爭力的變化綜合起來，就能得到準確的結果。但是對那些還正在世界舞台上冒頭的國家（例如中國）來說，這種方法就沒那麼有效。
以2012年為例，歐洲的衰退肯定會削減中國的貿易夥伴的需求，工資的增長又有損競爭力。但是如果中國繼續在全球市場佔較大份額，將減弱需求衰減及競爭力下降的打擊。整體的影響很難預見。
相關的主要數據和各種關係有著這麼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經濟學家已經不止於單純運用模型來形成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預測，他們同時還要運用判斷和直覺，在預測中國經濟發展時，這兩者所起的作用要比預測美國和歐洲的經濟發展來得大。
那麼我們對待關於中國的預測是否應該比對待關於那些成熟經濟體的預測抱有更大程度的懷疑呢？高路易認為，答案為是，也可以說不是。他說：一方面，中國的預測數據的不確定性更大；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對於推動經濟增長有著很強烈的意願，願意通過政策的靈活性來實現目標。所以如果經濟增長率降低得很多，相信政府會拿出刺激政策使經濟增長率回升。
市場指望通過經濟學家來得到正確的增長預測，經濟學家則指望政府來幫助他們做出正確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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