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向張學良下過不抵抗命令嗎？

提要：長期以來大陸通行一種說法：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未予抵抗，是張學良「忍痛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命令，他蒙上「不抵抗將軍」罵名，是做了蔣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誤區，須要澄清。

1，蔣介石、張學良之間並非簡單的上下級關係，張學良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他與蔣的意見不同時，對蔣的命令可以不聽，防守錦州問題即是如此。

2，這一觀點主要靠一些回憶錄作依據，而許多回憶資料的說法存在種種漏洞。

3，事變前中國一方對日軍挑釁採取「力避衝突」方針，對此蔣張二人具有共識。事變前蔣氏指示對日軍挑釁採取「力避衝突」方針，對事變後張學良實行不抵抗政策不無影響，但事變前「力避衝突」與事變發生後「不抵抗」方針，二者有明顯區別。

4，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和榮臻等人的電文均證明，是張學良對東北軍下了不抵抗命令。

5，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中央處置事變的方針，並非可以簡單地歸結為不抵抗政策。國民政府對事變的處置是，訴諸國聯，並準備抵抗。四個月後就發生了「一二八」淞滬抗戰，採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針。

6，張學良晚年一再說過，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

1949年後，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中國東北軍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不抵抗」問題，大陸通行的說法是，張學良奉行蔣介石不抵抗主義方針。這種觀點遠播，影響及於海外。有的著作批評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置，國民黨政府在事變前「嚴令張學良所部東北軍不作任何抵抗」，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又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或者說：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向張學良下「不抵抗」命令，張學良「忍痛執行」蔣的「不抵抗主義」方針。或謂：「張學良只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蔣介石才是不抵抗主義的發明人」。有論者說：日本人佔領了張學良奉天的軍事大本營，張學良遵循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對日本人的進攻，他一退再退，把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人，在全國民眾的一片唾罵聲中，他又做了蔣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將軍」的臭名落在他的頭上。對東北的淪陷，「張學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若要把這一切都歸罪於他，則似乎太不公平，因為他僅僅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而這一政策的制定者卻是南京的蔣介石。事實究竟如何？本文擬就此試作澄清。

澄清之一：東北當局絕對聽從中央政府的指示命令嗎？

所謂張學良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方針，其前提為，將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後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單純地視作一般的地方與中央、下級與上級的關係，前者是絕對聽從後者的指示命令的。這未免將蔣介介與張學良之間的關係看得太簡單了。

事實上，國民政府1928年完成北伐，東北易幟後，中國只大致實現了統一。但是這種統一在相當程度上還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實質上，中央政府的號令並不能暢通無阻地行於全國，一些地方軍政勢力擁兵自重、自成體系、各行其是的情況還延續了相當一段時間。特別是有些地方的軍政集團還與國民政府中央發生戰爭，最大的一次是1930年的中原大戰。可見，北伐完成、東北易幟後國民政府統一全國，並未達到真正完全的統一。而東北當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亦為如此，甚至比其它地方表現出更明顯的獨立性。

東北易幟前，東北當局與國民政府中央雙方的代表談判了較長的時間，中央政府滿足了東北地方保持相當獨立性的一些具體條件。正如張學良所稱：「余之願與國民政府妥協者，蓋欲完成中國統一，實行分治合作，以實現東三省經濟和平政策故也。」他所要求於中央政府者，即是與中央「分治合作」。原先奉系軍事集團統治的東北三省，外加熱河省，成立東北政務委員會，統管東北四省政務。名義上，各省官員由中央政府任免，實際上東北各省人事決定權操於東北當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補行一個任免手續而已。關於在東北成立國民黨黨部，東北易幟後暫時緩行。至1931年2月26日，國民黨東北黨務指導委員會才成立，由張學良擔任東北黨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外交方面，總的說權力歸於中央政府，但東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動的情況。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張學良派代表蔡運升赴伯力與蘇聯談判，於12月22日訂立《伯力議定書》。報告國民政府後，國民政府1930年1月30日議決：《伯力協議書》已逾（中東）路案範圍，不予批准。2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伯力會議，蔡運升越權瀆職，應從嚴議處。1930年11月12日－12月4日，張學良出席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時，與蔣介石商定，東北外交完全歸中央辦理，而在內部決徵詢張學良之意見。

軍事上，原奉系軍隊由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統率。奉軍改稱東北軍，四省統一編排。中央政府不能調動其一兵一卒。東北軍擁有瀋陽兵工廠和軍事學校，裝備訓練自成一體，並有航空部隊、海軍，實力強大。東北軍內甚至自詡較中央軍「佔很大優勢」。張學良晚年回憶說：東北易幟之初，「我們奉天軍擁有30萬兵力，有海軍，還有飛機。蔣介石的軍隊不過20萬，沒有海軍和飛機。所以從數字上看，我們佔很大優勢。」東北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軍事集團。1930年中原大戰時，閻錫山、馮玉祥和蔣介石雙方都竭力拉攏張學良東北軍加入自己一方。張學良更藉勢自重，坐山觀虎鬥。實力雄厚的張學良東北軍入關，成為中原大戰中國民政府中央蔣氏與「擴大會議」派決定最後勝負的關鍵。南京國民政府6月21日以任命張為陸海空軍副司令一職相請，張遲遲不作表態。直到中央軍打下了濟南，勝敗形勢已經分明，張學良才命令東北軍入關（9月18日），進行「武裝調停」，基本上不費多大力氣，取得了華北地盤。由此可見，張學良東北軍之獨立性及其在國內軍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尋常。從此，蔣介石對張學良之倚重有加。1930年11月14日，蔣介石與張學良磋商北方善後，決定北方政局由張學良全權處理。1931年廣東與南京對立，西南方面也竭力拉攏張學良，張雖然不同於中原大戰時的騎牆態度，但亦偶作曖昧，使蔣介石更須對他倚畀。1931年5月1日，東北軍改編，原則是既與中央軍序列一致，又保持東北軍之獨立，故東北邊防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獨立旅、獨立騎兵旅。

財政經濟方面，東北亦自成體系。諸如興安屯墾，修路筑港，財經管理，東北當局自行規劃，採行舉措。東北軍政費用自收自支。因東北地域遼闊，物產豐富，東北財政經濟比較寬裕。自1922年直奉戰爭後，張作霖宣布東北獨立，東北一直截留鹽稅等國稅收入。統稅收入也獨自處理。曾任遼寧省財政局長的張振鷺證實：東北既不向中央財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濟東北財政。東北原自行發行貨幣——奉票，1929年12月張學良召開東北財經會議，決定奉票由東三省官銀號與邊業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四行聯合準備，聯合管理、發行。1930年初，成立東北金融整理委員會。東北軍取得華北的地盤後，成立河北財政特派員公署，該署將國稅收入撥付副司令行營軍需處。

至1930年11月，東北外交、交通、財政移歸中央辦理。12月6日，《大公報》記者向張學良提問：東北財政、交通是否須交中央？張學良在回答說：「不特東北，凡北方全部，胥應立於統一政府之下。惟地方當然應有管理建議之權，如東北交通委員會並不裁撤。」東北之中國鐵路原自行管理。後東北地方與中央政府商定，國有四（平）洮（南）、吉（林）長（春）、天（寶山）圖（們）三線交鐵道部，吉敦、奉海、吉會三線由東北管理，國民政府監督。聯繫關內外最重要的北寧路，東北方面反對交中央鐵道部，張學良親電中央政府，稱北寧路難於移交鐵道部管理。有關另一條鐵路大動脈的管理機構平漢鐵路局遷往漢口事，張學良與鐵道部長孫科亦意見相左。

從上述幾個方面均可看出，東北地方當局對中央政府之獨立性的程度。

當年國民政府即認為：東北「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以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國民政府對東北的統治，事實上是有名無實」。國聯調查團通過調查發現，東北當局，「凡軍事、民事、財政、外交，其與中央政府之關係，純係乎一種自願之合作，至必須嚴格服從之各項命令、訓令，不甚忍受於滿洲」。自1928年12月，東北宣布服從中央政府，「實則在滿洲之武人統治制度依然存在，與從前無異」。雖然這種說法未必很準確，但它確實反映了東北當局對中央政府相當大程度上的獨立性。蔣介石說：「事實上，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

東北地方當局對國民政府中央相當大程度的獨立性，自然決定了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非同於一般的地方長官、軍隊將領與國家政府首領、軍事統帥的關係。有的論著說，「東北王」張作霖死後，張學良子承父位，「繼承父業，成為東北王」。張學良身任東北地方軍政黨的最高職務：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國民黨東北黨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於東北地區的特殊獨立地位，即便張氏僅僅擔任這些職務，國民政府中央也是不能輕易能夠指揮得動他的。張學良以地方實權人物，又兼任一些中央職務，諸如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成員。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戰後，張學良升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1931年1月，國民政府令，在北平設立副司令行營。所有東北、華北各省（遼、吉、黑、熱、冀、察、晉、綏）軍事，均受張學良節制。1月16日國民政府通電，自本月1日起，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公文均由張學良副司令副署。[8]p537-5414月19日，副司令行營在北平成立。張學良宣布：「陸海空軍副司令部為最高機關之一。」他還向外國記者宣布：「今後發出軍事命令時，決定余與蔣介石連署宣布。」

有的著述評論說：「1931年張學良在政治生涯中處於登峰造極的時期，在國民政府中的權力居於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號地位。」確實，在諸多地方實力派人物中，當時張學良的地位之隆、權力之重，均為其它人物所不及。

很明顯，自東北易幟後，蔣介石與張學良之間表面上是上下級關係，後又增添正副手之關係，而實質上他們是各自獨立的軍政集團首領間的平行盟友關係。蔣有什麼指示，往往要與張商量，徵詢其同意。張對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時服從，有時不服從。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請張學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會議，多數情況下張藉口身體狀況、公務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間，日軍向遼西進逼，進攻錦州，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長顧維鈞多次命令或勸導張學良，不能從遼西撤兵，要對日軍的進攻進行抵抗，但張不聽，還是自行撤兵。張學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執行的。試想，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如果張學良執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卻不服從不抵抗，防守錦州問題即是如此。正因為如此，一些學者認為：張學良「作為奉系軍閥的後代，尚有相對而言的獨立性和抗禦蔣的實力及脾性」；蔣張二人形式上是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的關係，實質上卻是「平等的同盟關係」。「中央無法強迫張學良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張對東北有決策方面的許可權。

二澄清之二：能輕信回憶錄的記述嗎？

有關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抵抗」方針決策責任的判別，有些論著往往依靠某些回憶錄作為憑證。殊不知，並非所有的回憶錄都是準確可靠的。回憶錄因年代較長，回憶者記憶有誤，或有感情因素，有意褒貶，均在所難免。對於回憶資料中真偽雜陳的情況，需要認真考訂核實，不能不加查考，隨便拿來就用，否則，容易發生以訛傳訛現象。

有的論著引證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之回憶：「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南京方面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復電不准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前已分析，東北當局對中央政府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特別在軍事方面。張學良身當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只居蔣介石一人之下，而蔣氏對他也不能隨意指揮。9月18日，蔣介石離開南京，南京還有誰能對張學良發號施令呢？況且，命令這樣具體，讓東北軍「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而且「一律點交日軍」。指揮到這樣具體的程度，有任何可能嗎？一夜之間，十幾次請示，十幾次復電，有這種必要，有這種可能嗎？而從顧維鈞回憶和張學良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鈁等人的回憶，張學良是19日才致電南京報告瀋陽事變情況的。國民政府中央得知瀋陽事變的信息，是在19日，這也可從國民黨中央臨時會議的記錄和邵元衝日記等資料中得到證明。總之，郭維城的回憶漏洞很多，難以憑信。不知所謂事變發生後下令張學良不准抵抗的電文保存在哪裡？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這段回憶中存在著明顯的錯誤。且不論「九一八」當夜，張學良「十幾次電南京」請示的說法，多麼難以令人置信，只說一點即可知其不確：當天夜裡蔣介石本人根本就不在南京。蔣氏於事變發生的當天（9月18日）乘艦前往南昌督師剿共。19日晚，在南京之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臨時會議，決定「電請蔣主席回京（南京）」。

*郭維城回憶原載《東北日報》。查對原文，引據書中引文內「南京方面」，應為「而蔣介石」。報導中還寫到：郭維城將軍說：「蔣介石（命令不許抵抗的）這些電文（報），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

再如，另有一段回憶錄說：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在南京軍事法庭上辯護說：「過去國人都責怪我出賣東北。現在我要讀一封蔣委員長給我的電報，請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說著，從衣袋裡掏出個小錢包，從中拿出蔣介石的電報，宣讀，大意是：瀋陽事變，命令張學良不抵抗。這段回憶固然具體生動，甚至說到張學良「從衣袋裡掏出個小錢包」這樣的細節。但是，它絕不可靠也是很明顯的。當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庭審判記錄的檔案資料已經公布。查閱已公布的審判記錄，在張學良回答軍法會審判庭提問的辯護詞中，絕無這一內容。這次軍法會審庭審判的主題是西安事變問題，當問及：「黨員官吏向中央建議，向有一定程序，……君既有所主張，自應婉詞向中央及蔣委員長陳請採納，乃平日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議，突然出此（指兵諫），有何辯解？」張申辯：「我曾將我們意見，前後數次口頭及書面上報告過蔣委員長」，因「我們痛切的難過國土年年失卻，漢奸日日增加」，「無法表現意見於我們的國人，也無法貢獻於委員長，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領袖容納我的主張」。張表示：「中國抗日非委員長領導不可。」他指斥的是「親日者之障礙高過於抗日者之進行」。他申辯時未將矛頭指向蔣介石，而是「信崇蔣先生之偉大精誠」，要「恢復及崇高領袖之尊嚴」。這是張氏申辯的基調。張學良怎麼會拿出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電報（假如有的話），來證明自己是抗日呢？

而且，這次軍法會審庭審判長李烈鈞和審判官鹿鐘麟二人，在回憶這次對張學良的審判經過的文章中，對蔣介石均有不滿之辭，甚至指斥過：那次審判「簡直是演戲」，蔣介石對張學良，「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義，寬大為懷，可是幕後所幹的卻儘是陰險毒辣，窮凶極惡」。「組織高等軍法會審的一幕，看來好像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來講，無非是蔣介石玩弄的一套把戲。」而對張學良在受審時表現，他們二人的回憶文章中頗有讚譽，如說：「張漢卿態度光明磊落，對話直率，無所畏懼。」張「神色自若，直言不諱，侃侃而談」，「不愧為張作霖之子」。他們甚至在回憶錄裡，將張氏在申辯中以民初李烈鈞在湖口反袁與西安事變中逼蔣相比擬，面質李烈鈞本人這段情節都寫出來了。如果在審判過程中，果真有張學良將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電報拿出來宣讀，李、鹿二氏絕不會不將這一段頗有戲劇性，而且是揭露蔣介石的情節寫入他們的回憶錄中的。因此，將這些資料對照一下，我們可以判定，所謂回憶張學良在南京受軍法審判的過程中，掏出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電報宣讀的那個資料，誠不足信。

與郭維城回憶相近,還有荊有岩的回憶：事變發生後，榮臻（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打電話報告北平副司令行營。行營當即請示南京，得蔣介石指示：不能打，並已經由王正廷（外交部長）報告國聯。南京接電話者為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熊斌，電話由南京轉牯嶺。蔣一再指示不要抵抗。荊的說法，似乎彌補了郭維城說法的一個漏洞，講清楚了蔣介石「九一八」之夜不在南京。南京接電話的是軍事委員會的熊斌，由熊斌向蔣介石請示後，再向北平轉達蔣的指示。可是，荊氏回憶錄越說得這樣具體，漏洞也越多。第一，9月18日夜裡，蔣氏是否在牯嶺，就成問題。蔣氏9月18日乘軍艦從南京出發，當天夜裡能否就趕到廬山？第二，據可靠記載：「蔣介石於19日乘艦至湖口，換船，經鄱陽湖，至南昌。」蔣氏18日根本就沒有從軍艦上下來，根本不會上廬山。第三，國民政府最早也要等到19日才得知瀋陽事變的信息，然後才可能由外交部長王正廷指示中國駐國聯代表，向國聯報告日本軍隊在東北向中國進攻。怎麼可能在18日夜裡就會說出已經由王正廷報告國聯呢？這顯然是事後瞭解到王正廷指示報告國聯等情節，硬將它安到回憶「九一八」之夜的情況中去的。所以，這些回憶均與歷史事實不合，不足憑信。

有不少回憶錄的作者並非某一事件的當事人，但也對某一事件說得有聲有色。對於這些情況，引用時更要留心。有關不抵抗主義的責任問題，馮玉祥也有一段說法：「日本人佔了東北，蔣介石也沒有什麼辦法。果然在‘九·一八’這天先把遼寧的北大營佔了，接著又把遼寧省城佔了。張學良的參謀長由遼寧打電話報告張學良，問張怎麼辦。張正在戲園子看戲，才打完了嗎啡針，張回答他的參謀長說：‘日本人要佔什麼地方，隨日本人佔，我們是不抵抗主義。’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張請示過蔣介石，蔣對張學良說：‘無論日本人佔什麼地方，都隨日本人佔，我們是不抵抗主義。’蔣說：‘這話是我說的，但你不許對別人說。’當時的全國輿論，因為張學良說的不抵抗主義，大家都攻擊張學良，但張學良有苦說不出來。」馮玉祥這段說法，出自其《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這本書，是馮玉祥將軍和蔣介石在政治上分手之後，在美國口述，並由其夫人李德全筆錄而成的。」馮氏所述蔣介石對張學良的話，是張學良親自對他說的，還是他從別人那裡聽到的，不得而知。其可靠性也很難證實。馮氏與蔣介石的關係，前後反覆，至抗日戰爭勝利後到美國時，他已與蔣徹底翻臉。馮氏對蔣的言行所作論述似難憑信。從前述「不抵抗主義」一語的源起看，系出自臧式毅和榮臻致張學良電，而非首先出自蔣介石或張學良。馮氏所云，顯然不確，因此也很難以其為據。

一篇敘述杜重遠事跡的文章說：「‘九一八’事變之夜，他（指杜重遠）和一位老前輩孫季賢先生正住在天津交通旅館。據孫老先生回憶說，當時天津電話局會計主任李桂五邀他二人旁聽（北）平沉（陽）間電話，張學良正傳達蔣介石的反動命令：‘有抵抗者、開槍者，槍斃，這是蔣委員長的命令。’」天津電話局會計主任竟然邀請客人偷聽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顯然是軍事機密的電話，這一情節著實驚人，也真不可思議。張學良與瀋陽東北邊防公署間的機密電話能讓電話局偷聽嗎？偷聽電話時，是一人聽再轉告其它二人呢，還是放大電話的音量三個人同時聽呢？他們是「九一八」那天夜裡一直在偷聽北平與瀋陽間的長途電話，偶然聽到張學良下令的電話嗎？否則，當時他們怎麼知道張學良要向東北軍部下通電話下命令呢？命令中「有抵抗者、開槍者，槍斃」，話說得這樣斬釘截鐵，這樣嚴厲，對不執行不抵抗命令的將士竟這樣懲處。蔣介石能對東北軍下這樣的命令嗎？編得都有點荒唐。